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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其他地方的城市没有英国贫民窟清理工程那么大胆，选择了不同的住房政策道路。从1880年代末期开始，每个地方都很清楚单靠市场、慈善家或者双方合作都无法满足大城市对廉价住房的需求。在德国，社会政策协会从1885年到1886年开始进行住房问题的调查研究。法国廉价住房协会可以追溯到1889年。但是他们的答案不是像英国那样公共建造住房，而是用公共资金和个人自愿相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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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在1889年）和法国（在1894年）率先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国家银行，向为工人建造可靠住房的非商业性建筑机构提供低息公共贷款。在法国，社会博物馆的朱尔·西格弗里德是该措施的首要推动者。在推动者眼里，所谓“西格弗里德法案”代表了精心设计的中间道路，既没有对市场能力的幻想，也不像英国人1890年住房法案错误走上的“国家社会主义道路”（西格弗里德的用词）。像“补贴论者”的许多社会政策一样，法国法案在原则上总是比在实际执行上要强。地方当局一直等到补贴已经大幅度提高后才开始行动。但是法国模式被广泛模仿，很快成为在国际住房大会上的主流正统思想。[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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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尽管有帝国中央集权和高效率的虚名，他们并没有采取类似于1894年法国法律那样的连贯政策。转折点出现在1890年，当时从国会悄悄流出一个条款，规定在管理国家新的区域社会保险基金时，可由经理自行决定投资非赢利或者有限赢利的工人阶级住房协会。这些迅速积累的公共储蓄可以低于市场利率一个百分点左右使用，所以很快就成为非市场性住房公共投资的发动机，其他地方没有办法媲美。到了1890年代后期，人们可以看到法案的成果，围绕宽敞、开阔的院子的新型模范廉价公寓，配备有运动场、阅览室、会议厅、幼儿园、图书馆、洗衣房——社区福利的各种要素，无论多么具有家长式作风。[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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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接受补贴性房屋贷款的，有许多是依靠已经完成的积累凭良心做事的英国式有限赢利房屋公司。另一些则很难与政治上界定的公共当局区分开来，因为德国官僚与社会的联系特别密切。最大胆和最成功的有限赢利协会——法兰克福的“小房屋股份公司”，是由市长和社会政策协会成员约翰内斯·米凯尔创建的。因为获得大量城市贷款支持和租用便宜的城市土地，尤其是为此专门沿着新的公交车线路购买的土地，该协会及其姊妹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建设的住房占全市住房的比例竟然高达7.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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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是在1890年之后住房补贴下兴起的德国建筑协会合作社，有些是从社会主义者或者工会团体演化而来，有些是慈善团体的产物。和英国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融资建筑房屋的合作社不同，德国的建筑合作社依靠大量工人成员每个星期交纳的费用，投资建设合作社廉价公寓，然后回报以成员住公寓的机会。到1914年，合作社已经在德国建造两万一千套住房，几乎和英国在同一时期公共建造房屋的数量一样多。[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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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法国和英国一样，德国的结果也是非常不平衡的。试图通过全国统一的住房标准法这一努力没能战胜普鲁士当局的抵制，只留下软弱的监督权力的补丁。在劳工压力非常强大而社会天主教活动又让这压力对资本家阶级有一定影响的莱茵河地区，社会保险局拿出资金的一半用来建造工人阶级住房。柏林社会保险局由财产所有者协会和房地产游说团体把持，投资工人住房的比例只占7%。杜塞尔多夫进行英国式直接由城市建造住房的实验。乌尔姆和法兰克福购买土地建设低成本住房。但是大部分德国城市什么也没做。[300]就像在英国一样，公共资助的住房主要是为技术工人和中产阶级下层人士准备的，穷人根本进不来。欧洲没有一个地方的进步人士说住房问题得到解决了。但是在1890年后的一代，住房问题或多或少进入了社会政治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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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欧洲住房供应的努力都被美国进步人士密切关注。有限赢利房屋公司作为主动引进的英国舶来品很早就来到美国。在世纪之交时，东北部的许多大城市都有一个或者多个慈善性房屋公司，虽然没有一个（即使在该活动的中心纽约也没有）达到伦敦的公司那样的规模。住房情况调查、有限的贫民窟清理权、住房建设标准都成功地跨越了大西洋。公共住房投资的新措施也得到密切关注。有些美国支持者明确推崇1894年的法国法律。几十个美国调查者走访考察伦敦市营住房工程，受欢迎的由约翰·伯恩斯本人作为导游：该市的工人阶级住房开发很快成为社会学大旅行必须停留的一站。其他美国进步人士频频出现在国际住房大会上，如1900年在巴黎、1902年在杜塞尔多夫、1907年在伦敦、1910年在维也纳等。[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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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详细的美国调查是由全国住房协会在1914年夏天组织的，对最新的英国住房工程的参观学习。简直就是1906年全国公民联盟城市所有权委员会的缩影，由协会的执行秘书约翰·伊尔德率领的七人代表团花费两周时间调查英国住房的各个方面，包括公共和私人建设的住房。在莱奇沃思，埃比尼泽·霍华德给他们讲解花园城市的原则。在伦敦，他们拜访了约翰·伯恩斯、托马斯·亚当斯、锡德尼·韦伯、雷蒙德·昂温，以及伦敦市议会建筑办公室的领袖人物。他们还参观了东区贫民窟、皮博迪信托公司的建筑、伦敦市议会在东区和伦敦边缘的工程、汉普斯特德，以及1909年法案下伦敦扩张计划的第一个展品。在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他们基本重复了同样的参观行程：贫民窟、“正常”房屋、新的公共或者私人住住房改善项目，与普通房客交谈，采访住房建设和城市规划负责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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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尔德非常认真地记录租金、成本、房客构成，对看到的许多内容印象深刻。他的结论是英国贫民窟没有美国最糟糕的住房那么糟，尽管“街道小气、单调”，“地面拥挤程度让人害怕”，还有无所不在的高围墙后院。比美国实施时间更长的卫生标准产生了更明显的效果。他赞同英国地方政府所得到的依法征用土地的广泛权力。他喜欢所看到的在1909年城市规划法之下的开拓性努力，虽然不如城市分区那种范围广泛而较少随意性的工作。不过从一开始，伊尔德的思想就集中在资金问题上。他很快得出结论：莱奇沃思非常漂亮，但是从严格的会计原则来看，它是不会赢利的慈善工程。等他来到曼彻斯特时，已经认为市营住房也不赢利。几乎所有的模范住房都是挣工资者望尘莫及的。如果有地方不是这样，那也是公共补贴的结果：是以改革的名义掩盖起来的转移支付。伊尔德在返回时写道：“最大的问题是，英国城市用不经济的租金出租房屋是否在把麻烦留给后人。”他拒绝超越那条线，那个先入之见。[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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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们之前和之后的美国人一样，全国住房协会的成员倾向于发现自己希望发现的东西，错过那些和自己先入之见不一致的内容。苏格兰博学者和城市规划者帕特里克·格迪斯带领伊尔德参观都柏林老城，试图让他看看掩埋在后来那种资本主义土地拥挤中的“有机”中世纪古城的优越性。但是，伊尔德只能以一个惊骇的卫生监督员的眼光来看待那些古老街巷和弯弯曲曲的狭窄院落。纽约市三一教堂廉价公寓管理者爱米莉·丁威迪回国后确信，皮博迪信托公司的私人房客管理（像她自己的一样）比市营住房管理要优越得多。曾经短暂加入该团体的爱德华·巴塞特认为，伦敦最好的东西是便宜的交通体系和城市分区的努力。该小组的最终报告称赞了1909年城市规划法案、城市的贫民窟清理权限、慈善住房等。但是他们说花园城市并不适合工人阶级。托马斯·亚当斯对于土地投机的担心没有引起反响。至于市营住房，他们认为这不适合美国。[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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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住房协会代表团持怀疑态度的意见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它的母体组织是一个单一音调的改革游说团体，因为它早先发现这个音调，就竭力避免其他声音来干扰住房问题。1901年的纽约州《廉价公寓法案》曾经是该协会的最大胜利——一个从英国建筑规范借来而严格化的、早就该有的规范，把流行的建筑惯例中最糟糕的做法裁定为非法（比如没有窗户的房间、设在院子里的厕所），并且影响更大的是，推高了所有新公寓建设的卫生设计标准。新建筑的管理规定是关键：对现有情况的仔细调查、严格的建筑法规、确保法规实施的不懈努力。1910年全国住房协会的“教义问答”包含这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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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你的城市成为廉价公寓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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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建造模范廉价公寓，除非你获得模范住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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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允许新贫民窟的扩大。预防胜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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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允许地下室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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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允许使用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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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宽容房客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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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敦促对廉价公寓实行城市所有和城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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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混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界限……[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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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不要”背后站着冷峻的、信心十足的慈善工作者劳伦斯·威勒，是他在拉塞尔·塞奇基金会的支持下成立了全国住房协会，他并非对住房建设领域的所有欧洲舶来品都表示厌恶。他自己的《廉价公寓法案》就从英国的公共卫生学家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作为城市规划会议的重要人物，他很早就参加分区规划活动，纽约州法案中授权城市禁止多家合租公寓的规定就是威勒的工作结果。他经常到欧洲访问，也是国际住房会议的常客，虽然他坚决反对他们的结论。随着年轻的主张者对他领袖地位的挑战，威勒观点中的例外主义主题变得更加强大。“在住房改革方面，我们需要特别当心从海外引进的舶来品……不是因为它们来自海外，而是因为旧世界国家的条件与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最后，威勒对廉价公寓的厌恶不能忍受任何提议干扰他的主要观点：对建筑行业的管理。他认为，模范住房、税收变化、交通状况改善属于住房问题的“毕业后”阶段。人们遭遇兑水的牛奶时不会耗尽资源去建造一个模范牛奶厂，而是从牛奶供应中剔除不合格的牛奶。前者是私人资源的任务，只有后者的任务是在公共领域内。[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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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本来都可能是无关紧要的，但威勒是进步住房改革领域的第一个强大的主张者，他反对廉价公寓的方式限制了留给别人的思想和组织空间。这种先发制人现象在大西洋两岸都存在。霍华德和昂温很早抓住英国城市规划运动的领导权，他们笼络的聪明人小圈子主导了英国城市规划政策几十年，从本世纪的开头几年到1940年代工党受莱奇沃思启发的“新城市”项目。社会连带主义者首先来到法国住房改革现场，认为改革应采取补贴论的原则，虽然法国的竞争者早已认为这办法效率不高而放弃了。这些有时候被称为国家改革政策的“风格”，虽然该现象产生于比“风俗”或者“品味”更加激烈的思想和经济资源的竞争。威勒的圈子以攻击性的姿态很早参与住房问题的争论，他们对国家支持住房的憎恶造成了影响深远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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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确如此，更因为伊尔德在英国问题上屡屡回到的底线——“房屋租金低于成本造成经济和道德伤害”，是美国进步人士圈子里普遍具有的共识。费城住房改革者卡罗尔·阿罗诺维奇在1914年前已是改变信仰支持欧洲大陆住房改革的人，他是威勒的最激烈批评者之一。但是在看了日光港花费不菲的精巧和雅致的建筑后，他也忍不住得出结论说，“用美国人的术语”需要问英国住房工程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它能赚钱吗？”“花园城市运动如果要向世界范围推广，并保持对实际民主精神的忠诚，它就必须翻译成投资回报这样的术语。”[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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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必须有回报，尤其是公共投资不应该成为转移支付的幌子，所有这些都深藏于进步人士假设的深处。煤气和公交车市营化支持者谈论为了公共福利而获取利润，而不谈社会补贴。公园和城市规划受欢迎是因为它们增加了每个人的财产。城市分区支持者提出的是同样的诉求。进步政治是建立在环绕周围的资本主义框架下的，这一点在美国比任何别的地方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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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机构性和社会力量的背景下，反对声音非常小。模范房屋公司大多担心公共补贴。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土地价值上的本杰明·马什认为市营住房不过是抑制工资增长的药物。睦邻中心的工作者渴望开放内城的“肺”，用微型公园和运动场带来空气、阳光，所以抵制内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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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城市规划者，他们很快彻底和住房问题割裂开来。查尔斯·M.罗宾逊在城市规划热潮初期坦言住房是完全不同于公民艺术的“社会学问题”，这话像是感知风向的手指。“全国城市规划会议”诞生于1909年拥塞问题委员会在华盛顿举办的城市规划展览，在1912年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它已经把住房问题从辩论题目中去掉，交通、运输、街道、公民审美意识等把住房问题挤到边缘。乔治·B.福特在1910年关于城市规划中“社会”和“建筑”的关系一文中说：“住房和城市规划的相互关系……在美国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第二年参加全国城市规划会议的雷蒙德·昂温和托马斯·亚当斯抱怨说，进入美国城市规划专业领域的建筑师和景观设计师根本就不考虑住房问题。但是他们的观点没有人理睬。只有马萨诸塞州1913年城市规划条例中有一条工人推动的规定，要求地方当局特别关注“人们的适当住房”：除此之外，很多城市规划连对住房需求的粗略调查都没有。分区规划的流行正是因为它与推动工人阶级住房完全脱离了关系。城市规划是公共问题，在美国住房问题是私人问题。[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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