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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没有明确根据的情况下就把“七一”定为建党纪念日[96]，所以中共“一大”的会期，很早以来就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对此，最早进行实证研究的，是邓文光自20世纪60—7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文。[97]邓氏的研究，由于其后又有许多资料被发掘和利用，所以，从现在已经达到的研究水平看，确实存在明显的错误。[98]但是，在当时，连利用为数不多的回忆录都需要从甄别作者真伪做起，资料极端匮乏，能达到如此水准，已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现在，邓氏的研究在中国以外地区偶尔被引用，而在中国，以实证方法阐明中共“一大”的功劳，基本上都被归于邵维正80年代初进行的研究[99]，邓氏的贡献却完全被忽视。毫无疑问，邵氏的研究对弄清中共“一大”的事实发挥了重要作用，邓氏的研究在中国之被忽视这件事本身，也许就是中国国内和国外缺乏中共“一大”研究方面交流的证明。总之，邓氏的研究工作应该得到相应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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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中共“一大”的会期时，现时最可靠的资料还是俄文《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这件资料在记载了大会召集过程之后，就大会本身的过程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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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抵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主席张［国焘］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会议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及其总情况的报告。这用了两天时间。……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指出斯内夫利特［马林］同志和尼科尔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根据尼科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他们［远东书记处］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根据斯内夫利特同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用了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这个期间没有开会。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使我们不能再继续开会。这个侦探的到来，没有使党受到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之后，很快警察就突然前来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去。我们在那里研究了委员会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经过激烈讨论后，通过了委员会的提案］委托党中央局起草党章。选举三位同志组成书记处，并选出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代表大会在闭幕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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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回忆录都证实，侦探和警察闯入后，为了讨论剩下的议程而去的“附近一个小城市”就是浙江省嘉兴。为躲避劫难，最后一天的会议，是在距上海约100公里——决车需两小时——的嘉兴风景优美的南湖的船上进行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份报告，把大会过程整理成如下的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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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101]开幕。第一次会议，制定议事日程并听取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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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第二次会议，听取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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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26日休会。起草委员会制定“章程”和“实际工作计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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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第三次会议，讨论“章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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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第四次会议，讨论“章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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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第五次会议，讨论“章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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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夜第六次会议。因侦探闯入和租界警察搜查而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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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继续开会（嘉兴南湖船上），讨论和通过草案，选举执行机关，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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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这个报告看，闭幕日期无法确定，但是23日会议开始至30日的日程，基本无误。这段时间的日程，在会议参加者之一陈公博于大会结束后不久写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102]中也可以得到证实。这篇文章记录了陈公博7月22日到31日这十天在上海的经历，其中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记载完全一致的地方，是不少大会参加者的回忆录都谈到的侦探闯入和其后武装警察前来搜查的那天夜里的情形。就这件事，陈公博写得既含糊又夸张，然后说，“于是我们［陈公博及其新婚妻子］翌日便乘车游杭”。但是，在另外一处却说，去杭州是“31日夜”。这与法租界警察的搜查发生在31日的前一天的夜里，或者按《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记载，召开第六次会议的日期是30日，完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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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说，他之所以去杭州，除了前一天夜里租界警察搜查了李汉俊私宅外，另一个原因是，他租住的大东旅社的隔壁房间里31日凌晨发生了凶杀案（孔阿琴被杀事件）。经查当时报纸的报道，这件凶杀案确实发生在7月31日凌晨。[103]也就是说，陈公博30日夜里的经历太不平凡：租界警察搜查大会会场使他惊魂未定，凌晨就又碰上了隔壁房间里发生凶杀案。由于他的这一难忘经历，并且由于他把它记录了下来，使我们得以确认租界警察搜查中共“一大”会场是发生在7月30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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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问题是大会最后一天即嘉兴的“南湖会议”的日期。“南湖会议”在因租界警察搜查而中断的7月30日的会议（第六次会议）之后不久，这一点是清楚的。但是，有一份史料却使问题复杂起来，那就是驻赤塔的赤色工会国际全权代表斯穆尔基斯（Smurgis）同年10月13日写的一封信。[104]这封信在谈到中共“一大”的召开时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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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大概已经知道，自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会议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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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封信所说，大会的最后一天是8月5日。如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所述，斯穆尔基斯是赤塔的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局的负责人，福罗姆别尔戈1921年1月赴上海就是受他所派，出席中共“一大”的尼科尔斯基同时兼任国际工会联合会（在这封信的时间是赤色工会国际）远东局代表，按常识讲，斯穆尔基斯的这封信应当是基于来自中国的报告写成的。在7月30日因租界警察搜查被迫中止的大会，竟然五天后才又重新开会，这显然不自然；不过，由于这封信是谈到大会闭幕日期的惟一文字材料，因而有些学者就此认为大会是“8月5日闭幕”的。就这样，关于大会闭幕日期，现在仍然是“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几种见解并存。[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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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种见解，除了主张“8月5日”的见解有斯穆尔基斯的信作根据以外，都是对存在某种形式的矛盾的几种回忆录加以解释而得来的。但是，大会参加者的名字姑且不论，利用回忆录来确定特别不容易记忆的日期，前提就很难成立；更不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回忆录，还受到以“七一”为建党纪念日这一“定论”的干扰，而这个“定论”出现以前的回忆录也存在着“南湖会议”在租界警察搜查的次日和第三天召开这两种主张[106]，因此，根据回忆录来确定某一具体日期本来就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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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撇开自相矛盾的回忆录，另外寻找线索，那么8月1日傍晚袭击嘉兴的暴风可能成为推定闭幕日期的根据。8月3日《申报》的《地方通信》称这场暴风是“巨灾”：“本月一日午后五时许”，嘉兴突然阴云遮日，狂风大作，房舍多有损坏，“最惨者，南湖中之避暑游船……被风吹覆者四五艘……而溺毙者竟有三人”。也就是说，就在中共“一大”的代表们举行最后一天会议的南湖，在8月1日这天发生了这场惨祸。4日的《申报》还继续报道说，受暴风袭击的嘉兴车站和电话线的抢修作业一直持续到2日夜。假如会议果真在8月1日或2日在嘉兴南湖举行，那么应该有某位代表记得并谈到这次灾害，但是，有人记得南湖会议持续到晚上，却没有任何人谈及这场暴风灾害。这意味着，南湖会议并不是8月1日或2日召开的。[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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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租界警察搜查这一意外事态，有必要尽快结束大会；因此最自然的推断应该是这样的，即30日夜警察搜查之后，第二天（即31日）会场移至嘉兴南湖，在那里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斯穆尔基斯信中8月5日闭幕一段话，按照《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中的“根据尼科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他们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一节解释，电告了伊尔库茨克的，应该是租界警察搜查以前决定的日程（按此解释，中共“一大”原定8月5日闭幕），而赤塔的斯穆尔基斯接到经由伊尔库茨克转来的报告，就以为大会已经按7月23日至8月5日的预定日程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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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一大”的代表及闭幕日期，有待探讨的地方还很多，细究起来没有止境。不过，那种过于细微的探讨最多也只不过说明“一大”在解放后中共党史研究上的特殊地位，而创建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形象却不可能因此而改变。因此，这里不再作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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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会会场被搜查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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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最大的突发事件是7月30日夜法租界警察对会场（李汉俊私宅）的捜查，这个事件也影响到对大会日程的推定。幸好没有人被逮捕，但是中共因此被迫改变了大会会场和日程，发生了不小的混乱。这次搜查对代表们也是一次非常意外的大事，包括马林在内，几乎所有的大会参加者都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件事。秘密召开的大会，何以会遭到警方搜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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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然能够想到，马林到上海后，他的行动就受到了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以及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的监视。在从莫斯科到中国的路上，这一年的4月在维也纳被捕以后，马林的中国之行显然已经受到怀疑。到上海后，警方也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这从各国警方屡屡相互通报他的住处等情报和部分往来信件也看得出来。[108]马林对此有所察觉，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通过别人收发信件和电报等；然而却无法完全隐匿他个人的行动。现在还没发现有关马林在中共“一大”期间行动的警方资料，但是，马林在会议期间被盯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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