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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与李汉俊这位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展开激烈争论的刘仁静，在代表北京地区参加大会时年仅十九岁，是年龄最小的代表；但是，由于他涉猎过不少马克思主义文献，故被大家送了个“小马克思”[119]的外号。他在谈到自己被选为中共“一大”代表时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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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仔细回想起来，我能被选为党的“一大”代表，除了一些偶然性的原因……外，毕竟还需要我也具有一定条件。我年纪比人小，组织能力比人差，特点只在我比较注意钻理论。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称我为“书呆子”，说我逢人就滔滔不绝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当时的面貌。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人们常常把能高谈马克思主义当水平高的标志。既然那时我除了会引证或复述马列的话外别无所长，而我又恰恰被选为“一大”代表，这个事实就突出说明当时党内认识水平，同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研究水平由此也可见一斑。[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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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大会参加者之一的包惠僧亦说，当时“我们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121]共产党建党时的这种理论状况，使刘仁静发言的水平显得出类抜萃。把刚刚从书上读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样不变地在党的大会上宣讲，这确实有点“教条”；不过，值得深思的是，共产党成立时的一般知识状况，不外乎是否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概念，即“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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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静如何在大会以前就知道那些他“逢人就滔滔不绝地宣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的呢？就这个问题，他也留下了回忆录。他说，他恰好读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注意到其中说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把这话照搬到大会发言中去了。[122]在大会以前，《哥达纲领批判》只有人部分引用，尚未正式介绍到中国来，大部分代表不知道《哥达纲领批判》为何物；而刘仁静竟能据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根据，“滔滔不绝地宣传”，因此，要说他进一步主张共产党员必须与其他政党断绝一切关系，并使其在党纲中有所反映，是丝毫不值得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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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中共“一大”的文件，确实是代表们基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经过讨论而产生的。但是，刘仁静等大会代表的回忆录中，忽视了、或者说错误地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曾参与大会文件起草的张国焘说，“我们［起草文件时］又找不到各国共产党的党纲、党章等做参考。因此，一般说来，大会的工作多半是由我们自己在摸索进行”。[123]张国焘想证实大会文件是代表们独自拟订的，但是，很明显，大会通过的这些文件是有蓝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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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章程”的蓝本是前一年12月在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第2期）上翻译发表的《美国共产党党纲》。[124]比较两者可以清楚地发现，虽然有几处按照中国的情况做了修正，但是，关于入党条件和组织规定，无论是形式还是用语，基本上是模仿了《美国共产党党纲》。例如，在中共“一大”上引起激烈争论的关于做官的规定，美国共产党的党纲中也看得到同样的规定（第二条第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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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决议”，也分明参考了刊登在上述同一期《共产党》月刊上的《美国共产党宣言》。[125]比如，在中共“一大”上，围绕断绝与其他政党关系的问题，与做官问题一样引起了激烈争论；《美国共产党宣言》中也有类似的明确规定：“在任何情形下面，美国共产党决保持那不调和的阶级战争，并且否认与不信任革命的阶级战争底团体或党派共同做事，例如劳工党、社会党……”中共既然在大会之前就已经得到了这些美国共产党的文件，并且还进行了翻译，那么，他们在自己开大会时援用这些文件是自然的事。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参考手头的美国共产党的章程和纲领起草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章程和决议，提交大会讨论；其中有关做官和与其他政党断绝关系的规定尽管受到了部分代表的反对，但是，大会文件还是基本上照原案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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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言之，当时，中共也还得到了关于英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召开经过的报告[126]，这也可能被用于召开大会的参考。共产党的大会是或者应该是怎样的？对此，中国的共产党员们无法有一个明确概念，因此就模仿欧美共产党的先例来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这种模仿其实一点也不特殊，因为1921年4月所谓“日本共产党暂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日本共产党章程》（据信为山川均起草）[127]，也和中共“一大”的“章程”一样参考了英国共产党的章程。[128]亚洲的共产党人对“共产党”这一特殊政党没有具体的概念，他们在描绘党的构造和前景时，只有较早建党的欧美共产党的文件可作参考。进一步讲，既然中国共产党人设想中的共产主义运动本来就是全球性的运动，那么，中国共产党在首次起草“章程”和“决议”时与欧美的共产党统一步调，根本谈不上是模仿，而无疑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共的成立与其早期活动，毫无疑问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亚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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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中共“一大”制定的“章程”和“决议”谋求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带有浓厚的激进色彩的理由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到后匆忙决定召开大会的中国共产党方面，只好参考、模仿他们得到的欧美共产党的文件，准备了大会文件草案，也就是那些按中国国情来看相当激进的文件。而这些文件，对于视共产主义运动为全世界共同运动的早期中共党员来说，不仅不是“激进纲领”，肯定也没有感到任何不合适。由于租界当局搜查这一突发事件，使大会不得不临时改变会址，并匆忙宣告闭幕（马林和尼科尔斯基都没有出席在南湖召开的最后一天的会议）。这恐怕也是大会文件未能反映出马林的意向和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决议所规定方针的理由之一。[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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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意外事件的发生而提前闭幕，致使部分议题未能审议；但是，尽管如此，大会在共产国际代表列席之下得以召开，使中国共产党曲折的建党历程告一段落。从苏俄方面部分人来看，如上述斯穆尔基斯所言，也许是“自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会议”，但是，过多的议论其理论水平没有多少意义。因为，允许中共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正是他们这些布尔什维克自己。如果说斯穆尔基斯称中共党员为“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表达了什么的话，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即暗示了他们这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言论流露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优越感，同“知识与指导”这一共产主义政党特有的属性结合在一起，将在其后的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共的联系中建立起一种“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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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三节 年轻的党员们——早期党员施存统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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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孝”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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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年轻的党。这不止是说中国共产党由酝酿到成立的时间短，更主要是指她是由包括学生在内的青年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举一个数字讲，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党员，其平均年龄只有不到28岁，加上没有参加大会的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巨头，也只有29岁。也就是说，早期参加创建中共的许多党员，是生于19世纪90年代以后，在辛亥革命前后度过了善感的青少年时期，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各地领导社会运动中崭露头角的。那么，这些在五四时期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从而转变成共产主义者的青年们，其精神世界是如何变化的呢？当然，他们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契机和道路各不相同，选择一个特定人物作他们的代表是困难的。但是，如果要举出一个代表人物的话，从草创时期就是党员的施存统是最合适的。他在清末、民国时期就读于新制学校，接受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反孔教运动和杭州的学生运动中站在前列，经过吸收新思潮和对社会改造的各种各样的摸索之后，在参与创建中共的过程中，逐渐由无政府主义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可见，某种程度上，他的经历对当时的年轻党员来讲是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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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书屡次谈到的那样，施存统是作为中共创建时期的中心党员和理论家而在史书上留下名字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他参加中间党派的民主运动，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中立；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期，则以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就任劳动部副部长而为人所知。但是，尽管他是创建中共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却只是配角。这主要是因为他后来的脱党问题，即1927年自己主动在报纸上发表声明[130]抛弃了共产党的缘故。不过，他脱党的这段经历[131]，丝毫不影响他在中共创建时期的足迹，以及他代表了当时年轻党员这一事实。而本书重视施存统的另一个理由，是有关他的宝贵资料至今尚有保存。亦即，在有关中共创建的过程和当时党员活动的原始资料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却存在日本警察对时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进行监视所留下的资料[132]，和施存统在警视厅的口供、在东京地方法院的证词等。所以，即使从考证史实的角度来讲，施存统的存在也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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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施存统在谈到自己的经历时是相当雄辩的，尤其是他1920年在日本留学时发表的自传《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133]，在同时期青年写的自我分析中也是最出色的。我们先据此看看他赴日留学前的经历。[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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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后改名复亮，化名方国昌，笔名光亮、亮、文亮、伏量、CT等）1899年生于浙江省金华县（现金华市）叶村，父施长春，母徐氏，存统是长子。父施长春有田五亩，也租地耕种，农闲时运送稻米，是个兼业农户。母徐氏出身于书香门第，识字。施存统一边帮父亲做农活，十岁上了私塾，十二岁上了初等小学堂。在学堂里，老师反复要求“做伴同睡”，上课不用教科书，而用《论语》、《孟子》。总之，施存统接受的是早期特有的那种学校教育。后来，经过一番曲折，得到伯父资助学费，于1917年进了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浙江一师”）。立志做一个儒教信徒，并且特别仰慕孔子的弟子子路（仲由）——这也是他以“子由”为号的原因——的施存统，既是一个梦想“升官发财”的学业优秀的学生，同时也是一个热衷赌博的浪荡公子。而使他的人生观发生巨大变化的，也正是浙江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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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浙江一师，不仅是浙江省的最高学府，而且在校长经亨颐“与世俱进”的方针之下，因厉行革新学校管理而有名。尤其是国文科，在所谓“四大金刚”即刘大白、陈望道、夏道尊、李次九等革新教员的影响下，废除文言，教授口语，很早就把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带进了教室，因而被浙江省教育厅斥为“学无本原，一知半解……不免有思想中毒之弊。长此以往，势必使全校学生坠入魔障”。[135]而学生们如施存统等却对此感到清新和共鸣，非常欢迎，学校的景象宛如新文化运动实验场。施存统与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等结成挚友或同志，也是在浙江一师就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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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北京发生五四学生运动，施存统马上举双手欢迎。五四时期他在杭州的活动，比如，为了经销《新青年》、《星期评论》等刊物而设立“书报贩卖部”等，还是值得介绍的，但为了避免琐碎，此处省略。浙江一师时期的施存统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是使浙江一师学生施存统名扬全国的“非孝”事件。[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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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孝”事件是因杭州的进步学生刊物《浙江新潮》第2号（1919年11月）刊登施存统痛骂孝道的文章《非孝》而发生的笔祸，是五四时期发扬反儒教精神的最大事件之一。遺憾的是，该期《浙江新潮》在中国也没有保存下来，不能参照原文。不过，施存统自己在第二年写的《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叙述了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可以知其梗概。文章说，使他写《非孝》的“事实的刺激”是使疾病缠身的母亲陷于悲惨境地的家庭，特别是父亲的狠毒行为。让我们通过其中一段，来看他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发表《非孝》时所抱有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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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种环境，绝对没有做孝子的方法。……我要救社会，我要救社会上和我母一样遭遇的人！我母已无可救，我不能不救将成为我母这样的人！……人类是应当自由的，应当平等的，应当博爱的，应当互助的；“孝”的道徳与此不合，所以我们应当反对“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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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被说成“已无可救”的“我母”，就是当时在家乡患神经性疾病而人事不省的母亲，所谓“这种环境”，即指认定母亲是不治之症，要把治病的钱用来送葬的父亲的冷酷行径。而被强迫向这样的父亲尽“孝”即屈从的施存统，通过阅读《进化》、《民声》、《实社自由录》、《近世科学与无政府主义》这些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书籍得到“思想的启发”，百感交集之下写下了《非孝》。孔教最大的德行当然是“孝”，而正面以此为“非”，这在当时对孔教的批判日趋高涨的思想状况之下，也是破天荒的尝试。他对自己由孔教的信奉者转变为孔教的反叛者的过程曾经做了这样的回顾，即入浙江一师的那年（1917年）他在《新青年》读到陈独秀的反孔教论时，曾唾弃陈为“一个刻薄文人”；但是，不久后再次读这篇文章时，成了《新青年》的“半信徒”，到了1919年下半年就“全体都赞同”了。可见，他是受《新青年》哺育而成长起来的时代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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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下半年发表《非孝》时的施存统，既是一个反孔教之徒，同时精神方面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政府主义者。现在，我们没有必要絮说他在理论上成熟与否。事实上，当有人善意地批评《非孝》“可惜没有锻炼成熟”时，他申诉道，《非孝》的价值就在于“反抗精神”这四个字，那种批评是次要的，是不理解他的目的和动机。我们只要能够从中窥到五四青年特有的、把彻底否认存在于身边的旧道德直接和全社会的改造相联系的激进情绪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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