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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董必武同志关于鉴别“一大”文件给中央档案馆的复信（1959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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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沈德纯、田海燕：《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主要问题——访问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董必武同志》，《人民日报》1961年6月30日。此外，董必武在1963年也陈述同样的见解，见前引《董老的回答——关于党的“一大”有关问题董副主席办公室给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学生的回答（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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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刘廷晓、马鸿儒：《董必武同志为什么放弃一大代表是十三人的意见？》，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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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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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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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比如，舒怀为纪念董必武逝世两周年而作《深切地怀念敬爱的董老》（《人民日报》1977年4月2日）依旧引用了1961年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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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据笔者所知，在中国国内，一般学者得以看到中共“一大”的俄语文件的汉译和董必武的更正谈话，是在《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辑、1980年第1辑和《“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出版之后。实际上，中共一大的三个文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早已分别在美国和苏联被发现、公开，所以只有中国将其作为“国家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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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李达自传（节录）》，载《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请一并参照注63。李达其后也一直坚持不包括包惠僧的“十二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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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李达就包惠僧代表资格问题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回信（1957年3月18日）》，董庭芝、章祖蓉：《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所引。同样的解释也见于《李达致中央档案馆的信（1959年9月）》，《李达文集》第4卷，第7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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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李达对叶蠖生的谈话（时间不详）》，叶蠖生：《对〈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一文的质疑》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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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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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刘廷晓、马鸿儒：《董必武同志为什么放弃一大代表是十三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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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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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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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董必武在九届一中全会（1969年）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列第19位），林彪倒台后的十届一中全会（1973年）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列第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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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李达、包惠僧、刘仁静皆被追究脱党后的经历，“文化大革命”期间分别被扣上“资产阶级学者”、“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的帽子，受到了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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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蜂屋亮子：《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の重译と、大会会期·代表についての论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的重译与对大会会期和代表的考证］》，《お茶の水史学［御茶之水史学］》1988年第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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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邵维正也是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这一中国的中共创建史研究划时代著作中有关中共“一大”部分的执笔者，后来又出版了该部分的增补版：《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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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不过，也有一些党史读物，为避免繁琐，把包惠僧也包括在内，称十三位参加者。比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光辉历程——从一大到十五大》，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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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持这种见解的有，邓文光：《研究现代史的甘苦》，载《人物与思想》第18期，（1968年后被收进邓文光：《现代史考信录——研究现代史的甘苦（初稿）》，东风出版社1974年版；及邓文光：《中共建党运动史诸问题》）；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藤田正典：《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の参加代表、会期について［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期］》，载《近代中国》第8巻，岩南堂书店1980年版；郑学稼：《中共兴亡史》第1卷下，帕米尔书店1984年版，第646—648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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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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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据“蜂屋论文”载，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广州，1950年版）、《人民手册一九五一》（大公报社）等都写漏了何叔衡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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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45页；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国》，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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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在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参照注57）和刘仁静的回忆（《一大琐忆［1979年12月21日］》，《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中，除陈公博外，还同时举出李汉俊的名字，说他们没有参加最后一天的会议。据推测，这是陈谭秋写回忆录时，把警察搜查后的情景（李汉俊和陈公博都留在会场）与南湖会议的情景弄颠倒了；而刘仁静的回忆则被认为是模仿了陈潭秋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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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蜂屋论文”谈到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所写的参加者是十二人一点时说，“陈公博……在写‘十二人”时，应该清楚这一数字不包括自己在内”。但是，也不能排除他自己记错数字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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