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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地方设方镇以去除集权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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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认为，实行郡县制是中国频频被周边少数民族侵入的主要原因，郡县制使中央集权在广大的疆域内无法很好地戍卫边疆，而古代的“封建”制（封邦建国）则可以在每一个邦国内都做到兵民不分，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以很好地保卫疆土。当然，封建制容易造成弱肉强食、中央政令不能通达的状况，而且已经长期废弃很难全面恢复。因此，黄宗羲认为应当在内地设郡县，在边疆各地设立方镇，并给方镇以充分的自主权，使得方镇有一定的力量制衡中央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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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认为，必须使每个方镇都有足够的钱粮兵马来御敌。在这种情况下，税收、政教、官员任免等权力都归方镇。如果一个方镇能够一年一贡、三年一朝，就可以终身任职；如果能够治理得好，还可以世袭职位。可见，黄宗羲所设想的方镇的权力很大，事实上就是“封建制”之下的邦国，一方面可以守护一方，另一方面还可以制衡中央，限制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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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科举取士图。“学而优则仕”，一旦中举后就可以高枕无忧、飞黄腾达，而黄宗羲不仅主张要用科举，还要通过荐举、太学等多种途径取士，要宽取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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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人制度上，黄宗羲主张宽取严用。这是针对明朝仅用科举取士，一旦中举后就可以高枕无忧、飞黄腾达的情况而提出的，范进【8】中举就是当时这一制度的深刻反映。黄宗羲认为取士不仅要用科举，还要通过荐举、太学、辟召、上书等多种途径，这样才不会遗漏人才。但在选用上，黄宗羲主张要严格地审查和试用，不能选用只会死读书、做八股文却没有真才实学的人，也不能轻许官爵。同时，黄宗羲主张所有的官吏都任用读书人，这样就能防止无赖之徒为官造成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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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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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的政治观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黄宗羲系统、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并且继承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将之进一步发展，强调人民的地位，这是是中国民主思想的萌芽，对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起到很大的启发和促进作用。三百年后的民主主义改革人物梁启超曾自称深受《明夷待访录》思想影响，赞它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而且认为黄宗羲的思想“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有极大胆的反抗”（均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对黄宗羲的思想十分推崇，认为黄宗羲是中国的卢梭，而且他的民主思想比卢梭还要早。梁启超和孙中山都曾秘密印刷过《明夷待访录》，并广为散发。这就是黄宗羲思想影响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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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在提出一系列政治观之外，还构想了一套他认为理想的制度，这标志着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从制度上来认识社会、政治和历史，开始把“治国平天下”的途径，从单纯地重视“修身、齐家”，而发展为进一步重视对腐朽的专制制度的改革。重视制度改革成为近代政治的明显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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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来看，黄宗羲仍未突破中国传统儒学的思维模式，但他的思想无疑是中国民权、民生思想的开端，也是以后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代表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最高成就，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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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170326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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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九州生气恃风雷——变局中的政治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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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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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世纪的中国，正处于满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已走到了封建时代的末期。繁华的康乾盛世已经消逝，而人们尚未从繁盛昌荣诗酒风流的“天朝大国”的迷梦中及时醒来，没有嗅到这庞大僵化的帝国从锦袍下透出来的衰败与腐朽的味道。但是事实上，王朝的末路已经悄悄到来，内忧外患纷迭而至，很快，一场“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就要开启。在帝国内部，由于人口的激增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乾隆末年就开始的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的加重愈演愈烈，阶级矛盾日益激化。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如同地火一般燃遍全国，终于震撼了这个老眼昏花的王朝，也惊醒了那些在书画琴棋、文恬武嬉中沉湎的士大夫们。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帝国不可摇动的权威和祖先留下的固若金汤的江山。在那些曾经俯首帖耳的小民爆发的怒吼声中，政局动荡不安，时势江河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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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风平浪静的南中国海上，遥遥地停着西方的船舰。他们带来了贸易也带来了鸦片，他们载着羊绒也载着枪炮。他们从中国运走华丽的瓷器，又指着那些瓷器叫嚣，中华帝国就像这瓷器一样，外表华丽坚固，内部空空如也，只需一击就会破得粉碎——而这一击没有等得太久。1840年的鸦片战争，彻底击碎了“天朝上国”的虚幻梦想，中国开始一步步地陷入近代耻辱历史的泥沼。在内忧外患面前，权贵们仍然自欺欺人地沉醉于先辈们“文治武功”的苍白梦想中不肯醒来，而一些不满于清朝腐朽统治，要求改变现状的士大夫们开始放眼看世界，把关注的目光从故纸堆中转移到了经世致用、匡时救世上来。他们关心时局，倡言改革，希望通过王朝政治的变更来起到“除新疾，起陈疴”的功效。一方面，他们批判清朝统治中一些僵化腐朽的环节，强调只有变革才能富强；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统治阶级上层中的有识之士，或是地主阶级的士大夫，因而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突破时代与阶级加诸于自身的限制，不可能突破封建主义的藩篱。改革的目的仍然是维护而不是推翻封建统治，因此他们被称为是地主阶级的改革派。虽然站在时代的交替点上，他们所作的努力与尝试从主观上讲都是为了挽救与重现旧日的光荣。但是客观上，他们把视线转向西方，接受并向人们传递着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信息，已经不自觉地为延续了千年的中国封建主义敲响了丧钟，成为中国近代开端时期新时代和新思想的启蒙者。他们的思想、言论、观点、著作也如春雷一般，唤醒了死水一潭的社会政治文化中最活跃的变革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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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雕像。龚自珍（1792—1841），清末思想家、文学家。道光进士。官礼部主事。学务博览，为嘉道间提倡“通经致用”的今文经学派重要人物。主张道、学、治三者不可分割，开知识界“慷慨论天下事”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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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便是这最早一批地主阶级改革家中间的代表人物。他的生活经历基本上在近代以前，但是他的思想体系大致上代表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基本政治思想。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簪缨文史世家，自幼家学渊源，又富有一身才华，按照当时通行的致仕之途，不日便可青云直上。但是，惊人的社会现实、动荡的时局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催促着他放弃了传统的经学儒道，转而寻求“经世之务”，广泛接触多种新的思想和流派，成为了典型的“杂家”，自称“治天地东南西北”之学，希望能从中寻找到挽救时局、变革图强的方式。后来，他师从于清代著名的常州学派经师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接受了其中的一些概念和论点，并以今文经学【9】为武器，行微言大义之旨，抨击朝政，针砭时弊，成为清代第一个站出来宣称衰世已经到来，并对当时的政治作深刻批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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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一生仕途崎岖，官卑职小，不像林则徐、黄爵滋等人可以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在可能的范围内积极地推行改革实践。由于手中无权，因而他更侧重于改革理论的建树，著书立说。龚自珍一生著述甚多，多淋漓挥洒、针砭时弊的辞章，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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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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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所作的首要贡献，就是倡导“通经致用”，开了晚清一代“议政”风气。他这种观点是针对当时学术界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弊病提出的。政治与学术的脱离，既使得政治缺乏通明的理论为引导，又使得治学之人所作的研究没有现实意义，不能为现实政治服务，因而也就缺少价值。而那些“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的所谓士大夫，对现实毫无所知，空有一肚子经史子集的锦绣文章，也终于无益于世，形同废物。这种现象在科举制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僵化的科举制度以八股取仕，也是把政治与所谓的“学问”完全分隔开的。这样选拔出的官吏都只是可守律令步成规而不能议政论道的胥吏。他们对时政完全不了解，根本没有能力行使治国治民的权力，甚至连总督大吏都不能“行一课，走二事”。他在《与人笔四》中写道：“《四书》文录士五百年矣，士录于《四书》文数万辈矣。”这便是对以陈腐的脱离实际的经书取仕，而不以时致取仕这种不合理现象的不满与批判。即使不从科举致仕，当时的士大夫和学术界也有一种明显的脱离实际、崇尚考据的倾向。而这种每日只与故纸堆打交道的做法与对现实政治和时局的改革与发展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以至于“国有养士之资，士无报国之日”。长久以往，则必然危害到国家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因此，他明确地提出了“通经致用”的主张，号召士大夫要面对现实，抛弃“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儒学传统，积极地参与到国事当中去。他力倡“箸议”、“塾议”等私人议政的形式，并论证了私人议政的合理性。他提出：议政并非只是统治者的权力，居下位者也应有探求是非、发表见解的权力与途径。龚自珍的论述为当时的士大夫议政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号召了士大夫们关心时局，承担社会责任。在他看来，只有士大夫和掌握知识的人利用手中的学问，积极地为社会政治的发展出谋划策，视天下事为己任，才能改善社会风气，改变社会政治弊病丛生、积重难返的局面，也才能在整合“致用”的过程中激荡出变革的灵感，从根本上开辟强国的途径。这种“通经致用”的思想和“私人议政”的实践不啻是一片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宣言。它一方面表达了觉醒了的士大夫要求参与政事，变革社会的政治愿望与要求；另一方面，“私人议政”的形式，又曲折地反映了清王朝统治中言论闭塞，不重人才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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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在他那首著名的《己亥杂诗》中写道：“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一方面表达了他因士大夫群体对时代变局保持沉默，以至于无人能够响应时代潮流的苦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希望统治者改善人才选用标准，渴望参政议政的强烈要求。“不拘一格降人才”一直以来被看做是龚自珍人才理论的代表观点和改革主张之一，可以作为他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的一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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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员。龚自珍反对晚清官员每日拜见皇帝长跪不起，提出为人君者要礼遇群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