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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哥达纲领批判》，一方面确认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最终目标相同，同时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这种见解，实际上和这一时期的河上肇是相同的。[209]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施存统与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步调一致。就这样，他无须丢掉无政府主义的最终理想，而从布尔什维克主义里看到了贯彻“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代手段”的样板。从这种观点出发，施存统对只注重理想的“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加以批判[210]，并进一步声明：“我相信近世无政府主义原理不适用于现在中国，所以不敢附和无政府主义。……我所信的马克斯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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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激进青年从无政府主义转而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而加入中共的典型思想变化轨迹。即施存统是一方面在根本上不放弃无政府主义的最终理想，或者说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理想，而在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那里找到了通向“阶级完全消灭，国家也因而失其效用”的“无国家社会”的“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政权”[212]的理论；而这显然迥异于在《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新青年》九卷一号，1921年5月）里对中国无政府主义里面存在的“放纵”、“懒惰”这些自古未改的性情大加非难的陈独秀。笔者认为，像施存统这样的例子当时绝非少数。这个时期的施存统毫不掩饰他对列宁的崇拜，说：“我很佩服列宁先生，我很希望大家都学列宁先生。”[213]当时也在日本留学的无政府主义者张景曾这样回忆施存统是如何表现出对苏俄的好感：“施君每日读书的精神很令人钦佩，他说：‘列宁在苏联一天要工作十八九小时，只舍得休息五个小时，像我们青年，应该更要比他努力一些才对。’我有一幅列宁像，他写上‘世界革命’四字，我贴在书案壁上。”[214]这大概是在山川均影响下转而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施存统1921年下半年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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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社会主义研究》及其主编山川均，对施存统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影响非常大。实际上，施存统也是非常钦佩山川均其人的。他当时写的介绍《社会主义研究》和山川均的活动状况的《介绍〈社会主义研究〉》[215]一文中，除详细载明了已经出版的该杂志的目录、购阅时的联系地址、价格等以外，还对山川不顾肺疾倾全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大加称赞。同样身患肺病仍专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施存统，肯定从山川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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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施存统自己说，他第一次去久已仰慕的山川家里拜访，是1921年9月。[216]当时，施存统已经翻译了山川的四篇论文，并且，如前所述，他已经在山川的影响下转变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想必山川是很愉快地欢迎了这位“同志”的。而对施存统来讲，见到尊敬的山川，肯定也与其前见到堺利彦一样，是一大快事。他后来明确地对警视厅的警官说：“据我看，在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中，第一位是堺利彦，第二位是山川均。”[217]也许与只读他们的文章相比，通过交谈，施存统更增强了对他们的敬意。后来，他们之间交谊没有中断，直到这年年底被捕以前，为了确认杂志上发表的山川论文空字，施存统还去拜访过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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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东京被捕以及被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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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日本小组”即施存统和周佛海接受的任务是，逐一介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同时“联络日本同志”，发挥共产国际和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桥梁作用。而施存统作为“日本小组”事实上的惟一一个成员，也确实执行了这些任务。在施存统1921年夏转变成布尔什维克主义“信徒”之后的活动中，有一件事不可不提，那就是在张太雷为推动日本方面派人参加预定在这年秋天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远东大会”）而秘密来日本时，施存统介绍张太雷与日本社会主义者进行了接触。也就是说，10月上旬张太雷来日本后，施存统就躲过警察的严密监视出面斡旋，使不了解日本情况的张太雷成功地会见了堺利彦、近藤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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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张太雷在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之后，参加了“远东大会”的筹备工作，为了邀请中国、日本的代表参加大会，于8月或9月回国，之后不久受马林派遣秘密来到了日本。[218]中共“一大”后仍然留在中国的马林曾经说过，张太雷受派遣去日本之后，才与日本同志接上了联系。[219]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太雷访日是共产国际与日本共产主义发生联系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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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施存统在东京地方法院所作的证词[220]（以下简称“证词”），以及他在警视厅所作的口供[221]（以下简称“口供”）记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张太雷带着“俄国过激派代表”“S君”（Sneevliet即马林[222]的秘密使命和周佛海的介绍信来到他租住的三崎馆，是在10月5日。张太雷在他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左右，到后的第二天，就在他陪同下拜访了他曾经见过面的堺利彦，并要求派人参加“远东大会”。堺立刻叫来近藤荣藏与张和施会谈。不过，也许是施存统的日语还做不了口译，双方用英语进行了交谈。施存统在“证词”中还说，后来张太雷又与堺会见过一次，确认了派遣出席大会的人数；其中一次会见时，张交给近藤派遣旅费1000元，用的是朝鲜银行的百元钞，其中500元由施存统在朝鲜银行兑换成日本纸币，他自己也拿了100元，作为翻译日本社会主义文献的稿酬，并用这些钱付了拖欠的房费。张太雷完成使命回国是在10月13日前后，是从东京回上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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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证词”和“口供”几乎没有隐瞒任何事实，这一点后文还要谈到。不过，关于张太雷来日本的经过和离开日本的时间等尚有诸多不明之处，需要进行若干补充。首先，派遣张太雷到日本一事，马林似乎没有与陈独秀商议，而是自行决定的。根据当时在上海的张国焘讲，在张太雷出发后才得到消息的陈独秀责备马林专横，二人因此产生了感情对立，最后导致陈独秀命令周佛海和李达给施存统发去密函，让施存统不要协助张太雷。张国焘详细叙述了这其间的情形，并称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大争吵”。[223]张国焘还回忆道，幸好施存统把接到的密函拿给张太雷看后，接受了张的解释，张也才总算完成了任务。当时，陈独秀强烈要求由中国人自己处理党务，对马林动辄摆出共产国际的权威不满意，这一点有关人士在回忆中不止一次地指出过。所以，陈独秀对马林，以及他的助手兼翻译、部分人评为“有善于交际的海派作风”[224]的张太雷采取这种举动，是不难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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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太雷抵达和离开日本的时间，施存统在“证词”中分别说是“10月5日”、“10月13日”。但是，也有的警方资料说是“8月下旬”、“10月2日”[225]，无法断定。至于离开日本的时间，也有“8月下旬”、“12月12或13日前后”[226]等见解，也必须进行若干探讨。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与马林意见相左的陈独秀的动向。陈独秀为了领导上海的中共中央的工作而离开广州是9月10日，同年10月4日被上海的租界警察逮捕，10月26日被释放，恢复自由。[227]据说，为了陈独秀获释，马林和从日本回国来的张太雷都做了努力，因派张太雷赴日而僵持的陈独秀和马林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到缓和。[228]从上述派张赴日的经过考虑，张太雷赴日应该在陈独秀9月中旬到上海之后，其回国时间最迟应该在陈被释放那天以前。另外，日共领袖德田球一也回忆说，他为了出席“远东大会”而离开日本是“10月上旬”，是与张太雷一同乘“日本邮船春日丸”到上海的。[229]如果德田名无误，张太雷离开日本的时间可以通过查对春日丸的航海记录来确定。据日本报纸刊登的这一时期的航期表，该船9月25日、10月12日、10月30日自横浜起航。考虑到上海方面这一时期发生的情况，张太雷最有可能乘坐的是10月12日由横浜起航、经停神户后10月14日再起锚的班轮。而这个日期，与施存统的“证词”正好一致。虽然不能断定德田球一和张太雷乘坐的肯定是“春日丸”，从当时上海的情况考虑，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即施存统“证词”中所说的张太雷来去日本的时间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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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代表出席“远东大会”之后，日本的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一下子密切起来了。从这点看，施存统介绍张太雷和堺、近藤会见，其意义不可低估。他的存在体现了这个时期中日两国间社会主义思想的交流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联合，在日本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但是，他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或联结中日两国共产主义运动而进行工作的时间没有持续太久。在张太雷来日本后不到三个月，他的留学生活突然宣告结束，他因参与授受“赤化宣传运动资金”的嫌疑而遭逮捕，随后又被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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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施存统被捕的，是发生在11月下旬的所谓“格雷事件”，以及近藤荣藏受此牵连被拘捕（11月25日）后酿成的“晓民共产党事件”（嫌疑是散发传单宣传反对军队）。此前的研究，已经使“晓民共产党事件”相当清楚了[230]，此处不再详述。而“格雷事件”，与施存统也曾参与的共产国际和中国、日本的联络活动有关，又几乎没有搞清楚[231]，所以需要稍费笔墨。所谓“格雷事件”，是指一个叫鲍里斯·格雷（BorisP.Gray［Grey］）的人，因携带据信是提供给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作活动经费用的巨资（约7000日元）入境，于11月24日在横滨被拘捕、并被驱逐出境的事件。拘捕他的日本警方资料记载，1889年生于莫斯科的格雷，英国国籍，1920年前后起在俄国远东活动，1921年10月以达尔塔通讯社通信员身份来上海，与近藤荣藏派来上海传递“日本共产党”文件并接受活动经费的青年重田要一一同于11月下旬来日本（11月20日到长崎，22日住进横滨的宾馆）。他来日本的目的是接触日本的社会主义人士，并提供活动经费，准备与近藤会见，亲手交给他5000日元宣传经费，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还写有山川均、荒畑寒村等的名字。[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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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格雷事件”牵连的近藤荣藏的回忆，与警方的这份资料基本一致。他说，经施存统介绍与张太雷会见后，为了领取早先约定的共产国际提供的活动经费，他和山川均一同写好了报告和纲领，交给尚未被警察注意到的早稻田大学学生重田要一送到上海。[233]而来人就是格雷。近藤大惑不解的是，重田确实完成了任务，转交时，警方也没有动他一根指头，而那些文件何以落到了警方手中？其实，重田在“格雷事件”前后也受到了日本警察的审讯[234]，结果，文件落入警察手中[235]，而近藤也因此被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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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格雷，确实是苏俄、共产国际派来的密使。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筹设的1920年11月到12月之间，格雷作为书记处预定成员之一，名字频频出现在俄国共产党的有关文件中，其后，他担任堪察加革命委员会主席直到第二年秋天，这些情况都有据可查。[236]他是1921年9月从堪察加出发的，化装成商人来到上海是10月。[237]派格雷去日本一事，当时在上海的马林也曾参与其事，这一点，马林自己的话可以证实。马林说：“［至于日本的治安防范之严密］格雷〔Gray〕同志的那段经历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格雷同志拿着ー张英国护照于11月中旬离开上海，11月22日就在东京被捕。与他有联系的日本同志也在警察局招了供。”[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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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格雷事件”发生后，警视厅开始考虑彻底肃清可疑的外国人，同时，在搜查介于格雷和日本人之间从事联系的外国人的过程中，查出了施存统。[239]不知道是否从格雷身上搜出了能够证明施存统就是在日联系人的物品，不过，随着对格雷、重田、近藤的审讯，曾经在张太雷提供经费给近藤时居间斡旋的施存统浮出水面，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果然，在近藤被捕后不到一个月，12月20日，施存统也被逮捕，并被关押在日比谷警察署。[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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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被关押后，立即在警视厅外事科接受了严厉审讯。他生来身体弱，严酷的审讯，加上在寒冷的拘留所一个星期的关押，使他身体更加虚弱。[241]读本书附录《施存统口供》即可发现，他这时所作的口供，内容也非常详细。[242]在警视总监向内务大臣申请判处他驱逐出境的那一天（12月23日），他又被提到东京地方法院，在“晓民共产党事件”的预审法庭上，基本上按照口供内容作了证。“口供”和“证词”的相当部分是关于张太雷来日事，这在上文已有交代，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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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存统就张太雷来日本一事回答讯问后，法官问：“上海生活”的“古曼，你认识吗？”近藤在预审法庭上说，同年11月曾向“上海生活的古曼”书面报告过晓民共产党的活动情况[243]，法官此问大概就是为了进一步追究这个问题。所谓“上海生活的古曼”，是指本书第二章第二节谈到的魏金斯基的合作者古尔曼（Goorman）。[244]法官还问到认识不认识黄介民［黄介民］，这大概也是在追究近藤讲过的同年5月到上海时与黄介民等“上海共产党”有过接触一事。[245]对于这些讯问，施存统一概回答说“不认识”。不过，施存统在警视厅所作的口供中曾经谈到“黄介民派所组织”的共产党即大同党系统的“共产党”，所以，不能就此断定他真的不认识黄介民。关于古尔曼也一样。他接触过的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近藤荣藏、高濑清、宫崎龙介等）和与陈独秀等共产党有关系的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名字，他都能对答如流，而有意识地隐瞒与古尔曼和黄介民的关系，大概是因为感觉到他的回答会直接影响对近藤荣藏的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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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被捕和其后的审讯，施存统大概已经感到自己将不可避免某种惩处，也就不再掩饰自己的任务和立场。他在“口供”中承认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任务是“联络上海共产党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在预审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中，对“从十九岁就一直研究［社会主义］”的自己的思想立场，也明确地说：“原来我是无政府主义者，现在则是共产主义者，即属于马克思派。”这也是他对促使自己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最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年半的留学生活所作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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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内务大臣下令把在押中的施存统驱逐出境。[246]第二天，各报都着重报道了逮捕和驱逐施存统的消息，并配发了他的照片。日本新闻界对继“格雷事件”之后揭发出的“密使”，以“经手赤化宣传经费之可疑支那人被驱逐出境……潜伏于高田村的施存统”（《国民新闻》）、“支那人施存统被命令离境……赤化运动暴露”（《东京日日新闻》）为题大做文章。在中国，《晨报》（北京）和《申报》（上海）也做了简短报道。[247]但是，施存统经常投稿的《民国日报》却对逮捕和驱逐出境只字未提，大概是顾忌提起“经手赤化宣传经费”的施存统与该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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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最可倚靠的宫崎龙介，当时身处“白莲事件”（著名女诗人柳原白莲突然离开身为煤矿资本家的丈夫，与宫崎私奔结婚的事件）的漩涡之中，自己也成为新闻界追逐的对象，因而根本不可能为施存统奔走。代他受警方讯问的宫崎滔天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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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我国后，我听说他访问了我国社会主义者堺利彦、大杉荣等之后，曾前后三次恳切告诫他说，我国的社会主义者皆卖文卖名之徒，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他们继续交际，于前程不利。当时他本人明言今后绝对不再与堺等交际，我也相信了他的话。总之，警察既处以驱逐出境，谅已掌握大量证据。[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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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宫崎滔天接着又说：“使邻国支那一青年不得再度入境的做法，未免太过狭隘，我若主事，决不如此处置。”这话一方面表现了宫崎滔天作为中国革命支持者的风骨；同时，在当时到处高喊警惕“赤化运动”的形势下，他至多也只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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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施存统有交谊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表面上反应冷淡，比如田汉说：“假使真如报上所说那样宣传社会主义，串通日本社会主义者危害日本治安，也只有被处以驱逐出境。”[249]就这样，施存统匆匆忙忙做了回国的准备之后，12月28日，在三崎馆住处与同住的约20名中国学友一起“共进茶点约十分钟”[250]，傍晚，在两三个朋友的陪同下赶赴横滨，又在神奈川县警察局刑警的护送下，登上“亚利桑那丸”，走进了三等统舱。据报纸报道，身着竖领制服的施存统不时从窗口眺望陆地，面露凄凉。[251]第二天即29日上午八点半，载着施存统和两名警视厅警官的“亚利桑那丸”起航了。[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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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上海的船上，施存统显得气宇轩昂，驱逐出境似乎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对护送他的警视厅的警官大胆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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