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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源于“是非之心”,主要是对仁、义的理解和判断。仁和义体现了孟子的理想,但要在现实生活中实施仁、义,是要面临种种复杂的情况的。因此,理想人格需要这个因素,以明辨是非,引导仁和义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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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认为人与动物不同,具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就像人再饿也不会吃亲人的肉,虽然有性欲但不会随便与人发生关系,更不会以亲人为性对象,这就是人类的良知良能。人类的良知良能往往在不自觉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就像看到一个小孩要掉入井中,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拉上来,那一瞬间不会有什么功利的考虑,不会想到要从小孩的父母那里得到什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这样可以有什么荣誉,这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是人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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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伦理范畴除了仁义礼智之外,还包括道、德、信、忠等,但仁义礼智是核心,其他可视为外延。孟子和孔子的思想相比,在伦理内容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和发展,孟子的新贡献主要在于把伦理范畴和人性善连接起来,使人伦关系出自于人的本能,这一点在儒家伦理观念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孟子以人的本能为基础论证性善说是片面的。人的本能与社会性虽然存在某些统一性,但人的社会性毕竟不同于人的生物本能,依据一种本能对人的社会性作出全称性判断,既混淆了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界限和区分,又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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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同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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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即一切人,从圣人到王到平民都是属于同类的。在本性上,普通人和圣人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圣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而已。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能扩充自己的“善端”,则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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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人在自然界自成一类,有别于动物;第二,人之所以是同类,是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本性,性善就是人类本性的内在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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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的本质是相同的,那么依照本性发展,人都应该是善人。然而实际并非如此。孟子认为这首先是因为人性内部有大性、小性之分,依照大性发展,则会走向善;小性对应着人欲,沿小性发展则走向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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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心战胜人欲,孟子提出要做到“尽心”、“存心”。做到尽心、存心的第一步是保住良心,即保住天生的“四心”。要保住良心,最重要的就是与“放心”作斗争。归结起来,就是要同欲作斗争,要修身养性,秘诀是寡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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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心分化和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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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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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与小人的区分在于性和道德的不同,在某些地方又是阶级之分。君子都依照大性发展,有良好的道德,而小人却依照小性发展,道德败坏。同时,君子和小人也属于不同的等级,拥有不同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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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劳心劳力分工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政治等级的划分是人类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将人的地位分为“天爵”、“人爵”和“齿爵”,认为能够做到仁义礼智、道德高尚的人就是“天爵”,公卿大夫是“人爵”,其他的人则为“齿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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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承认和肯定了阶级划分的事实,这与他的人性分析既并行,又有矛盾。这个矛盾有两种发展趋势:一是抛弃人性相同论,认为君子保存了人的本性,而庶民则失去人的本性,使人性理论屈从于阶级现实;二是把人性相同论放在首位,用人性理论衡量各色人物,所有的人都具有相同的本性。虽然孟子并没有反对等级制的存在,但是他以道德来区分等级的思想,却对原有的旧的等级制度有一定的批判作用,提高了道德、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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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仁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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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政治主张是性善论和现实政治相结合的产物。仁政说的理论前提是性善,所谓“仁政”就是要“以德服人”,要求统治者实行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恩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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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的具体内容包括:(1)给民以恒产,让人民生活无忧。恒产主要指土地和园宅,要使人民有一定的田宅、牲畜等,五十岁的人可以穿帛衣,七十岁的人可以吃到肉,多口之家可以保证温饱。恒产不只是农民的生活保证,也是统治者能否统治农民的中心环节。“无恒产者无恒心”,恒产是民有恒心的物质前提。(2)赋税徭役有定制。轻徭薄役,不违农时。孟子主张什一税,征税率不能多于十分之一。对于布税、粮食税和劳役等,孟子主张不同时征收。(3)轻刑罚。孟子反对株连。(4)救济穷人。(5)保护工商。孟子主张市场上的房租和税只能二者取一,收房租就不能再收税,收税就不能再收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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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仁政,除实施上述措施的同时,也必须对人民实行教化。教化的主要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使人民对之纯熟通达;如果有些人教而不化,孟子认为应该绳之以法,对于极少数人甚至完全可以杀掉。这表明孟子也是讲法的,但孟子讲的“法”最终落脚点还是在教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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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认为能否行仁政是兴衰的根本。《孟子·离娄上》里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意思就是说,夏商周三代能够得到天下是因为他们实施了仁政,而他们最终又失去了天下是因为他们后来没有实施仁政。孟子认为只要以仁政来争取和团结人民,就一定能够得天下的帮助;用仁政来统一,也只需要有七十里或者一百里的地盘作为根据地就可以了。这种思想明显是把仁政理想化了,显然不符合当时整个中国形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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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君臣和君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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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君权神授和君主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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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君主的起源,孟子承继天命论,认为君权神授。但由于王位是天授的,因此王不能将王位看做个人私有物,不能私自处理,也就是“天子不能与天下与人”。而且,君主必须施仁政才能保住王位,否则天怒人怨。君主的品质是维系天下的纽带,君主要成为道德的楷模,就应该学习仁义礼智。在道德修养上做到了极致,就成了圣人,而圣人是“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这样君主就完全具有了登上王位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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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家天下”的时代,即使一个王是圣人,但是怎么保证他的子孙都是圣人呢?就像商汤是圣人,可商纣王却是一个暴君;周文王是圣人,可周幽王也是一个暴君。孟子对此的解释是,一个家族的祖先可以因为自己是一个圣人而成为君主,以后他的子孙就只需要继续遵守祖先制定的成法就可以了,“法先王”就成为这个政权的全部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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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上述观点一方面向君主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认为君主应该成为道德的楷模和天下的表率,而不是道德服从于权力,对乱君暴主提出了批评。另一方面,孟子又将天下的命运和君主联系在一起,承认君主的地位,认为君主是天下之主,拥有最高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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