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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比阿认为罗马人跳出了这个循环，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相混合，形成了一种混合政体，使这三种政体得到“精确的调整并处于恰好平衡的状态”，从而避免了政体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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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并存，其中执政官是君主制的因素，元老院是贵族制的因素，而人民大会则是民主制的因素。这种政体“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优点于一身，又不使其中任何一个原则过分地膨胀，从而蜕变为自己的对立面。每一种力量都被其他两个所抵消，任何一个都不能压制和超过其他力量。因此，这个政体能够保持长时间的均衡状态”（波利比阿，《历史》，第6卷，第10章，第6—7节）。也就是说，虽然执政官享有绝对的权力在一切必要事务上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但是他必须有元老院和人民大会的支持才能维持其权力；元老院虽然有巨大的权力，但是它必须在公共事务中尊重人民的意愿，得到人民大会的授权；同样，人民也必须在公私事务方面尊重元老院的成员。总之，这三种权力相互制衡，形成了最完美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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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混合政体的思想体现了分权和制约平衡的思想，后来又经过西塞罗的详细阐述，对西方近现代的政治理论有很大的影响。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波利比阿的影响，当然，他们的“三权分立”与波利比阿的三种政体的混合有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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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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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是罗马共和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雄辩家、思想家。西塞罗的家乡是位于罗马城东南约100公里的山区小镇阿尔比尼姆。幼年求学时的西塞罗聪颖异常，他的名气竟引得不少同学的家长前来旁听学校的教学。他的父亲是罗马骑士，因此把西塞罗和小他四岁的兄弟昆图斯从小就送到罗马，陪伴、追随父亲的贵族朋友，希望他们在罗马能够受到最高的最好的教育。西塞罗曾经参过军，但由于身体瘦弱而无法适应军队的生活。受当时罗马风气的影响，他还曾经专门学习演讲、辩论艺术，是当时著名的演讲家、雄辩家。公元前76年年底，西塞罗担任财政官，开始走上仕途。之后，他被派往西西里岛，担任行政部门的主管官员，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敬重。从西西里返回罗马后，他进入元老院，公元前66年还被选为大法官。两年后又以其才能和人品当选为执政官，步入其一生的巅峰时期。西塞罗积极维护共和制，在元老院内为维护共和反对专制而斗争。公元前60年，恺撒、庞培、克拉苏组成密谋瓜分权力的前三头联盟。西塞罗认为这是对共和制的威胁，他站在庞培一方，并多次拒绝恺撒示好的举动，因为庞培属于贵族共和派。恺撒遇刺后，安东尼、屋大维、雷必达很快组成后三头联盟，展开了新一轮的勾结与角逐。他为了维护共和制，在元老院作了一系列的演讲，阻挠安东尼等人复活君主体制的企图，因而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最终被安东尼的仆人所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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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政治家，罗马最优秀的公共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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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忙的政治事务之外，他阅读了亚里士多德的大量著作，同时也深受斯多葛学派的影响。公元前54年，他开始写作《论共和国》，赞美罗马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深入探讨它的渊源，其矛头指向破坏共和国的“专制君主们”。这部著作只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内容留下来，但是许多精彩段落被奥古斯丁等学者记录在自己的著作里，流传于世，也使现代学者得以对原作加以修改、补充。公元前45年，他开始写作《法律篇》。这是他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从形式上看，西塞罗不仅采用了柏拉图的书名，而且同样采取对话体裁，当然在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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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的政治思想受到希腊政治思想的影响，继承了丰富多彩的希腊思想，尤其是斯多葛学派的思想。西塞罗用拉丁语翻译斯多葛学派的希腊原文，并曾经多次表示过希望用拉丁语来说明问题，坚持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像后来许多国家的贵族那样喜欢用发达国家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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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共和国》里，西塞罗为国家下了一个流传千古的定义：“国家是人民的事业。人民不是偶然汇集一处的人群，而是为数众多的人们依据公认的法律和共同的利益聚合起来的共同体。”英文“共和国”是“republic”，就是从拉丁文的“respublica”来的，“respublica”就是拉丁文的“人民的事务”的意思。人民推翻了王权专制就成为国家的主人，可以把国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个人民应该包括罗马公民以及不享有公民权利的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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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强调维护国家整体的利益，所有公民都应该对国家承担一定的责任。他曾经呼吁元老们保护好整个国家的事务，包括元老和罗马人民、他们的妻子儿女、祭坛和炉灶、所有人的财产、庙宇和神殿、全城的住宅和家庭、统治大权和自由、意大利的安全、整个国家。同时，西塞罗也十分重视个人的权利，认为法律应该保障个人的权利，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他认为当权力被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垄断时，国家就不是真正的国家；即使人民掌握权力，如果不能依法统治，那么国家也仍然不是真正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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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西塞罗的国家观具有很强的历史进步性。首先，西塞罗认为国家的本质是法的联合体，以法释国，改变了传统希腊政治哲学以道德为国家基础的观点，突出了国家的政治性。当然，由于西塞罗受到希腊政治思想的影响很深，他也没有否认国家的道德性。其次，西塞罗用“共和国”代替了“城邦”，是一个进步，也是罗马国家特征的一个表现；而且这个国家不仅包括罗马原有的公民，还包括后来的部落和居民，相对于希腊政治思想，这是一种更加进步的表现。最后，国家和法律的权威来自于人民，这也具有很强的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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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认为权力来自于人民，但是必须以法律为基础，没有共同遵守的法律，就没有国家。这也反映出罗马人重法主义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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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共和时期的罗马元老院会议。元老院是罗马共和时期最重要的机构，罗马共和国的全名就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罗马国家的内政、外交、军事方面的决策都出自元老院。它很长时间都是权力的中心。图中所显示的是西塞罗在元老院发表反对卡提林纳的演讲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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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产权上，他反对平民动辄重新分配富人的财产，因为这样就破坏了和谐，公平也将不复存在。关于正确的做法，他举了一个西西昂的阿拉图斯的例子。阿拉图斯回到被僭主统治了50年的故乡城市，夺取了权力，招回了曾是该城最富有的600个流放者。但是在财产和财产所有权的问题上，他觉得很难处理。一方面，原先的富人不应该继续受穷。另一方面，不宜打乱持续了50年之久的财产权。于是他去了一趟亚历山大里亚，向富有的国王托勒密借了一大笔援款。回来后，他劝说一些人放弃现有的财产，接受等值的金钱补偿，又让另一些人接受与他们失去的财产等价的现款。结果双方各得其所，保持了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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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廷武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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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体思想上，西塞罗继承了波利比阿政体循环的思想，并且肯定了混合政体的主张。他依次评价了各种政体的优缺点。对于王政，西塞罗认为它的长处是国王关心自己的臣民，缺点则是多数人被排除在公共立法和协议之外。贵族制的优点是人民推选德性和智慧方面最优秀的人（并非指富裕的人或者是名门望族）进行统治，软弱的人也乐于听命于最优秀的人，因此也必然存在一定的地位不平等；在这种政体之下，凡是统治者要求公民们奉行的一切，自己也都必须遵行不怠；他自己执行不了的法律，从不强求人民执行。贵族制的缺点是民众不能享受自由，被剥夺了参与任何公共协议和权力的可能。对于民主制，西塞罗认为人民拥有无比强大的权力，同时人人平等地享有自由的权利，人民对此感到安全和自由。民主制的缺点是不存在任何地位等级，完全抹平了人民之间的差别，有可能造成父亲惧怕儿子，儿子蔑视父亲；教师奉承学生，学生鄙视教师；年轻人故作老成持重，老年人不顾体面地迎合年轻人等各种不合理的现象，这个平等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在这三种政体中，西塞罗认为民主政体最不值得称赞，因为人民成为“集体的僭主”。在一定条件之下，这三种政体会发生蜕变，王政蜕变为无比残酷的暴君政体，少数杰出的贵族变成寡头集团，而人民会变得疯狂和专横，法律也受到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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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同样也十分赞成混合政体，即将王政、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结合在一起形成混合政体。这种体制的优点首先是具有一定的公平性，其次是具有稳定性，混合政体不容易发生蜕变，避免了实行任何一种单一政体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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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承斯多葛学派的思想，主张人为法的制定应该以自然法为准则。在《论共和国》里，西塞罗对自然法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符合自然的、适用于一切人的、永恒不变的、真正的法——正确的理性。这个法通过自然的命令鼓励人们履行他们的责任，又通过自然的禁令制止人们为非作歹。它的命令与禁令总是对善良的人们有影响，对恶人并不奏效。用人为法来削弱它，在道义上永远是不正当的；限制它发挥作用，也是不允许的；使它全部无效，更是完全不可能的。元老也好，人民也好，都不能解除我们服从这一律法的责任。它不会在罗马立下一条规矩，在雅典定下另外一条；它更不会今天立一条规矩，明天另立一条。谁要是拒不服从它，就会丢弃自己较为善良的本质，否认人的真实本性；尽管他可能逃脱人们称之为处罚的所有后果，最终也会遭到最严厉的惩罚。”由此可见，西塞罗认为自然法高于一切人类立法，是判断正义与否的标准，是衡量所有人类立法和行为的根本准则。萨拜因认为，西塞罗在政治思想史上的真正重要性，就在于他介绍了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学说。这一学说对罗马法学家和早期基督教的教父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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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的政治思想多是继承希腊的政治思想，但他为后来的读者保留下了前人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思想，而且在许多方面有所创新，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桥梁和纽带。他的民主和共和思想是他爱国之心的集中体现，并且对以后的罗马有很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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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罗马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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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共和国覆灭后，政治哲学也随之沉寂。在以军队和官僚为基础的罗马帝国，几乎就没有什么政治哲学，但是其在法律建设上的实践却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