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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警方掌握了施存统等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相呼应，对日本“同志”展开活动的动向，当然就更加警惕施存统。他在5月8日写给上海邵力子的信（这封信也被警方检查过）中可以看到“我近来每天都遭到日本警察骚扰，真可恶”[189]的字句，反映出他被严密监视的状况。6月17日，警视厅外事科科员找到他，并进行了讯问。他回答他们说，他是“由戴天仇［戴季陶］介绍给宫崎，并在宫崎的帮助下才得以居住现在的宿舍”，“现在，上午专心自修英语，下午则研习日语及经济类书籍。如果准备得充分，希望进庆应大学学习经济学”；还说，“来日本后，平均每月从家里收到约一百元的学资”，而汇款手续是戴季陶实际办理的。[190]不过，他的家境绝非丰裕，也不可能给发表过《非孝》的儿子每月汇这么多钱。真实情况恐怕是后来宫崎滔天向警察说的那样，“戴季陶……认为施存统头脑清晰，将来大有希望，遂送其来我国留学，每月并资助学费五十元左右”。[191]施存统没有实说，大概是怕警察知道他接受上海有名的社会主义者戴季陶的资助而加强对他的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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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他还极力否认与社会主义人士的交往，说“在当地的日本人中，除宫崎龙介之外没有结交任何朋友……和日本社会主义者一次也没有交往过”，“胡适先生……是我最崇拜的人之一。在陈独秀发表其言论思想时，我曾为其学说折服，但他现在已在广东政府做官……早已不是思想界人”，“我虽然研究社会主义，但并非社会主义者，故没有从事过该主义之宣传”。[192]这些都同样是在掩饰自己。但是，警方已经掌握了他与堺等日本社会主义者以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主义组织进行接触的事实，当然不会相信他的话。尽管施存统不满意地说，“最近警察跟踪我，我的一举一动受到很大束缚。岂有此理”。但是，对他的监视以后也没有松懈过，倒是处境更加严峻，以至于“房主要求搬到别处去住，十分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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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接受警视厅外事科讯问的1921年6月，正是李达、李汉俊在同月3日抵达上海的马林等的督促之下，开始准备召开中共“一大”的时期。中共“一大”当初预定在7月20日召开，如前所述，不久后要召开会议的情报已经被日本警方掌握。当然，警方的报告中没有涉及这个情报的来源，因此，不能断定警察是从施存统和上海之间的联络中获得了情报。但是，施存统等“日本小组”在决定派周佛海出席中共“一大”时，肯定事先已经得到上海方面关于召开大会的通知，施存统和周佛海也肯定就此有所联络；而施存统这时的所有往来信件几乎都要被警方检查。所以，我们有根据推断，警方得到的情报是从施存统身边泄露出去的。总之，通过派遣周佛海出席在7月末召开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事，“日本小组”的实际负责人施存统，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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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无政府主义到布尔什维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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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生活一年以后，就好像与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相呼应似的，施存统最终告别了无政府主义，开始承认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的信徒。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日本吸收的共产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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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日本留学以前，他就时常在《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文章，特别反复呼吁打破封建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婚姻制度，但并没有翻译或论述过社会主义学说（包括无政府主义）。[193]他当时的语言能力恐怕也还没有达到阅读英语或日语社会主义书籍的水平，顶多利用现有的汉语无政府主义书籍或从日语翻译过来的文献报道来了解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轮廓而已。通过与戴季陶、陈独秀、李汉俊等个人交往，他也许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概要，但是，与其改造社会的热情相比较，其理论基础大概仍然不过是一知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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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本留学后，他马上接触了日语社会主义文献，并将其翻译后向上海的报刊投稿，这使他从一个社会主义学说的初学者成长为一个理论探索者。他最初翻译的日语社会主义文献，是1921年1月的《劳动问题》（《民国日报》《觉悟》1月6日至8日。原著是北泽新次郎《劳动者问题》，同文馆1919年出版）；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也就是他回国的这一年间，已总计翻译了11篇。其中，河上肇和山川均的文章就占8篇[194]，看得出他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中，尤其关心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纯粹翻译以外，仅1921年一年，他还发表长短文章共计五十几篇，其中有关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也是以河上、山川、堺等的研究成果为依据的。显然，他在掌握了日语以后，通过阅读日本的社会主义文献，一下子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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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施存统论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的几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农村社会脱离贫困、发展工业的过程中，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是否有效？中国是否存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些问题是关乎他们所进行的运动为何必须存在的理论难题。施存统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性。一个方面是，由于俄国革命的成功，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正在走向灭亡，如此，中国的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单独发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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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共产主义国家，已经替全世界无产阶级开一个新纪元了。从此各国无产阶级，必然奋起猛进，推倒有产阶级，与俄罗斯同志们携手协力建设共产主义的世界。支那是世界底一块地方，住在这块地方的无产阶级，也当然要起来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同心协力干这个全世界的社会革命，共同创造“人底世界”。……总之，中国底资本主义虽不发达，世界底资本主义却已由发达而崩坏了；决没有世界底资本主义灭亡而中国底资本主义能独存之理。这是从世界底大势看起来，支那也非实行共产主义不可的。[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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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渡时期的人的精力和牺牲节约到最小量？知识阶级纵然不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却也握有至少解决大部分问题的钥匙。总之，这要视知识阶级在多大程度上看清楚社会进化的方向，并在多大程度上明确地理解历史的必然而定。[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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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施存统对山川、河上非常崇拜[197]，当然不会不去注意人的这种主观能动性。他试图以按照唯物史观来判断历史趋势（山川称之为“社会进化的方向”）的“人的努力”来弥补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所缺少的物质基础。社会革命的确需要“经济的必然”，但并不排除“人的努力”，即如下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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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支那实行共产主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也是一件特别该努力的事。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现在支那还非常薄弱；我们要使共产主义完全实现，就非努力造成一个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不可。现在的支那，实行共产主义，已成的“经济的必然”很少，未来的“人们底努力”很多。我们底职务，就是尽这个“人们底努力”，去完成那个“经济的必然”。[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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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就是这样的逻辑，即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的确薄弱，但是，越是薄弱，就越需要“人们底努力”。他自己也认识到，严格地讲，这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矛盾的，但似乎并没有认为是什么大的错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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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知道：如果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在表面上或者要有与马克思所说的话冲突的地方；但这并不要紧，因为马克思主义底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所以我以为我们只要遵守马克思主义底根本原则就是了；至于枝叶政策，是不必拘泥的。[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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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接着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底根本原则”就是“唯物史观”，而据那个“唯物史观”，“国际的社会主义战胜国际的资本主义”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并做出结论说，必须从这里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髄。[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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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出施存统的这些议论自相矛盾或者自卖自夸是容易的，或许也可以从中看到后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始终挥之不去的试图通过主体努力克服客观状况的倾向的萌芽。但是，我们面对施存统，不应该按现在的眼光去考察其议论内容的水准高低，而是应该看到，他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关系时，尽管还有些牵强附会，却是努力从整体上去把握，从而坚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他甚至断言：“我们在支那提倡共产主义，决没有与马克斯底主张冲突；就是马克斯生在支那，恐怕也一定要提倡共产主义。”[201]这些话表现出的，是他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信心；而给予他这种信心的，正来自他在日本吸收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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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社会主义文献给予他的影响，也可以从他肯定布尔什维克、与无政府主义诀别方面看得到。使他开始肯定布尔什维克的，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山川、河上根据该文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工农专政的正当性的论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这篇有名的文章中，构想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将实行革命的独裁。自1920年起，山川以及河上在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过程中指出，这个构想是俄国革命中工农专政的理论根据。[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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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达纲领批判》的全译本在中国出版是1922年的事[203]，但是，1921年夏就有人介绍其部分内容，尤其是在政治过渡期无产阶级实行革命的独裁。这就是山川均1921年为《新青年》写的《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204]，以及施存统受此启发于同年8月写的《马克思底共产主义》。[205]特别是后者，是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高成就。文中不仅大量地引用《哥达纲领批判》，还从《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乱》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引用了丰富的证据，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而正相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髄所在。在此基础上，施存统明确地说：“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据我看来，只有布尔塞维克主义”，又引用山川均对《哥达纲领批判》的见解（“这是唯物史观说当然的结论与应用”——上述山川均《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的一节），以证明自己的这个阐述没有错误。很清楚，施存统的这篇文章，是依据山川的《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和他自己翻译的山川均论文《考茨基的劳农政治反对论》（《社会主义研究》三卷二号，1921年3月）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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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在《考茨基的劳农政治反对论》一文中，对于曾被视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认为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而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则肯定其为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可以说，使山川转而承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哥达纲领批判》的理论，原封不变地被施存统继承下来，又通过施存统促进了中国国内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时值围绕社会革命中“独裁”问题的争论拉开了序幕，所以，从时机上看，施存统依据山川的见解来把《哥达纲领批判》具有的意义较早地介绍到中国，其作用是巨大的。因为，这不仅使他自己实现了转变，而且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转变成遵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共产党”找到重要的理论根据。早期中共党员的必读书目《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1921年出版），主要收录了无政府主义论战的论文，其中施存统的文章仅次于陈独秀占到五篇（都是在留学期间写成）之多，证明了他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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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底共产主义》前后发表的《第四阶段独裁政治底研究》、《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等文章[206]，也反映了山川均等阐述的《哥达纲领批判》对施存统的影响。对于当时仍坚持认为“我决不根本反对无政府主义”[207]的施存统来讲，从《哥达纲领批判》推论出的过渡手段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同时也是合理解释无政府主义的最终理想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关系的理论。他这样说：“无产阶级专政，本是一种革命手段，并不是共产党底目的”，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革命期”和“共产主义半熟期”到达“共产主义完成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就会实现[208]，而通过唯物史观科学地预见到这一点的，就是《哥达纲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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