1703264240
主张伊万诺夫是介绍人的说法，细究起来，都源于达林的回忆录。不过，其他几份资料也间接暗示了伊万诺夫在其间发挥的作用。《报告》就把他当作魏金斯基来华前在中国独自活动的俄国侨民之一，说他是“来自巴黎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法语社会主义报纸《北京报》的事实上的编辑”；而魏金斯基从上海发回的报告中也记述到，他通过《北京报》收到了西伯利亚方面发来的电报。[75]没有更多的资料证实伊万诺夫与魏金斯基的关系，但是，对于在中国没有任何活动基础的魏金斯基来说，“社会主义报纸”的编辑伊万诺夫给予他的援助，哪怕仅仅是通讯方面的，也肯定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伊万诺夫对魏金斯基一行的使命知道多少，不得而知；但是，他是李大钊的同事，有充分条件在魏金斯基和李大钊之间牵线搭桥。
1703264241
1703264242
与伊万诺夫相比，柏烈伟的作用似乎大得多。魏金斯基是由柏烈伟介绍给李大钊的说法，也来自上述包惠僧的回忆录。包惠僧说：
1703264243
1703264244
他们［魏金斯基一行］初到北京，人地生疏，无法开展工作。后来通过苏俄大使馆的关系，才找到北京大学俄文教授的鲍立维［柏烈伟］。鲍立维原是白俄而同情十月革命的。……他［魏金斯基］由鲍立维的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同志，还会见了一些其他与五四运动有关的人士。[76]
1703264245
1703264246
1703264247
1703264248
这段回忆并非没有问题。比如说苏俄大使馆也做了工作，而当时苏俄大使馆尚不存在。不过，从中却可以看出魏金斯基在北京的活动离不开当地俄国人的协助，特别是柏烈伟的政治支持。关于柏烈伟来华的经过和时期，有的说他是1918年下半年来华，与天津的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North China Star）有关系；[77]还有的说他在十月革命后做了共产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78]但这些说法的可信成分有多大，不得而知。从当时中国警方的材料看，他当时住在天津，每周数次到北京大学去讲授俄语。[79]
1703264249
1703264250
如果说包惠僧当时并不在北京，那么张国焘则是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中心人物；他的回忆要详细一些。他说：
1703264251
1703264252
那时在中国的俄侨也有些同情苏俄的人物，北大俄文系一位俄国籍的教员柏烈伟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李大钊先生来往颇密，常能供应一些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他［魏金斯基］以记者身份偕同旅俄华侨（具有俄共党籍）杨明斋做助手，路经北京，由柏烈伟介绍与李大钊先生接触。……首先认识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秀。[80]
1703264253
1703264254
1703264255
1703264256
在《报告》里，柏烈伟被当做和伊万诺夫一样在魏金斯基来华以前就独自活动的俄国侨民之一、“天津大学教授［原文如此］”、共产党员。魏金斯基在来华后写给上级组织的几封信中[81]，也报告说得到了柏烈伟的积极协助。不仅如此，后来北京的优林代表团等远东共和国的有关使节给魏金斯基汇寄活动资金时，柏烈伟也曾从中斡旋。[82]很明显，柏烈伟对于魏金斯基来华后的工作，绝不仅仅是一个介绍人。
1703264257
1703264258
不过，柏烈伟后来的活动情况似乎并不值得称道。曾经与他共同编撰过俄语语法书的张西曼说，他是一个“败类”，一边发放秘密入境证明给那些希望赴俄的人，一边贪污共产国际的公款；后来贪污行为暴露，被勒令回国，而他害怕受处分，就逃到美国去了。[83]当时在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的学生也回忆说，柏烈伟仗着有苏俄做靠山，行为很不检点，多次受到俄语系实际负责人伊万诺夫的斥责。[84]而优林也在1921年写信指责柏烈伟泄露机密，要求将其召回莫斯科，并给予处罚[85]，这证明柏烈伟行为不检点并非谣传。来自苏俄的活动经费管理不善并非稀罕事，同样的问题在一部分高丽共产党有关人身上也曾发生过。[86]总之，虽说是共产主义者，早期参加活动的人，其素质也是不一样的。
1703264259
1703264260
2.魏金斯基在北京的活动
1703264261
1703264262
魏金斯基在伊万诺夫、柏烈伟的协助下，与李大钊进行了接触。他们二人都谈了些什么呢？由于其后李大钊成了在北京从事中共建党工作的中心人物，所以，给人们的印象是，他们在初次接触时就商谈了如何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而实际上常常有人这样说，即“李大钊还和魏金斯基等在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多次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87]当然，二人的谈话没有留下什么记录，此类记述无非是推测而已。但是，有一种说法使这种推测看上去很有道理，因此在想像二人谈话的具体内容前，让我们先对这种说法做一探讨。这种说法就是通常所说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88]，即李大钊和陈独秀在魏金斯基来华前曾就成立共产党进行过商议。按这种说法考虑，李大钊早就考虑成立共产党，因而他和俄共代表魏金斯基之间的会谈，当然是围绕成立共产党而进行的。
1703264263
1703264264
所谓“南陈北李说”，虽涉及几个细节的说法稍有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1920年初（2月前后）陈独秀在秘密离开北京赴天津的途中（或者是在天津）与同行的李大钊商议过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党史研究部门也执此说。[89]此说主要流行在中国大陆，其意图是，强调创建中共并非由于共产国际或苏俄的指使，而是中国共产主义者自己努力的结果。也就是说，看起来是个微不足道的细节，本质上却事关中共成立是苏俄输出革命的结果，还是中国人自己进行革命运动的产物的问题。
1703264265
1703264266
“南陈北李说”的根据是几部回忆录，但是追根求源，都来自李大钊的朋友高一涵的一系列回忆。首先，1927年5月，他在李大钊追悼大会上所做的悼念演讲中这样说：
1703264267
1703264268
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李大钊］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亦因此大触政府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90]
1703264269
1703264270
1703264271
1703264272
当时登载于报纸上的这个回忆有几处与事实有出入（或者是笔录者的错误），此处稍做补充。第一章曾述陈独秀在1919年6月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逮捕，在狱中被关押至9月。出狱后，翌年1月末，他躲过监视经上海到了武汉，2月4日始在武汉停留数日，其间做了几场演讲，这就是所谓北京各报登载的演辞。不过，这次陈独秀到武汉，李大钊没有同行。陈独秀是2月9日乘火车回到北京的，当天就因擅离北京受到了警察的盘问。他感到不安全，就躲到《新青年》同人胡适和李大钊那里，不久就又逃离了北京。[91]所谓与李大钊商议建党，就是在这个时候。
1703264273
1703264274
高一涵在发表悼念演讲前后不久，还写过一篇悼念李大钊的文章。[92]这篇文章也描述了陈独秀和李大钊逃离北京的情形，他们乘坐的车辆和化装的样子也都被写得生动逼真；但奇怪的是，惟独没有提到他们商议建立共产党的事。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修改补充的回忆录[93]里，二人不是去了李大钊的老家，而是从北京直接去了天津；除此以外，其他内容与1927年的悼念文章几乎相同。不用说，文中没有提到他们曾商议建立共产党。高一涵在追悼大会上演讲时提到的二人商议建立共产党的内容，为什么在几乎同时执笔的另一篇追悼文章和其后的回忆录中都见不到呢？高一涵在追悼大会上演讲的内容，并非亲笔书写，而是报社记者笔录下来的，因此当场概括不准确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不管原因如何，结果都一样，那就是高一涵的一系列回忆成了中国“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根据。
1703264275
1703264276
如果高一涵的一系列回忆是正确的，当然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有力根据。但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说他的回忆录问题太多。这不仅因为高一涵亲手写的回忆录中没有商议建党一节。最大的理由是，高在回忆中说，他当时在北京，并协助陈独秀逃离了北京，而此点也正是高一涵回忆录值得相信的证据；但是，事实上，1920年的那个时间他正在日本，根本不可能知道陈独秀和李大钊逃离北京一事[94]，因此，对他们逃离北京的过程小说般生动逼真的描述，不客气地讲是捏造，善意的解释则完全是道听途说。
1703264277
1703264278
1927年高一涵在追悼大会上演讲时，人们都已经知道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共产党创建时的领导人，而胡适和李大钊仗义隐藏并帮助过陈独秀脱险，也是北京知识分子圈内津津乐道的美谈。因此，高一涵的回忆只可能是把有关轶事适当拼凑而成的，不能据此认定陈独秀、李大钊在魏金斯基来华前就已经商议过创建共产党。[95]而以如此没有根据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为前提推测魏金斯基和李大钊初次接触就探讨了建立共产党，也必须重新加以考察。
1703264279
1703264280
关于魏金斯基和李大钊在北京接触时的情形，追随李大钊左右的张国焘的回忆，自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703264281
1703264282
李大钊先生介绍威金斯基、杨明斋去会晤陈独秀先生，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秘密使命。因为李大钊先生和威金斯基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之间有过什么初步的商谈。大概李真的以为威金斯基是一位新闻记者。威氏与陈独秀先生在初步接触时，尚隐藏着他的真实身份。似乎也可以推知李当时的介绍信只是泛泛的。[96]
1703264283
1703264284
1703264285
1703264286
细读魏金斯基在同年6月和8月从上海发回的报告，其记述也主要以上海为主，里面有陈独秀的名字，而李大钊的名字则根本没有出现。[97]从这点来看，魏金斯基和李大钊二人在北京的会见，大概正像张国焘所说的那样，仅仅是苏俄来的记者与一个对俄国革命感兴趣的中国知识分子交换了意见而已。1920年4月魏金斯基来华时，恰逢革命性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见诸中国报端，在中国舆论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张国焘说：
1703264287
1703264288
这宣言约在1920年初才在中国报纸上发表出来。北京学生界和文化团体首先表示欢迎，在上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和各派人物也都为之兴奋，共同发表赞许的文件，我也是参加的一分子。在一般青年看来，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欺侮中国，只有苏俄是例外。[98]
1703264289
[
上一页 ]
[ :1.7032642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