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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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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齐克（1938—2002），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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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诺齐克出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是第二代俄罗斯移民，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就学深造，25岁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讲师、副教授。1965年到哈佛大学任副教授，1969年开始在哈佛大学担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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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年时代，诺齐克是激进的左翼学生，曾参加“社会主义党”青年支部，在本科学习时还创建了左翼组织“工业民主学生联盟”的地方分会。直到在普林斯顿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他才第一次深入接触到那些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观点，也因此陷入了剧烈的内心冲突。他坦言“我探索得越多，那些理论就越显得令人信服”，但在感情上仍然十分抵触，“那些观点是不错，资本主义是最好的体制，但只有坏人才这么想”。但最终他的情感向理智让步，从一名激进的左翼青年转变成为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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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诺齐克在他36岁时出版了堪与罗尔斯的《正义论》匹敌的社会政治伦理学著作《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本书以见解独到、笔锋犀利、论证精妙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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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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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的出版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当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兴起时，“自由”和“平等”曾作为统一的要求而成为革命的旗帜，因为当时自由是相对于封建专制而言的，而平等是相对于封建等级而言的。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政治权力的扩大，财富分配上的差距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而自由和平等之间也就产生了矛盾。如何协调自由和平等的关系构成了当代西方社会正义理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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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通过区分两个领域来调和矛盾，主张个人在政治领域里的基本权利不可以以任何名义剥夺，但在经济领域里的利益分配则奉行一种最大限度改善处境最差者地位的原则，即使因此可能损害某些人在利益分配方面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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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齐克对于罗尔斯的上述观点难以赞同，认为只要机会是平等的，那么国家没有任何权力介入经济领域，代替市场机制分配利益，因为这样做恰恰是违背正义的原则的。为此，诺齐克通过《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详细论证了自己的正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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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弱意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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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弱意义国家”是诺齐克整个立论的基础概念，其含义为最低限度的、除了保护性功能之外再无其他功能的国家。最弱意义的国家的道德依据为是否侵犯个人权利，个人权利是国家行为的道德标准和道德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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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齐克认为最好的无政府状态也不能否定国家的存在，因为人在道德上和认识上都是不完善的，在涉及利益的纠纷中会产生各种错误和谬论，因此，作为支配性保护机构的国家就具有了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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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诺齐克认识到，社会中可供分配的物品并非来自于虚无，它们都是为一定的人或机构所有的，因此，只要这种所有状态是正当形成的，那么，即使贫富不均、差异悬殊，也不需要提出理由来证明，而打破这种状态以实现所谓的平等反而是需要理由的。人们赋予平等的合理性往往是盲目的，而扩大国家的职能到经济利益分配领域也是没有恰当的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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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权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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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齐克和罗尔斯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功能上的对立实质上是在经济领域强调自由和强调平等的对立。罗尔斯通过特别关照处境最差群体而表现出对平等的偏爱，诺齐克则毫不犹豫地将自由优先、权利至上的原则继续贯彻于社会经济领域。他认为，不但个人自由权利不可侵犯，个人在行使自由权利过程中获得的其他社会权益也是不可侵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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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的母亲。诺齐克认为，只要社会中可供分配的物品是为一定的人或机构所有，只要这种状态是正当的，那么，即使贫富不均等也不需要理由来证明，而打破这种状态以实现所谓的平等，反而是需要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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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齐克提出衡量个人持有是否正义涉及两个问题：（1）持有的最初获得即对无主物的占有是否合法；（2）持有从一个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的过程是否合法。在此基础上，诺齐克提出了自己的权利原则：如果一个人按照获取和转让的正义原则或者按照矫正的正义原则对其持有是有权利、有资格的，那么他的持有就是正义的；而如果每个人的持有都是正义的，那么持有的总体就是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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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齐克的权利原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原则，即衡量分配是否正义不是看其结果和发展趋势，而是看其来路和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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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诺齐克从历史演变的观点对罗尔斯的模式化分配原则提出了质疑。诺齐克认为，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式控制历史过程不但无效，而且有害。因为无论事先设计的模式如何理想，历史总会发生模式无法容纳的变化，而在变化的情况下继续强求对模式的符合，必然导致对个人生活的过多干预，乃至侵犯个人权利。诺齐克由此对罗尔斯的理论思路进行了根本性的质疑和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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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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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的开头和结尾反复申明个人权利的至上性。诺齐克并不问国家应该为个人权利留下多大活动余地，而是问个人权利可以为国家留下多大的余地。维护个人权利是诺齐克整个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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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齐克的思想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个人权利至上、自由至上。并在新的时代和新的领域对平等可能给自由带来的危害提出了警告，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原则，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内容，推动了自由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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