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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关于“七一”被定为建党纪念日的由来，请参照蔡林《党的纪念日“七一”的由来》，载《党史资料丛书》1979年第1辑；邵维正：《“七一”的由来》，载《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葵闻、李志春：《对〈“七一”的由来〉一文提点不同看法》，载《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藤田正典：《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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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这些论文被收于邓文光：《现代史考信录——研究现代史的甘苦（初稿）》，以及邓文光：《中共建党运动史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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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比如，邓文光：《中共建党日期之研究》（《人物与思想》1969年第23期）是最早认为中共“一大”开幕日期是与现今定论相同的“7月23日”，但是，这个结论是根据不可靠的资料倒推出来的，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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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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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关于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译文，因其现在通行的汉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56—559页）不一定准确，而“蜂屋论文”中有经过考证和校订的日语译文，本书遇必要时，斟酌引用蜂屋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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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佩尔西茨：《报告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性质》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中“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一段可以有两种解释，即开会是“7月23日”当天，或者是次日。但是，斯穆尔基斯的信（请参照注104）则明确地说，“从7月23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从《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行文看，照一般解释，应该肯定是23日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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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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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申报》1921年8月1、2、3日，载《民国日报》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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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卡尔图诺娃在莫斯科的档案文件中发现了这封信，并将其作为Новыематериалы о первом съезд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72，No.6（《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新资料》，载《亚非人民》）发表出来。汉译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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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各种见解有代表性者如下：【7月31日】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邵维正：《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藤田正典：《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期》；丸山松幸：《中共一全大会存疑》。【8月1日】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几个问题的考证》，载《党史研究》1983年第5期；“蜂屋论文”；沈海彼：《中共“一大”八月一日闭幕考》，载《上海党史》1990年第7期。【8月2日】王国荣：《中共“一大”结束日期新探》，载《浙江学刊》1984年第3期；周子信：《党的“一大”闭幕日期是八月二日》，载《革命史资料》1986年第2期。【8月5日】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曹仲彬：《党的“一大”闭幕日期考》，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曹仲彬：《党的一大八月五日嘉兴闭幕考辨》，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任武雄：《中共创建史上两个问题的探索》，载《上海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另外，关于中共“一大”闭幕日期，中国共产党在1981年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中记为7月31日。但是，该书的1987年版和1989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以及1991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都改为“8月1日或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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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认为是在次日召开的有：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认为是在第三天召开的有：《董必武同志关于“一大”情况给何叔衡同志的复信（192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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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最早指出存在嘉兴南湖灾害报道的，是藤田正典《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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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警方的这些文件，收于Saich，op.cit.，《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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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外秘乙第995号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行动（1921年6月29日）》，收于前引《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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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法租界取缔集会新章》，载《民国日报》1921年7月31日。发现此条例的存在，是得到了“蜂屋论文”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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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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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叶永烈：《叶永烈采访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567—5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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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中共建党传奇》，载《党史信息报》1989年3月第78期。该文系依据所谓原租界警察薛耕莘的回忆而成，大致内容如下：法租界当局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已经通过李书城（李汉俊胞兄）得到召开大会的计划，决定不予干涉。但是，北京政府放出的携带手榴弹的刺客被租界当局逮捕，在得知其目标是激进党的会议后，就派人去要求会议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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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大会通过的两份文件的中文原文尚未发现，现可以确认的是由俄文本（全文未公开，《光辉历程——从一大到十五大》，第23—24页载有俄文版照片）翻译过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9页），和由汉语译成英语的“The First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21”，“The First Decision as to the Objec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21”（C.M.Wilbured.，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An Essay written in 1924 by Ch’enKung-po，New York，1966，pp.102—105）。《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题为党的“纲领（Program）”，但就其内容看，实际是党章。这个时期，外国共产党的“章程”时常译为“党纲（党的纲领）”（例如，《共产党》月刊第2期上的《美国共产党党纲》的原文［请参阅本书第一章注149］是美国统一共产党的Constitution［汉语应译为“章程”］），概因此“党纲”被用于指章程。为避免混乱，本书中《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称“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称“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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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现行许多版本译为“联合”。“加入”和“联合”含义大不相同，但是，创建时期的中共党人在翻译别国共产党文件时，有时把向共产国际的“加入”和“联合”作同义词使用（参见震寰译《英国共产党成立》，载《共产党》第1期，以及《英国共产党大会》，载《共产党》第6期）。因此，此处选择“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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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Steve A.Smith，A Roadis Made：Communism in Shanghai 1920—1927，Richmond，2000，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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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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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中，该处使用“офицер（将校、士官）”或者“предлриниматель（企业家、厂长）”。大概是在翻译时，把汉语原文“胥吏”一词误译为这些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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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见《“一大”前后》（二）；刘仁静：《回忆我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载《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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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刘仁静：《回忆我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顺言之，回忆录中所谓“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载于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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