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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一向重视法律，有着很好的法律传统，并且在法律实践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法学的研究也受到很高的重视。罗马法最有代表性的是《查士丁尼国法大全》【1】，它是罗马上千年悠久法律传统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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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和法学本身不属于政治哲学的范围，但是它们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在罗马法和法学中，首次产生了“权利”的概念。罗马法已经开始保障个人权利，这是希腊政治学和法学所没有达到的。“权利”这个概念是以后“人权”概念的基础，因此也成为近代西方政治学说的基础。第二，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在罗马法中有所体现和发展，并且成为罗马法向平等化和人道化方向发展的推动因素。第三，罗马法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亦即“法学的论证”方法，就是不接受没有根据的事实，不承认没有权利的权力。这种思维方法在当前的司法和执法中仍然普遍使用，说明事实必须有证据，行使权力也必须有权利基础。这种思维方式也成为西方政治学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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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1703269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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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上帝之城——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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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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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一般是指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兴起这段历史时期，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年代。它是西方文化史上的漫漫长夜，象征着黑暗、专制和落后，但是在这一千年的时间内，却也孕育和积蓄着喷薄而出的新的力量。踩着罗马帝国的废墟登上西欧历史舞台的日耳曼人给古典的西方文明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而基督教在取得了统治地位以后，独尊神学思想，对“异端”进行残酷的打击与镇压，把哲学、法学、政治学等一切人类已有的文明成果都纳入到基督教和教会的庞大体系中去，打上了上帝的烙印。中世纪的西方是基督教一统天下的时代，是被基督教神学家称之为“神圣秩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政治被严重“弱化”，政治权力和政治机构对社会的控制功能几乎被降到文明社会的最低限度，古希腊的光芒逐渐湮没，理性思想沉寂，而基督教的神学政治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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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权利的“二元论”，它和柏拉图的“二元论”在实质上是相通的。它在基督教神学的框架下把权力划分为“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追求来自天国和来世的价值取向，贬低世俗的权威，降低了国家在政治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国家政权和国王的尊严匍匐于教廷的权柄之下，“政治成了神学的婢女”。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一方面，罗马帝国衰亡和日耳曼人入侵造成的动荡时局使得人们无力在战乱中自我保全，城邦时代的“至善”追求日益成为梦幻和泡影，人们转而相信基督教所宣扬的“原罪”与“救赎”的教义，追求彼岸的幸福，基督教在社会各个阶层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另一方面，封建制的确立为基督教会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它们占有大量的土地，进行各种生产活动和征税，成为实际上的大封建主，教士集团又是当时唯一有条件学习文字和知识的群体，垄断了思想文化领域。教会日益世俗化并且与国家权力起了激烈的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教廷势力逐渐占了上风，代表基督教主流意识形态的神学思想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世纪的思想家不再像古希腊时代一样，从自然的理性的角度出发考虑政治问题，而是从神的角度出发考虑政权、国家、法律、臣民、服从、义务等基本的政治学命题，由此形成了中世纪特有的神学政治观。神学政治是宗教权力与政权的结合，是宗教首领与政治首领的结合，是宗教机构与国家机构的结合，形式上教会与世俗政权是分别设立的，教会事务与世俗事务是相区别的，但是事实上，世俗政权受控于教会，并且只能依照神权政治的原则进行活动。最初，“两把剑”的理论被提出来，认为人类社会应当接受教会和国家的双重控制，人们在服从国王的同时，要对教会承担宗教性的义务并对教皇的权力恭敬地服从。这种理论力图使教会权力与国家权力分离开来，使二者一起以各自不同的法律、立法和行政机构来管理人类社会，使基督教社会呈现出双重的面貌。但是，在实践中，权力的分离从来没有得以实现，教会凭借着强大的精神和经济实力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神学政治强调君权神授，认为世俗政权是上帝为救赎世人的罪恶而安排的，国王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因此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统治；地上之城与上帝之城同存于天地之间，但是地上之城是罪恶与苦难的，只有上帝之城才能带给人们永恒的幸福和快乐。教会是上帝为拯救世人进入永恒的上帝之城的代理机构，而世俗权力本身就是教会权力的一部分，它只是在教会之旁或交汇之下的一个负责较低等级事务的社会组织，应当服从教会，协助和保护教会拯救人们的灵魂。国王应当依照法律统治地上之城，因为法律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必须得到服从。而上帝亲自制定的永恒法、自然法高于神法和世俗法，神法是教会制定的，因而又高于一切世俗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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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帝国在战争中与硝烟一起，消失在了历史的尽头。但是，拜占庭的文明却在圣索非亚大教堂中得到了永恒。这座金碧辉煌的大教堂建于公元330年，它的建成，标志着古罗马灭亡后，基督教文明的首次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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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政治思想都是在教权与政权斗争中产生的，是实践需要的产物，很少有理性的加工和抽象的推演，它们体现在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当中，甚至体现在仪式和礼仪当中，基本上没有以独立系统的理论形式表述出来。像《理想国》、《政治学》那样的鸿篇巨著已经是一个逝去时代的传奇。后世把中世纪看做是政治理论的荒原，但是即便如此，这段时间内也仍然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他们都出自于教会，或是身为教父，或是位居教皇。其中最能体现基督教神学政治观念发展历程和思想变迁的当属奥勒利乌斯·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他们的思想构成了中世纪政治学说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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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奥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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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生活的时代正是罗马帝国走向衰落的年代，他一生经历了罗马帝国的衰落、分裂以及被异族入侵的全过程，其学说是综合了各种传统、信仰和思想的缩影。他是当时最伟大的神学家，是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创立者、教父学的著名代表，他的思想在整个中世纪对基督教学说和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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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54年，奥古斯丁出生在北非距沿海城河马城以南45英里的塔加斯特城（现在阿尔及利亚的苏格艾赫拉斯）。他从异教徒的父亲帕特利西斯那里继承了敏锐的感受力和强烈的激情。他的母亲莫尼卡出身于贵族家庭，倒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对上帝的光芒怀有纯洁的渴慕与质朴的虔敬，但是这种高尚的情感并没有对早期的奥古斯丁产生太大的影响。年轻的时候，奥古斯丁一方面沉溺于肉体的情欲之中，放浪形骸，另一方面在思想上不断地寻求和徘徊。19岁的时候，他读到西塞罗的著作《荷尔顿西乌斯》，从此立志攻读哲学。他信仰过摩尼教，接触过学院的怀疑主义，但是这些并没有给他的心灵和思想带来安宁和满足。公元375年，他从迦太基的学校毕业以后，先后在家乡和罗马教学，在此期间，开始研究新柏拉图主义的著作，并且深受影响。新柏拉图主义崇尚精神，鄙视肉体，主张上帝是世界万物源泉和归宿的唯心主义哲学观，这后来成为他全部神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这种思想，加上和当时的米兰主教圣·恩布路斯的交往，同时母亲的影响力也开始在奥古斯丁的身上显露出来，使他的思想与信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公元387年，他接受了迟到几十年的洗礼，皈依了基督教，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是年33岁。随后他返回家乡塔加斯特，并且在河马市做了主教的一名助手，42岁的时候成为河马市的新主教。虽然河马不是一个重要的城市，但是奥古斯丁的卓越才华为他赢得了显赫的声誉，很快他就成为基督教界最受尊敬的领袖之一。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他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两部著作：《上帝之城》和《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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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奥古斯丁主教的十字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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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城》是一本带有明显的论战性质的鸿篇巨著，全书共有22卷，集中反映了奥古斯丁的政治观点，并成为封建社会中教会和世俗两个集团相互斗争的思想工具。在这本书里，他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宗教思想和历史哲学，并且第一次为神权政治思想提供了系统的理论论证。尽管在奥古斯丁出生以前，基督教就已经被世俗政权接受为合法的宗教，但是它在世俗社会中的传播是否为人类带来了安宁和幸福的问题，却一直是基督教与异教派别的争论所在。公元410年，当罗马被哥特族劫掠的时候，异教徒很自然地就把这场灾难归咎于不再信仰古代诸神的结果。他们说，在信奉朱庇特时，罗马一直保持着强盛；但是现在皇帝们都不再信奉他，所以他也就不再保护罗马人了；罗马城的沦陷是背叛本民族的神灵、转而崇拜基督的罗马人应得的报应。为了回击对基督教的这种责难，奥古斯丁开始着手写作《上帝之城》，从公元412年到427年，这本书陆续写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所涉及的面也变得越发广泛起来，终于发展成为一部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部基督教历史纲要。他在书中对罗马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评价，并结合神学思想阐述了基督教和国家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双城之说”，并借此阐发了一个完整的国家和社会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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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世界上的统治分为两种：一种是善的统治，是上帝之城；一种是恶的统治，是地上之城。在上帝之城中的人们爱上帝，蔑视自己，过着高尚的精神生活，向往至善，追求永生；在地上之城中的人们爱自己以至于蔑视上帝，他们追求享乐与权力，犯罪作恶，醉生梦死。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并不存在着这样明确的两种政权的区分，它们是混杂在一起的，只有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才会由上帝来把两者分开。这两种“城”是直接地和人们的最终命运相关的，“一种将注定同上帝永世长存，另一种将注定和魔鬼永远受苦”。在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和平，一种是永恒的，人们能以完善、和谐的方式与上帝共享欢愉；另一种则是短暂的和转瞬即逝的，由于人们的罪过总是带来种种灾难，常常使社会失去秩序，因而无法享受永久的和平。但是要注意的是，奥古斯丁虽然贬抑地上之城以及存在于其中的和平，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地否定世俗统治，没有把世俗的政权等同于魔鬼的权力。相反，他仍然认为现存的世俗权力是上帝赋予的，是维持世俗社会秩序所必需的，人们通过有序的社会交往，最终满足物质上的需要，这也体现着保卫和平维护正义的善良愿望。通过“地上和平”的视线，有助于人们去得到并且享受“天上和平”，而教会正是引导人们从地上之城进入上帝之城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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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古斯丁看来，“上帝之城”是虔诚的基督徒心目中朝圣的航向，而教会在上帝的救世计划中充当了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人们应该在教会的权威下团结起来，以教会的利益寄托自己得救的希望。一个好的国家、一个不可战胜的国家应该是建立在一个因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而组成的社会之中的基督教国家，基督教要求的高度美德，有助于克服一切世俗政权的缺陷。但是，奥古斯丁并没有因此而否定世俗权威的存在，他只是把宗教事务和世俗事务作了区分，认为教会和世俗政权应当各自有一套独立的法律、权威以及服从关系。基督教的社会有着双重的面貌，而社会中的公民也有着双重的责任。基督徒应当对他们的君主负有服从的义务，遵守既定的法律；而统治者作为基督徒，也应当向上帝表示自己的顺从与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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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对国家的看法，反映了帝国末期人们对以往国家观念的一种转变，城邦或者国家已经不再是人们追求的至善。从信奉上帝开始，人们已经开始和国家疏远，让教会和国王一起分享人们的忠诚。但是在当时，世俗权威仍然有着相当的地位，市民对于世俗政权的义务也并没有因为教会权威的增强而被取代，因此，奥古斯丁在歌颂上帝之城的同时，仍然承认了世俗权威的存在和必要作用，并没有直接提出教权要高于王权的政治思想。尽管奥古斯丁并没有建立起非常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他的思想影响深远，一直支配着整个西方基督教社会8个世纪之久。但是到了13世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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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托马斯·阿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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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世纪，随着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兴起，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出现在中世纪幽深的舞台上，他的名字叫做托马斯·阿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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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阿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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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阿奎那出生于意大利洛加赛卡城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家族与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阿奎那5岁时就被父母送入本笃会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学习，在那里接受了九年的义务教育。14岁进入那不勒斯大学，1244年又不顾父亲的反对加入了有“真正信仰的警犬”之称的多米尼克会（Dominic），从此致力于神学的研究与传授。1274年，他应教皇格利高利十世的邀请，赴里昂参加宗教会议，途中逝世，年近49岁。但是短暂的一生并不影响他成为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神权政治理论的最高权威，也并不影响托马斯主义成为经院哲学历史上最伟大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