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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时间稍后的例子还有《罗易（N.N.Roy）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1927年9月17日）》（《俄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48页）称，罗易在中国收到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决议是“七月底（原文：конде июля）”，但是，实际上罗易已经在7月上旬离开武汉，此处“七月底”应为“六月底（конце июня）”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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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前引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3期。包惠僧还说，每人还领到了回程路费五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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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丸山昏迷（丸山幸一郎）：《北京》，大阪屋书店1921年版，第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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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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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在中共有关人1949年以前的文章中，通常认为中共在1920年成立，而与翌年的第一次大会明显区分开来。比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讨论大纲）》（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印1927年1月，收于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以及邓中夏1930年执笔的《中国职エ运动简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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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姚金果在《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国际专题讨论会（北京，1999年）上所作的综合论述”，载《陈独秀研究动态》2000年第1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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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例如，叶永烈：《红色的起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是一部关于中共“一大”的报告文学，但是许多地方涉及中国的研究状况，以及国内外有关资料的发掘和研究交流，具有研究史概述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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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专门研究陈公博硕士论文的英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С.M.Wilbur，ed.，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An Lssay written in 1924 by Ch’enKung-po，NewYork，1966）在中国大陆为人所知是在1972年前后，其详细经过请参照叶永烈《红色的起点》，第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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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讨论大纲）》，及S.N.Naumov，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mese Communist Party，in：С.M.Wilbur and J.L.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1920—7927，Cambridge，Mass.，1989，p.452（原文是Калачев［С.Н.Наумов］，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партии，Кантон，1927，No.1；卡拉切夫［纳乌莫夫］：《中国共产党简史》，《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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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国》，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278—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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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周佛海的回忆录后来被朱枕薪引用时去掉了姓氏不明的两位济南代表，只留下11个人（朱枕薪：《中国共产党运动之始末》，载《新国家杂志》1927年8月第1卷第8号。该文曾被转载于《醒狮》第144一147期［同年8至9月］），其后又被反复引用，成为“十一人出席”说的根据。比如，大塚令三：《中国共产党の成立期に就て［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载《满铁支那月志》1930年第7年第1号；大塚令三：《支那共产党史》上卷，生活社1941年版，第18、23页；波多野乾一：《中国共产党の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收于《最近支那年鉴（昭和十年版）》，东亚同文会1935年版，第15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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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收于《“一大”前后》（二）。原文载于《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9月第7卷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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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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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E.Snow，Red Star over China，New York，1961，p.157（汉译本：《斯诺文集第2卷红星照耀中国》，新华书店1984年版，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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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斯诺著、张宗汉译：《毛泽东自传》，延安文明书局1937年版；史诺著、张洛甫译：《毛泽东自传》，陕西延安书店1937年版；史诺、萧三等著：《毛泽东生平》，太岳新华书店1947年版。据说斯诺根据采访毛泽东的记录写成《红星照耀中国》是在1937年。延安出版的《毛泽东自传》大概并非《红星照耀中国》的全译本，只译出了毛泽东半生的自传部分。至于《红星照耀中国》在中国的传播，请參阅张小鼎《〈西行漫记〉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图书馆学通讯》198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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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王政明：《萧三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326页详细叙述了萧三当时为写毛泽东传而多次采访毛泽东。另外，后来萧三就自己执笔的毛泽东传撰文（《对〈毛泽东故事选〉的几点重要更正》，载《北方文化》1946年5月第1卷第6期）订正出席中共一大的人数（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十二三人”）时说，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文章事前未经毛泽东过目，文责全部由自己承担。但是，按常识考虑，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的毛泽东传，毛事前不可能没有阅读。再后来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1949年），出席大会人数又被更改为“毛泽东等……共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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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的年4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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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有人认为“十二人”的说法源自李达（叶蠖生：《对〈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一文的质疑》，载《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4期）。其根据是李达1949年前后写的自传（为申请重新入党而写，被以《李达自传（节录）》为题收入《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记载中共“一大”出席人数是十二人。但是，“十二人”在此之前已经中共正式表态，所以，我认为，李达在申请重新入党时，尽管人名有所变更，而在出席人数上仅是照此说出而已。李达对于大会开幕日期也尊重当时的普通说法（“7月1日”），这点可以证明他是努力忠实于当时的正式见解的。不过，后来李达的自传无疑也成了“十二人”出席说的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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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对“十二人”出席说形成定论影响颇大的，是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事实上，胡乔木在出版这本书之前，曾经这样向毛泽东确认过出席中共“一大”的人数：“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毛回答说：“是十二人”（《在胡乔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中几处提法的请示信上的批语（1951年6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页）。而在中国国外，在陈潭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发表后，多采“十三人”的说法。详见蜂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的重译与对大会会期和代表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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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董必武同志关于“一大”情况给何叔衡同志的复信（192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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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N.Wales，Red Dust：Autobiographies of Chinese Communists，Stanford，1952，p.39（汉译：《“一大”前后》（二），第292—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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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1949年7月1日）》，《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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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董老的嘱咐》，载《中国青年报》1956年9月15日，及“董必武给《新观察》主编欧阳柏的回答（1956年）”（董庭芝、章祖蓉：《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载《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期所引）。在“十二人”成为定论的时期仍坚持“十三人”说法的还有包惠僧，不过，他的情况有点特殊，即如同意“十二人”的说法，就意味着他自己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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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董必武同志关于鉴别“一大”文件给中央档案馆的复信（1959年9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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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董老的回答——关于党的“一大”有关问题董副主席办公室给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学生的回答（1963年）》，收于：西安师专马列主义教研室党史组、西北大学政治理论系党史教研室编刊《中共“一大”资料汇编》，1979年版。所谓李达回忆录，指他1955年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收于《“一大”前后》（二））。该文以后经更正，题目也改为《七一回忆》（《七一月刊》1958年第1期）、《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为纪念党成立四十周年而作》（《中国青年》1961年第13、14期），皆收于《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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