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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里面，他还毫不掩饰自己的隐秘，坦白了自己是如何断然戒掉手淫这一青年的“自杀行为”的，对于自己在浙江一师学习的两年半中，坚决拒绝一般学生习以为常的赌博和作弊，从未坐过人力车，不抽畑，不喝酒，从心底感到自豪。现在的他，已经是要求自己全面实践提高品行、肉体禁欲和社会改造的五四青年的一员，无论是信条，还是生活习惯，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而在这前后，武汉的恽代英，长沙的毛泽东也正循着同样的思路开始迈出改造社会的第一步，暂不说他们是否如施存统那样把“改造社会”的梦想天真地寄托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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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潮》刊登的施存统的《非孝》引起了巨大反响（其中大部分是对他的诽谤）。据他自己说，不仅他自己被称为“妖怪”，连同在杭州读书的表妹也被“冷嘲热骂”为“禽兽底表妹”。而对于早就不高兴经亨颐以及浙江一师的教育方针的浙江省当局来说，《非孝》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攻击材料，校内校外到处声讨《非孝》为大逆不道自不待言，新旧两派围绕着纵容“煽惑”的经亨颐的去留问题发生对立，第二年又发生集体殴斗，警察封锁学校，终于发展成所谓“浙江一师风潮”。[138]12月2日，北京政府下令禁售《浙江新潮》[139]，致使该杂志仅发行至第三号就不得不停刊。在杭州无处存身的施存统，遂于1920年1月1日和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一起去了北京。[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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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施存统等去北京，并非单单为了出去躲避风头，而是为了实践他们“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而采取的积极行动。北京有施存统十分景仰的陈独秀——陈曾就《非孝》草成一文，赞赏道，“《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非孝》……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141]这时陈独秀等发起的北京工读互助团正待呱呱落地，施存统等去北京的目的，正是为了投身于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理想、以图迈出改造社会第一步的工读互助团运动。据说，被《新青年》、《星期评论》这些青年们喜爱的刊物称为浙江《非孝》事件的骁将的他们参加互助团，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注目。到北京之后，他们终于见到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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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摸索中国改造之路——北京工读互助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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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于1月10日兴奋地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共同生活[142]，一边做一些小规模的手工劳动，一边在大学听课。但是，与团员们的理想相反，本应是新社会雏形的北京工读互助团，一开始就因团员之间的摩擦而陷于停顿，再加上没有经济支撑，两个月左右就解散了。团员间产生感情龃龉的最初原因是团员们围绕中途加入第一组的易群先（国会议员易宗夔之女）发生的恋爱纠纷[143]；被指为一方当事人的施存统大失所望。3月23日，北京工读互助团最后决定解散。[144]陈独秀此时已经迁离北京，互助团的发起人李大钊、胡适等担心团员们的去向，在解散之前考虑为他们在北京大学介绍印刷厂排字工，或图书馆管理员之类的工作。但是，施存统和他的无政府主义同志兼刎颈之交俞秀松决定拒绝他们的斡旋，离开北京。[145]施存统和俞秀松处理完团的善后，就像为了追随陈独秀似的，于3月26日去了上海，翌日抵达上海。[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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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赴上海时，他们开始准备到福建省漳州去，投靠被称为“社会主义将军”的陈炯明。当时，秉承刘师复思想的梁冰弦等无政府主义者正集聚在陈炳明那里，要在陈的庇护下实行无政府主义政策。到上海的当天，他们就栖身于星期评论社。他们没想到，在那里的际遇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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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等在上海先去投靠星期评论社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那里有“浙江二沈”，即沈玄庐[147]和沈仲九。沈玄庐与戴季陶一样对浙江一师的革新教育表示共鸣，曾在《星期评论》杂志上表示支持“非孝”；而沈仲九则是施存统在杭州陷于四面楚歌境地时极少数理解者之一（《非孝》事件时，任浙江省教育厅的《教育潮》杂志主编[148])。顺言之，这时的星期评论社，宛如浙江一师革新派的避风港，被逐出杭州的“四大金刚”中的陈望道和刘大白也存身于此。除他们以外，戴季陶（《星期评论》主编）、李汉俊、邵力子等也时常进出星期评论社，更是那些慕《星期评论》之名不断从家里逃来的青年男女们获得解放的场所。[149]俞秀松刚到上海时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这里的同志，男女大小十四人，主张都极彻底，我实在还算不得什么。但是和爱快乐天真的空气，充满我底四周，真觉得做人底生趣”。[150]这也应该是施存统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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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星期评论社，施存统表示想投靠陈炯明，沈玄庐和戴季陶听后回答说：“投身军队，不如投身工场要紧。”说来也巧，在他们到上海以前，正好在北京工读互助团决定解散的那天，戴季陶曾写下《我对于工读互助团的一考察》[151]一文，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探讨了工读互助团运动的局限，疾呼“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他面对施存统和俞秀松很可能再次谈了自己的看法，二人接受规劝，没有去漳州，决意选择走资本主义社会象征的工厂工人的道路，并暂时栖身于星期评论社。为他们四处奔走寻找合适工厂的就是给他们以建议的戴季陶。[152]就这样，俞秀松在4月成了虹口的厚生铁厂的工人。[153]而施存统则于4月份撰写《“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154]一文，从他自己的角度对工读互助团运动进行总结，对戴季陶“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的话表示全面赞同。不过，这时他正好患了肺病，不得不暂缓进入工厂。据他自己说，直到6月出发到日本之前，他都在星期评论社做“见习事务员”。[155]与此同时，他参加了陈独秀、李汉俊等从事的创建共产党的活动，这一点，前文已多次提到。他在亲眼见证了共产党的前身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时暂时称“社会共产党”）成立之后，在戴季陶和宫崎滔天、宫崎龙介父子的帮助下，于1920年6月赴日本留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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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留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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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在上海时受其影响最大的，是当时在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与李汉俊齐名的戴季陶，劝施存统去日本留学的也是他。当时，正赶上施存统暂时存身的《星期评论》于1920年6月停刊，社员们都在考虑以后的出路。星期评论社解散后，原来聚集在法租界白尔路（Rue Eugene Bard）三益里的办公楼的同人们一个一个地离去了。他们之中，除了施存统以外，考虑出洋、留学的也不少。[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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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十分倾倒戴季陶，施存统自己也坦白承认，与诸多同人相比，自己“近来的思想，差不多处处都受他的影响”。[157]戴季陶自然也喜欢施存统，并为他的前途费心。戴季陶高度评价堺利彦、山川均等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158]，又非常喜爱高知、青森、京都等地的自然环境[159]，就劝施存统去日本留学兼治肺病。当然，日本有他多年的同志宫崎滔天和其子宫崎龙介，斡旋留学也方便；宫崎龙介前一年秋天来中国时，还亲自拜访了戴季陶。[160]就这样，戴季陶就拜托宫崎龙介帮助施存统留学。6月19日，朋友们把施存统送上了船[161]（第二天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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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出现在照顾他留学的宫崎父子（当时住在东京府北丰岛郡高田村3626番地）的面前，是6月26日。宫崎龙介当天写的信[162]中提到的“从支那来的患肺病的朋友”即指施存统。施存统在日本没有别人可以依靠，大概到日本后马上就去拜访了宫崎家。宫崎龙介的信中还提到，当天，施存统就在宫崎龙介的陪同下去了医院，可见他的肺病相当严重。当时的宫崎龙介，作为宫崎滔天的长子，又是东京帝国大学新人会的发起人之一而为人知；虽然那年3月因纠纷而被新人会除名[163]，但依然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仍然参与《解放》杂志的编辑工作，5月，北京大学学生访日团来访时，他也为之奔走。[164]这时，宫崎被委托管理清末革命家黄兴曾经拥有的邸宅，还将其作为新人会会员共同活动的场所[165]（龙介离开新人会后里面也住着不少人）。在租定住处以前，施存统大概就暂时住在那里。7月，他从宫崎家搬到不远的高田村1556番地的三崎馆。[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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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决定在日本学习经济学[167]；但是，为此必须先掌握日语。来留学之前，日语能力极强的戴季陶对他说，日语“用功两年，大概可以自由一点；若要真正自由，总非三四年不行”。[168]他在目白的东京同文书院登记了学籍（1921年春退学）[169]，最初的三四个月专心学习日语。[170]他的日语会话能力到最后似乎也只是“还须努力学习”[171]的水平，但是，经过刻苦学习，阅读方面长进很快，当年年底，已经可以向《民国日报》投寄长篇译稿，因而被人称赞说“存统学了半年日语已经可以译书了”。[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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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施存统，在上海受戴季陶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似乎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173]但是，他刚到日本留学时的思想立场，则是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混合物（对他而言几乎没有什么不自然），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话虽如此，但是我对于他［戴季陶］所抱的主义，却还没有绝对信仰，就是我一向所相信的‘安那其’主义，也只承认他是一个合理的理想”。[174]他在上海期间，以及初到日本时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保持着联系[175]，证明了这一点。可是，没想到，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接触，使日本警察的监视网察觉了他的存在和行动。警视厅开始警惕施存统，始于景梅九等当时在上海发行的无政府主义刊物《自由》第1期（19如年I2月）上登出的“东京府高田村一五五六、三崎馆存统”的日本通信地址，第二年一月，担任防范“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在中日两国间暗中活动的警视厅外事科查明了施存统“出入宫崎滔天家，并购阅支那报纸杂志”，也已经发现他就是“极端地排斥儒教否认忠孝”的《非孝》的作者。[176]这之后，直到回国，他的行动受到了日本警察的严密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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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发表《非孝》一事，使施存统在中国声名远播，除了上述《自由》杂志以外，1月14日他还收到了安徽省芜湖第五中学学生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安社”的宗旨书，要求他介绍无政府主义书籍。[177]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对待这些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但在1月，他告诫那些责备马克思主义不彻底和布尔什维克专政的无政府主义者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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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组织，自由联络”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自然是我们要达到的理想，然而我们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总没有可以看到从现社会一步跳到那个理想的理由，这其间当然要有一种过渡机关。[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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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测，这时的施存统对“安社”提出的“无政府主义真理”不会举双手赞同。关于施存统自己对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留待后叙；事实是，在对待无政府主义比对待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加戒备的警方的报告中，也没有记录他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发生关系。而4月以后出现在警方报告中的施存统，已经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一边与陈独秀、李达等“上海共产党”互相联络、一边与正在筹备成立“日本共产党”的堺利彦、高津正道等日本社会主义者接触的“要注意支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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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21年4月23日警方报告[179]记载，施存统近来“与我国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弥等交通，翻译彼等著述宣传该主义之杂志及其他印刷品等，向支那内地人介绍”。所谓“翻译彼等著述……向支那内地人介绍”，大概指施存统翻译并时常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的山川均等的文章（后述）。这份报告还指出，施存统“有同上海该主义者鹤某与我国社会主义者共谋近期于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商议该主义之宣传方法之疑。据上述鹤近来寄予该人信件观之，现正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准备发行秘密出版物，并有商定寄送该出版物之事实”。“鹤某”就是当时上海的共产党负责人李达。也就是说，这时的施存统似乎已经成为沟通中日两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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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施存统同年末在警视厅所作的口供[180]，他初次与堺利彦面谈是在1920年12月，目的是为了转递上海的李达给堺利彦的信件（为翻译而询问文章的空字），那是经过谢晋青[181]介绍，和朝鲜人权某（大概是权熙国[182]）一同去的；第二次是2月份，是应上海李汉俊之请，购买堺翻译的《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183]两次往访都是为了联系社会主义书籍的事，大概就是这种斡旋被日本警方当成了“现正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准备发行秘密出版物，并有商定寄送该出版物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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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施存统接触的高津正道，当时（1921年6月）正在写一篇介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支那的布尔什维克运动》。[184]这篇文章非常具体地列举了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信奉者”的真实姓名（陈独秀、李大钊、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机关刊物（《共产党》）、活动内容（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工人夜校）、地方组织所在地等等。高津正道在这篇文章之前发表的《支那的无政府主义运动》[185]中写道：“本文曾得到C.T（施存统笔名）君指教，深表感谢。”由此观之，《支那的布尔什维克运动》也肯定是基于施存统提供的情况写成的。施存统本人在警视厅也承认曾经与高津见过几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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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施存统到日本留学之后成了中日两国之间共产主义运动的信息中转站。而他在日本留学的时期，正是中国方面正式开始建党活动的时期，施存统和周佛海（当时在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学习）二人也与陈独秀等保持联系，在日本从事建党活动。这就是所谓的中共“日本小组”。4月下旬，周佛海从鹿儿岛给施存统来了两封信（邮戳日期分别是4月19日、4月28日），传达了广州陈独秀来信的意思。4月19日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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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接独秀来信说：与上海、湖北、北京各处的同志协商，命你我二人作为驻日代表，联络日本同志。日人中很少知道我们有此团体［共产党］，我等应竭尽全力。但我有两个困难：一、我明年将离开鹿儿岛。这一年间，居住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什么事也未能干。二、我大学志愿在京都，但和日人联络仍然不便。我有以上两个困难，拥有代表虚名，实在惭傀。此意请转告独秀。你居东京，极为方便。[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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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封信看，由“驻日代表”即施存统和周佛海组成的所谓中共“日本小组”，是陈独秀建议在4月下旬成立的。信中写得很清楚，所谓“日本小组”的目的，是“联络日本同志”，实际负责的不是在鹿儿岛的周佛海，而是东京的施存统。从这个意义看，上述施存统与堺、高津等的接触，正是“联络日本同志”，使其了解他们“团体”存在的任务的一环。附帯地说，解放后他在有关“日本小组”活动的回忆录中说，这个组织后来发展到彭湃（当时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杨嗣震、林孔昭等十几人，开过两三次会。[187]遗憾的是，关于“日本小组”的活动情况，日本警方的报告中找不到相关记录。[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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