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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斯基就是恰巧在这样的时期来到北京的，可以想象他作为从苏俄来访的人士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然，他向人们解释了革命俄国的现状及前途，也肯定谈到了制定和发表“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苏维埃政权，还可能涉及到了俄共以及共产国际。但因此就得出结论说，他在北京短暂停留期间，与李大钊的交流竟达到了足以就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交换意见的深度，有点太过性急。比较妥当的看法是，二人的接触，还是像张国焘说的那样，仅仅是一般交流；而魏金斯基正式开始活动，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者结成一个组织，是在他到达上海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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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魏金斯基来华的同时，斯托扬诺维奇（K.A.Stoy-anovich，一名米诺尔［Minor］）也被从北方的哈尔滨派遣到了天津。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报告》记录了此次派遣。《报告》说斯托扬诺维奇懂法语，工人出身，共产党员。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线上最大的城市，是中国城市中俄国侨民比例最高、有浓厚异国风情的城市。1917年6月，哈尔滨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秘密成立了哈尔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并在11—12月，对实际统治哈尔滨的中东铁路管理局（俄国人管理）发动了夺权斗争（不久即被镇压下去），以响应十月革命。可见哈尔滨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基础较强。[99]哈尔滨虽说是中国领土，但一半是俄国人的城市，也是布尔什维克在远东的据点之一。不清楚斯托扬诺维奇在哈尔滨从事过什么样的活动，东方民族处的《报告》称此次派遣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活动之一。大概与派遣魏金斯基一样，派遣斯托扬诺维奇也是俄共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的一系列行动之一。没有迹象表明他和魏金斯基曾在天津、北京共同活动过，但魏金斯基在上海开始活动后，斯托扬诺维奇接受魏金斯基的指令从天津到了广东，以达尔塔通讯社（the DALTANews Agency，远东共和国的通讯社）特派记者的身份开展活动，同时参与了广州的共产主义运动（后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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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金斯基的身份和活动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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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斯基一行持李大钊的介绍信到达上海的时间，估计是在1920年4月末或5月初。[100]魏金斯基的公开身份与在北京时一样是新闻记者，很可能就是远东共和国达尔塔通讯社的记者。关于这一点，魏金斯基6月写的工作报告中有些线索。他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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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遵照您的提议，把很大注意力放在报道方面，虽然我们认为需要做的事情都做了。6月1日《China Press》发表一篇关于缓冲国［远东共和国］的社论，是根据我提供给他们的材料写的。在今天的这期上，他们全文刊登了《告世界劳动人民书》。[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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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ress）是当时在上海发行的英文报纸（《大陆报》）。魏金斯基的这封信，既没写收信人，也没写日期。但从内容判断，应该是写给派他来华的俄共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的，或者就是写给威廉斯基一西比利亚科夫等人的；而信的日期则是他提供的《告世界劳动人民书》一文在《大陆报》上发表的日期。收录该信的资料集的编者在注解中说，没有发现这一天的《大陆报》，故日期不详。但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的资料中，却恰巧有当日《大陆报》的这篇文章的剪报[102]，其日期是6月9日。由于这份剪报的存在，可以确定魏金斯基的报告信也是写于6月9日。令人感兴趣的是，《大陆报》是把《告世界劳动人民书》作为“北京达尔塔通讯社上海分社”（the Shanghai branch of the Dalta News Agency of Peking）提供的消息刊登的。也就是说，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大陆报》报社认为魏金斯基是达尔塔通讯社方面的人。魏金斯基在报告信中还要求寄送一些应该对外发表的文章等，这也可以证明他当初是以记者的身份开展活动的。收集情报和报道、宣传苏俄，都是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用说，记者的身份和俄共密使的活动是密不可分的。[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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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塔是远东共和国于1920年设立的通讯社，其在中国的活动许多方面尚不清楚，但其北京分社的业务好像是在1920年6月开始的，由一个叫霍多罗夫的任北京达尔塔通讯社的主任（分社长）。[104]东方民族处的《报告》称，这个霍多罗夫原来就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做过《遥远的边疆》（Далекаяокраина）报的编辑，在魏金斯基来华前就一直是在中国独自活动的俄国侨民之一。达尔塔通讯社后来被苏俄的罗斯塔通讯社（the ROSTA News Agency，塔斯社的前身）吸收，再后来成为驻中国的苏俄机关的重要联络据点。可以说，这一切都起于魏金斯基等和霍多罗夫之间的合作。[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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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斯基在上海据以立足的苏俄机关，还有他在给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指定为通讯地址的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实际上是一个公营进出口公司），以及与达尔塔通讯社上海分社同在一座楼内的俄语报纸《上海生活》报（ШанхайскаяЖизнь，英文称Shanghai Life）。[106]其中，《上海生活》报（1919年9月创刊）最早刊登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被称为“纯粹的过激派机关报”[107]（参阅图6），其编辑之一古尔曼（M.L.Goorman）后来还从事被派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联络员与日本之间的联络任务，作为情报员积极为苏俄工作。[108]在当时的国际都市上海，包括上述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这些“鲜为人知的密使”在内，有许多布尔什维克支持者在活动，尽管他们并不一定是纯粹的布尔什维克。魏金斯基绝不是在孤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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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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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上海，俄国侨民大约有5000人，是俄国革命前的十几倍。[109]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随着布尔什维克势力的东进而逃到上海来的难民；不言而喻，其中出现了一些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人。而随着白军的败退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原在上海的旧俄国驻外机关等，逐渐地被新来的新政权官员和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侨民所接收。在不肯承认远东共和国和苏俄的北京政府[110]所在地北京，俄国侨民类似在上海那样被接收是困难的。相比之下，在上海，魏金斯基等人从事活动的条件要好得多。这些条件，加上交通方便，使魏金斯基得以以上海为基地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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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金斯基在上海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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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魏金斯基在上海活动的资料，有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派遣魏金斯基的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的报告（1920年9月），其中有一段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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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920年］5月，为领导业已展开的工作，成立了临时的集体中心机构。其驻地设在上海，取名“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Восто чноаз иатский секретариат Ⅲ Коминтерна）”。[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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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字面解释，可以说，在魏金斯基到上海后，共产国际的驻外机关马上就成立了。报告中没有出现魏金斯基的名字，但派遣魏金斯基的既然是威廉斯基，那么，至少可以说，设立这个“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无疑是以魏金斯基在上海为前提的。威廉斯基到远东，就是为了执行莫斯科的“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与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的指令[112]，看来，他是在魏金斯基到达上海后，试图通过设立“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的方式实施这一指令。尽管如此，这个“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是否经过共产国际中央正式承认，并被纳入共产国际的组织系统内，却甚可疑。如前所述，在此之后两个月，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中央还在讨论设立远东局的问题，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伊尔库茨克）最终成立，是1921年1月的事。[113]所以，在上海成立的“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很可能仅仅是为了方便而设的“临时”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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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斯基在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和达尔塔通讯社安下营盘后，在同行翻译杨明斋的帮助和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上海俄国侨民的支持下，与上海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并以上海为根据地，收集有关北京、天津、南京、广州等中国各城市以及朝鲜、日本的情报。在和上海各界人士的交流中，陈独秀当然是主要対象。陈独秀这年2月从北京来到上海后越发激迸，他把《新青年》的编辑部（实际上编辑只有他一个人）也移至上海，并以七卷六号（封底载发行日期5月1日）为“劳动节纪念号”，整册讨论工人问题。该期还集中介绍了各界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欢迎态度。当然，这一切都不是为了迎接魏金斯基来上海而为之，但是迎接他到来的条件确实已经具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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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陈独秀外，上海还有许多人士和团体有可能与魏金斯基合作。陈独秀周围就有：和《新青年》一样发行纪念劳动节特刊的《星期评论》杂志的李汉俊、戴季陶等社会主义者；在副刊《觉悟》上连篇累牍地介绍社会主义文献的《民国日报》的邵力子等国民党系人士；虽有别于国民党，但同样致力于介绍社会主义文献的研究系日报《时事新报》的张东荪等记者。而团体则有：计划联合各工人团体、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首次正式纪念劳动节的国民党系工人团体“中华工业协会”[114]；五四运动中诞生的全国学生运动的中心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上海学生联合会等等。在这些方面，上海的社会运动基础也比北京要优越得多，并且，这里也与全国各地一样，到处充满了欢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所象征的革命俄国精神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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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斯基与这些人士和团体的接触相当顺利，在他1920年6月9日从上海写给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信中报告说，“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特别是“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是中心人物，正共同进行工作。[115]在这封信中，除了他作为记者公开进行的活动外，还报告了他的真正使命即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看得出，魏金斯基在到达上海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通过与陈独秀接触，加快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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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斯基从上海发回的报告，已发现的只有6月9日和8月17日这两份，事实上，6月9日以前还有一份，但是至今尚未发现。[116]另外，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接到魏金斯基报告后于9月1日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17]，也是我们探寻魏金斯基在上海活动的文件资料。这些报告，为我们生动地再现了魏金斯基的活动场面以及组织共产主义运动的经过提供了不少新的事实，但是，有些内容却与此前长期以来被引以为据的中国人的回忆录不相符合。这种情况意味着，在中国共产主义者和指导他们的俄国人看来，党的创建过程是不同的，而这种不一致本身正是历史摆脱不掉的现象，即，本来是惟一的历史事实，却因观察者所处的立场和环境不同而有各自不同的表述。对于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成员和魏金斯基等“使者”共同创建共产党这一惟一的历史事实，看法是怎样地因人而异？为何因人而异？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探寻各地共产主义组织成立的具体过程时再加以考察，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看苏俄方面执笔报告的人是如何看待共产主义组织成立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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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魏金斯基的报告。魏金斯基在6月9日的报告[118]中说已经与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导人建立了关系，然后写道，“他们在汉口、广州、南京等地尚未设代表处，但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可以通过一些朋友即当地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而在汉口协助开展工作的，是上述把他介绍给李大钊的“柏烈伟教授”谁荐的“一位编外副教授”。[119]可见，这个时期，魏金斯基借助在华俄国侨民的帮助，在上海以外的中国其他各城市也已经开展了工作。他还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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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联合出版局（Объе диненное из дательс коебюро）”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陈独秀教授现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会议的议题以及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因此，这次会议可能在7月初举行。我们不仅要参加会议筹备工作（制订日程和决议），而且要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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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此处所述，当前的工作目标是以出版机关为中心协调各地多种多样的组织，召集会议以促进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社会主义者的团结统一，而其中心人物无疑是陈独秀。不过，设想中的核心组织即“联合出版局”具体是什么组织？其中国名称不得而知。有人解释是《新青年》杂志的发行处、上海的群益书社[120]，但似乎也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一般来讲，俄国人的报告中很少使用人名、地名、组织名称等专有名词，这份报告也如此；因此，要将报告中的名称与当时中国的名称对号入座是困难的。再者，地理观念也与现在有点不同。比如，报告中的“华北”看上去是指北京、天津一带，但实际上，在其他的报告中，却多把上海等江南地区也包括在内。也就是说，当时南方政府统治的以广东为中心的地区是“南方”，以北都看做是“北方”。总之，这个时期魏金斯基的工作对象虽然仍以上海的中国活动家为主，却已经开始向汉口、广州、南京等地扩展，并且，协调和统一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社会主义者的正式步骤即召集会议也已经提上了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