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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福罗姆别尔戈，请参照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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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荷属印度高级法院总检察长致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的信（1921年6月30日）》、《荷属印度高级法院总检察长致有关人员的信（1921年7月4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1一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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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致东京〈东方经济学家〉编辑三浦先生的信（1920年11月4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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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关于《东洋经济新报》和三浦铁太郎，请参照松尾尊《解说·三浦铁太郎小论》（松尾编：《大日本主义か小日本主义か——三浦铁太郎论说集［大日本主义还是小日本主义］》，东洋经济新报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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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山内昭人：《リュトヘルスとインタナショナル史研究——片山潜·ボリシエヴィキ·アメリカレフトウィング［鲁特赫尔斯与国际共运史研究——片山潜·布尔什维克·美国左翼］》（ミネルヴァ书房［NIINERVA书房］1996年版）对鲁特赫尔斯及其与马林之间的关系研究非常详细。据该书第274—275页讲，鲁特赫尔斯1918年访日时，片山潜（时在美国）把三浦介绍给他（二人似乎还在日本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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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马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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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马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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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1年7月9日）》（佩尔西茨：《中国共产党形成史》所引。补注——此函最近才公布了：《马林致科别茨基的信（1921年7月9日，上海）》（收于К.Шевелев，К80-летию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mока，2001，No.4［舍维廖夫：《纪念中共创立80周年：新资料》，载《远东问题》］；汉译见《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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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Isaacs，op.cit.，p.102；汉译：《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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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李达自传（节录）》，载《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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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邓文光：《中共创始人“南陈北李”何故未出席“建党大会”》，载《中共建党运动史诸问题》，青骢出版社1976年版；原载：《南北板》月刊，1974年第53期。王其昌：《陈独秀没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载《齐鲁学刊》199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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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陈绍康：《党的“一大”后陈独秀回沪时间考》，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1期；村田雄二郎：《陈独秀在广州（1920—1921年）》，载《中国研究月报》1989年第49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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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见拙搞《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载《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0期，A—4、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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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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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公博（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载《新青年》第9卷第3期，1921年7月。这一期《新青年》注明发行日期为7月1日，但是陈公博的这篇文章讲的是7月下旬在上海的经历，实际刊行日期应该是8月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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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南京大会记略》、《会员消息》，皆载于《少年中国》1921年9月第3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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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关于毛泽东、何叔衡、陈公博、刘仁静以外的代表赴上海的行踪，请參照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3—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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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俄文题目为：Конгрес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 p тиив Кита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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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译本的来源和初步考证》，载《党史研究》1980年第3期。在该论文，《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汉译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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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从中央档案馆所藏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翻译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1980年以后公开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其后，汉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收进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56—559页，但是，俄语原文尚未全面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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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о первом съезд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Китая，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72，No.6（《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新资料》，载《亚非人民》）。另外，探讨这些文件的性质、内容的还有以下论文或专著：К.В.Шевелев，Кдатировке 1 съезд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Китая，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73，No.1（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会期》，载《亚非人民》）；М.A.Персид，Охарактере записки《Конгрес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в Клтае》，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73，No.1（佩尔西茨：《报告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性质》，载《亚非人民》）；蜂屋亮子：《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の重译と、大会会期·代表についての论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的重译与对大会会期和代表的考证］》，《お茶の水史学［御茶之水史学］》第31号，1988年；陈小枚、齐得平：《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考证》，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其中蜂屋论文的考证、校订尤其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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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新资料》，载《亚非人民》1972年第6期，第151页；汉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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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丸山松幸：《中共一全大会存疑》，载《中国研究月报》第526号，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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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С.М.Wilbur（ed.），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An Essay written in 1924 by Ch’en Kung-po，New York，1966，p.79（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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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舍维廖夫在原苏联时期的研究（前引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会期》）中最早指出这个日期可能是笔误。后来，蜂屋亮子（《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的重译与对大会会期和代表的考证》）再次论证是笔误，正确日期应该是“7月20日”；可是，中国学术界其后也没有考证这个笔误问题的迹象，现在仍然认为大会预定召开日期是“6月20日”。另外，舍维廖夫论文还卓有见地地指出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存在语言不通的问题，认为该文件开始是用英语写成，然后由不怎么擅长俄语的人译成俄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