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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前引Далин，Кит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 1921—1927，стр.31；汉译见前引《中国回忆录》，第26页。在中国，类似说法首见于《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60—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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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魏金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1920年8月17日，上海）》（《文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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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前引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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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刘玉珊等编：《张太雷年谱》，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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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张西曼：《历史回忆》，济东印书社1949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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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关谦关于北京无政府党互助团集会活动及筹资赴俄调查等情致王怀庆呈（1921年2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青年运动史料》，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499页。据北京大学校方文件记载，他于1921年1月被聘为该大学俄语系讲师（前引关海庭、陈坡《关于柏烈伟和伊凡诺夫的若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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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前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8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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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魏金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年6月，上海）》（《文件一》）、《魏金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1920年8月17日，上海）》（《文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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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斯米尔诺夫为筹措在上海开展共产国际的工作筹集外汇问题向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的请求（1920年12月21日以后）》，前引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Полиmика Совеmской России：1920—1922гг.，стр.180（《苏俄的远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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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前引张西曼《历史回忆》，第5页；关山复：《关于柏烈伟和伊凡诺夫的几点情况》，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3期。据张西曼讲，柏烈伟与苏俄断绝关系后仍留在北京，在北京大学任俄语讲师，直至20世纪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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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高兴亚：《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俄语系》，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35辑，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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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优林给苏俄政府的信（1921年10月7日以后）》。这封信作为中国政府没收的过激派往来信件，转收于《高警第27941号关于过激派在远东的宣传工作（1921年10月7日）〉〉（《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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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伊尔库茨克）》（《文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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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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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虞崇胜：《“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时间和地点》，载《江汉论坛》1986年第5期；萧超然：《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载《百年潮》200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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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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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中大热烈追悼南北烈士》，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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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关于陈独秀回北京后的情况，请参阅《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186页；苏长聚：《关于〈陈独秀传〉（上）一书中几处史实的订正与商榷》，载《中共党史通讯》1991年第6期。胡适日记（1920年2月9日条）中有“因C.T.S事，未上课”的记述（《胡适日程与日记》，《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4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44页），看得出胡适在为陈独秀事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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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传略》，《中央副刊》第60号，1927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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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高一涵：《和大钊同志相处的时候》，载《工人日报》1957年4月27日；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1963年10月执笔）》，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979年等。这些回忆录后被以《回忆李大钊同志》为题，收于《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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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高一涵1920年2月13日从日本寄给胡适、陈独秀的信（前引《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第178—179页），证明当时高一涵正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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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除高一涵回忆录外，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的下述回忆（章志：《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8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也常被作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旁证”：“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同志，还有一位无政府主义同志（山西人，姓名已忘）正当那时［1920年初］由京来津。……次日晚间，李、姜［姜般若，天津的无政府主义者］、山西同志、南开胡维宪同学连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家中集会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载‘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们防患未然。他立刻搭车回京。……陈独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参加集会。”这段回忆说的好像是1920年2月陈独秀在李大钊的陪同下去天津避难。但是，不能仅凭这点就断定那时二人就成立共产党一事进行了商议。再者，所谓《益世报》刊登的报道文章也没有确认其是否真正存在，由这个十分暖昧的回忆引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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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前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87页，原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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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文件一》、《文件二》。《文件二》中有“《中国社会主义报》出版者李同志是我们上海革命局成员”的字句，资料集俄语版编者以该“李同志”不清楚是何人，而汉语版编者则认为是“李震瀛”；笔者认为是李汉俊。总之，肯定不是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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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前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83页。另外，《新青年》七卷六号（1920年5月）所收《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反映了中国各团体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狂热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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