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66506
1703266507
这次，日本政府驱逐我出境，把我赶出国外。鉴于我在日本的行动，现在日本政府的措施也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这都是现在日本的各种制度使然，我没有任何反感。然而，我回国后，准备就此次离境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面发表感想。……现今俄国已经全面赤化，人民生活得自由幸福。然日本各报仍在刊登与此相反的文章，说到底都是为资本家进行宣传。中国眼下文化运动正盛，将来再兴起工人运动、军队运动，相信必定能够赤化。日本将来也有可能赤化。所以，我将以各种方法对日本联系。……总之，我将来不会抛弃现在信奉的主义，还要更加研究它，还要更进一步地联系日本人。[253]
1703266508
1703266509
1703266510
1703266511
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一个获得了共产主义信仰的中国青年无限期望俄国革命、憧憬世界革命的心情；他表示要继续与日本同志联合，盼望日本兴起革命，则婉转地表达了他对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共鸣，和对使自己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感谢。对于确立了自己坚定信念的施存统来讲，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害怕。他正在前往的中国，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和自己一样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而其核心中国共产党正迫切需要更多的积极分子来加入。
1703266512
1703266513
从浙江农村到杭州，再到北京、上海、东京，然后再回到上海，施存统所走过的这些道路，也是五四青年们为了不断地追求新思想和变革中国的方案，从尊儒到反儒、又从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团运动到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所走过的道路。在他把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毕生的指针回到上海时，已经没有了青年时代的彷徨。载着施存统的“亚利桑那丸”经过神户、门司抵达上海时，已经是新年过后的1922年1月7日。[254]共产党给回国的施存统分配的，是党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总负责人这样一个重要职务，他立即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中去。得到施存统这样满怀理想而又富于朝气的青年的支持，召开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正式登上“革命”舞台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了。
1703266514
1703266515
[1] 《法捕房搜外国语学社》，载《民国日报》1921年4月30日。不过，外国语学社后来仍在《民国日报》登广告招生（比如同年7月15日）。
1703266516
1703266517
[2]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载《先驱》第8号，1922年5月。
1703266518
1703266519
[3] 《舒米亚茨基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报告（1921年3月27日）》，M.А.Персид，Из Исто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Народы Азиии Африки，1971，No.4，стр.51（佩尔西茨：《中国共产党形成史》，载《亚非人民》；汉译：《中国共产党形成史料》，徐正明、许俊基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8页）。
1703266520
1703266521
[4] Б.Шу мяцкий，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дионал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Нароо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mока，No.1，1921（《远东人民》）。关于该文的写作时间，请参照佩尔西茨《中国共产党形成史》的考证。
1703266522
1703266523
[5] 说尼科尔斯基是赤色工会国际代表的主要是在中国大陆，源于包惠僧1950年代所著回忆录（《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载《新观察》1957年第13期；《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也曾有资料说他是共产国际代表（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蒋永敬辑：《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国》，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279页；Dov Bing，The Founding of a Comintern Bureau in the Far East，Issues ＆ Studies，Vol.8，No.7，1972）。
1703266524
1703266525
[6] А.И.Картунова，Забытый участник I съезда КПК，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mока，1989，No.2（卡尔图诺娃：《被遗忘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参加者》，载《远东问题》；汉译：《四川党史》1991年第2期）。在中国，李玉贞：《参加中共“一大”的尼科尔斯基》（《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7、8期）曾援引这篇论文。另外，任止戈（任武雄）：《读史札记》（载《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7期）是中国较早考证尼科尔斯基不是赤色工会国际、而是共产国际代表的论文，但是限于资料制约，没有能够明确尼科尔斯基的经历等。
1703266526
1703266527
[7] 有关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局，请参阅本书第二章注156、157。
1703266528
1703266529
[8] 也请参照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in China：The Role of Sneevliet（Alias Maring），Leiden，1991，p.205.
1703266530
1703266531
[9]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Saich，op.cit.，p.306；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以下简称《马林报告》）。报告中马林称自己与尼科尔斯基“同时到达”。马林是1921年6月3日到上海的，所以尼科尔斯基到上海也应该是这前后。另外，有关马林到上海的时间，请参阅注17。
1703266532
1703266533
[10] 《马林报告》。卡尔图诺娃公布的来自伊尔库茨克的指令（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原俄国现代史资料研究保存中心］资料，全宗495，目录154，卷宗133，第37、39页）也是“所有的党代表会议都必须有尼科尔斯基同志出席”。另外，卡尔图诺娃在此处还注明，这不仅指中共的会议，也包括出席当时旅沪朝鲜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会议。
1703266534
1703266535
1703266536
[11] 《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年5月2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1—83页；《特别需要监视人物状况调查大正10年度》，松尾尊编：《续·现代史资料2社会主义沿革》第2卷，みすず书房［美铃书房］1986年版，第61—62页。
1703266537
1703266538
[12] Saich，op.cit.，前引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塞奇（T.Saich）所编资料集系对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有关马林的文件整理而成，实属宝贵；但是，也有意见认为翻译和引用时应该慎重（Book Reviewby F.Christiansen，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38，Part2，1993）。李玉贞编资料集，除了包括上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有关马林的文件外，还包括对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外交史料中有关马林的文件发掘而得到的史料。
1703266539
1703266540
[13] 在三方协商中，曾讨论把远东处设在上海。但是，如本书第二章所述，经过一番周折之后，1921年1月，远东处设在了伊尔库茨克。
1703266541
1703266542
[14] 《马林报告》。马林在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后，曾短期回荷兰（Saich，op.Cit.，p.31）。
1703266543
1703266544
[15] 《马林报告》。
1703266545
1703266546
[16] Notes on a Conversation with H.Sneevliet，in Harold R.Isaacs（ed.），Documents on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China Quarterly，No.45，1971，p.102；汉译：《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22—23页。
1703266547
1703266548
[17] 关于马林到中国的旅程，Saich，op.cit.，pp.31—33，以及山内昭人：《片山潜の盟友リュ卜へルスとインタナショナル（Ⅶ）［片山潜的盟友鲁特赫尔斯与国际共运（Ⅶ）］》（《宫崎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社会科学）》第75号，1993年）叙之甚详。
1703266549
1703266550
[18]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9页。
1703266551
1703266552
[19] 《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致荷属印度总督的信（1921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3—14页；Dov Bing，Sneevliet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CP，China Quarterly，No.48，1971.
1703266553
1703266554
[20] Saich，op.cit.，p.33；《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2—15页。
1703266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