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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画像。周文王是圣人而成为君主，之后他的子孙周幽王却是个暴君。由此孟子提出了“法先王”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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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臣的作用和君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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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重视臣的辅助作用，认为治国不用贤则亡。他说尧为君主时以得不到良臣舜而忧愁，舜为君主时又为得不到良臣禹和皋陶而忧愁。理想的臣子对君主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良臣对君主则不能以顺为上，而应该以道义为基础，帮助君主立志于仁，反对君命无二的观念。对于只知道阿谀奉承、讨君主欢心的臣子，孟子对他们深恶痛绝，称他们为“罪人”。孟子认为君臣关系能否融洽，关键在于君主能否以平常的态度对待臣子，强调君主应向臣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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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企图在权力和道德、知识之间建立一个制约圈，君主权力在现实中至上，但道德、知识在观念范围内高于权力，从而给权力以制约。对于不像君主的君主，孟子认为能力不足的应该归隐或者禅让，不用心治理国家的君主可以易位；而对犯有极大错误的君主，人民和臣子可以将其流放，如果其能够改过自新还可以复位；对于暴君则可以直接杀掉。伊尹流放太甲的故事就是一个流放君主的很好的说明。太甲是商汤的孙子，伊尹则是商朝的开国元老，太甲破坏了商汤的法度，于是伊尹就把他流放到商汤的墓地桐宫，希望他能够改过自新。经过三年的时间，太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开始悔过；又用了三年的时间聆听伊尹的训导，最终仍然复归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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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和看法在实际中未必有用，而且很难实现，但在理论上否定了君权的至上性，具有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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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义利关系和得民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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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从仁政的角度出发，对传统的义利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对于不同的对象，义与利的关系也不同。对统治者，应该先仁义后利，只有先推行仁义实施仁政才有可能获得人民的支持，有了人民的支持君主才有可能获利；而对于民，则是先利后仁义，也就是说只有先给人民以利，人民在丰衣足食之后才有可能遵从仁义等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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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民极为重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有两方面的含义：（1）民之向背关系国家的兴亡；（2）民是统治者的财用之源。他认为诸侯无道，危害国家，可以废暴立贤；土谷之神不能帮助人民抵御灾害获得丰收，可以毁坛更置；但是人民却不可能“更置”，如果不实施仁政，人民就会逃散，甚至起义。他曾经多次劝喻梁惠王，说如果因为自己的欲望违背农时使人民无法耕种，父母兄弟妻子无法温饱，甚至饿死离散，那么君主再征调他们去打仗，他们一定不会为这样的君主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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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认为，统治者得民的关键在于给民以物质利益，给人民以生活保障。实施仁政也是统治者得民的基础，因此包括给予人民以恒产、轻徭役刑罚在内的仁政措施都是统治者得民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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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王道、霸道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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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霸道在春秋就已提出，无明显对立。王道统一指的是君王，霸道指诸侯扮演王的角色。王道霸道都是被肯定的，没有什么褒贬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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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视两者为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王道即仁政理论和政策，是历史上一些圣人所实施的一些制度和方法，要点在于得民、行德和服民心。霸道则是假借仁义之名，谋取自身的利益，以力服人，不是以德服人。孟子提倡王道，反对霸道，认为统一的根本在于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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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政治从其基本宗旨上说是王者“与民同乐同忧”，他引用《尚书》中老百姓骂夏桀的话来警告梁惠王：如果人民都愿意和你同归于尽，虽然你有台池鸟兽，能有什么真正的快乐呢？当齐宣王问孟子为什么周文王有方圆七十里的狩猎场人民还觉得小，而自己的狩猎场只有四十里却受到人民的指责，孟子的回答是：文王的狩猎场，人民也可以共享，可以进去打猎，可以进去砍柴；而齐宣王的狩猎场却不允许人民进入，一个人如果在狩猎场里打了一只麋鹿甚至会被判死刑。孟子的意思就是要齐宣王与民同乐。同时，他还教育邹穆王在人民年成不好的时候应该与民同苦，而不能在自己的粮仓里储存很多粮食坐看人民饿死。这事实上就是教育君主要与民同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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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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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发挥和推演，他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也因此对整个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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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提出重仁政、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思想，一方面限制了君主的权力，冲击了君主的权威，使其无法为所欲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仁政说有利于稳定人民的生活，发展社会生产。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思想启蒙和思想革新的意义，而且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同时对后世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有利于以后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明末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启蒙民主思想就受到了孟子思想的影响，近代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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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孟子的思想根本目的仍在于为统治阶级如何统治人民作指导，如何使人民更加心甘情愿地服从统治者的统治，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明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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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170326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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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成就秦帝国的思想者——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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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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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画像。韩非（约前280—前233），出身于韩国的贵族世家。与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其学说为秦王政赏识，后遭李斯所害。著《孤愤》、《五蠹》等55篇，收入《韩非子》。为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政治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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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战国末期韩国公子，但是史料上却没有任何关于他出生情况的详细记载。当时正是公元前280年前后，强大的秦国早已雄视天下，迫不及待地要一统六合了。暂时还保有自己国土的君主们都在忙于应付如狼似虎的强秦，史官们的笔下也只是国家与诸侯，只是征战与死亡，只是杀伐、臣服、颠覆和消亡，新的帝国还没有出现，旧的诸侯已日薄西山。没有人知道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秦国的边界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下一次祭祀的时候，宗室牌位前面是否仍然能够看见青烟袅袅。国家的命运都如同蒲草，在时代的旋涡中挣扎飘摇，哪里还有机会看一眼升斗小民的生死悲欢。活着的人仓皇保命，而死去的人万事已了，只有新生的，不知道是要把命运交付给这个时代随着它沉浮，还是要引导这个时代的命运倾听民众的声音。在秦国以外，王子和贫儿一样，宗室和平民相同，逝者已逝，却没有人顾得上为新生儿祈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韩非的诞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只是韩国君主的妾所生的“侧室公子”，而且口吃。像他这种身份的人，各国都有一大群。他们离权力太远也离责任太远，没有谁会记得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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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人预见到，几十年后，人们甚至忘记了最后一个韩国国君的名字，却记住了这个身份低微的宗室之子——韩非；几百年后，人们不再追想六国昔日的繁华，却念念不忘韩非的言论；几千年后，甚至连大秦帝国的版图都开始在历史的烟尘里变得模糊，“韩非”这个名字仍然在浩如烟海的典籍里熠熠生辉。人们不再叫他韩国公子非，而是称他为韩非子；他不是作为一个没落贵族的后裔流传下来，而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受到后人的尊崇与探究。史书上这么记载他：法家思想的重要代表，先秦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