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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960 慈善改革者把公共穷人救济限制在济贫院居民的运动，不管在英国还是在美国都没有完全成功。在英国，上年纪的穷人仍然是济贫法委员会同情的重要对象。但是其结果还是引人注目的。在1870年到187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接受公共穷人救济者的比例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几乎所有的减少都来自“院外”公共救济的削减。在美国，“科学慈善”的鼓吹者在很多方面取得成功，减少了院外救济的开支。在1870年，布鲁克林市给予38,170个人以家庭为基础的救济；在1880年，一个都没有。到1879年费城也是一个也没有。在1900年人口超过二十万的21个美国城市中，慈善组织协会领袖自豪地报告说，十个城市“实际上没有给予公共救济”，两个给予“非常少”的救济。[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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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962 更加慷慨的公共义务保留区仍然存在，尽管或许是阵发性的。在1890年代萧条时期，美国城市官员在特别的私募救济金广告中合作，在冬天开放警察局让无家可归者栖身，或者通过紧急公共工程项目努力缩减失业人数（这比较少）。在都市政治模式还没有落入慈善改革者运动中的地方，城市仍然从公共资金中为小部分穷人分发燃料和食物。[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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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964 但是由于新思想如此关注公共机构效率和私人的道德败坏，公共同情和义务的古老传统显然在逐步瓦解中。慈善组织协会的核心思想是：不明智的慷慨解囊只能刺激更多的要求；这也是多数进步人士相信的原则。韦伯夫妇也相信，虽然没有明说。他们坚信在对待贫穷这个问题上“道德因素是最重要的议题”，“不加区分、没有条件、无偿的慷慨救济造成穷人性格上的道德败坏和个人努力的松弛”。[412]在进行救济工作时需要限制和审查。为了确保穷人不认为救济是理所当然的，许多国家规定接受公共救济的条件是放弃投票权。穷人并非没有得到慷慨的济贫法委员会、紧急救济委员会，或者地方社会主义者多数（如在1896年后的法国）的同情，但是对于多数中产阶级社会改革者，包括那些摸索新型社会政策的人士来说，穷人是遥远国家的公民，从社会上和心理上都与跨越大西洋的进步人士心中的国家相距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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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966 因而一点都不令人意外的是，进步人士的想象力常常集中在把穷人孤立起来的计划上，把他们赶出来，送到更好的、更严格控制的环境中接受改造，城市也可以摆脱让人难堪的景象。查尔斯·布思《伦敦居民的生活和劳动》第一卷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紧接在他估计城市穷人的规模和性格的首次统计学尝试之后。在布思看来，问题的核心不是伦敦阶级结构底层的流浪者或者半犯罪分子（他称为A阶级），他认为有效的减少布施的方法将会消灭他们。关键问题也不是工作的穷人（C阶级），虽然工资很少，但工作比较固定。而这两者之间的阶级，即从来没有固定工作的伦敦多余劳动力储备才是问题所在。布思建议，为什么不把伦敦东部人口的11%（布思的计算）全部集中起来作为国家的监护对象，以家庭为单位运送到土地和生活必需品便宜的地方，在隔离起来的经济体内工作，就像巨大的、多样化的穷人农场？布思承认这是“社会主义”，虽然在理论上并不比英国济贫法更有社会主义特征。“在照顾无能力者的生活时，国家社会主义是合适的方式。”B阶级中的出类拔萃者将出人头地，剩下的人将被城市排除掉，就像人们排干沼泽地，用人工堤坝和运河进行的垦荒工程。[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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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968 布思的纸上规划（他很快就放弃了）非常时髦，足以让人采取实际措施。在德国，对乞丐和“怕工作”的人的压制非常严厉，社会改革者建立了一个由二十多个志愿的农村劳动聚居区组成的网络，专门用来孤立和改造穷人。荷兰也有自愿性和惩罚性劳动农场网络，虽然没有在消除都市贫穷方面取得什么进展，却吸收了村子里的部分穷人到严格监督的农场劳动，（坚持到底的人）还可以居住在得到资助的住宅。[414]在自己特色的大吹大擂下，救世军把类似项目带到了英国，在这里，把城市穷人送到乡下的想法和帝国把他们殖民到世界各地的思想结合起来。在1903年到1905年失业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连英国左派也考虑过劳工殖民地的想法。威廉·贝特丽丝记得，为失业者服务的伦敦中心团体的“野蛮年轻人”乔治·兰斯伯里，以教士的热忱敦促成立农村劳工殖民地——他还曾经帮助颠覆了对伦敦东部一个主要工人居住区“院外救济”的法律限制。韦伯夫妇1909年对于国家管理的失业保险这一热议项目感到怀疑，曾经提出布思建议的版本来回应：系统设计进行行为改造的劳工殖民地，用来吸收城市中的多余劳动力。[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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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970 政治上的模糊性绝非劳工殖民地思想的最不重要的资产。兰斯伯里想象失业者的劳工殖民地是合作社会生活新形式的萌芽。韦伯夫妇的反乌托邦想象则指向纪律，通过斯巴达式的劳动、体操、训练、戒绝饮酒、粗茶淡饭、技术教育达到目的。离兰斯伯里最远的一个极端是最大的劳工殖民地——比利时的梅尔克斯普拉斯（Merxplas）劳改营。这是国家罪犯流放地，1910年里面有五千多乞丐、流浪汉和轻微犯罪的人，在比利时北部三千英亩土地上有工作车间、农场、像部队一样严格的宿舍。这里像其他地方一样，必须工作却没有救赎的希望。到了1910年，梅尔克斯普拉斯当局已经认定进入到这里的人没有改造好的可能性，把政策变成了简单的隔离。远离酒精和女人（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劳动营居住者大部分是男人），也没有了软心肠的施舍者帮助或者税收支持的公共救济，没有了人口再生产的机会，所以贫穷流浪汉就慢慢消失了。梅尔克斯普拉斯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给予所有劳工殖民地项目影响力的是孤立穷人的逻辑：为了防疫、为了环境和行为改造，或者为了政治复兴。[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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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972 美国进步人士对这些思潮的欢迎程度和欧洲同行一样。哈佛大学社会问题的先驱老师弗朗西斯·皮博迪研究了荷兰和德国1890年代的劳动营并大力赞扬。约翰·格雷厄姆·布鲁克斯也是如此。皮博迪在1894年承认荷兰劳动营的原则是“社会主义”，但它是“远远超过熟悉的社会主义讨论”的东西，不是向国家提出要求的社会主义，而是国家对个人提出要求：“以某种程度或者方式，通过自己的头脑或双手或两者的结合为国家福利做贡献。”皮博迪说如果国家劳工殖民地是“社会主义，我们就最充分地利用它吧。它也是文明稳定的希望和司法慈善的秘密”。[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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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974 实际上，在美国最接近实现穷人殖民地思想的人是改革派社会主义者和律师埃德蒙德·凯利。1906年英国流浪问题委员会关于欧洲大陆劳动营的报告，让凯利对把流浪乞讨的穷人隔离起来的想法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访问过梅尔克斯普拉斯，但是真正给他启发的是比较小的瑞士劳动农场。因为得到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和慈善改革协会的支持，他在1911年纽约州议会上成功推动了根据瑞士模式建立劳改农场的法案。由于得不到州里拨款，凯利为流浪穷人设立的劳动农场工程没有实现。但是就连简·亚当斯在1913年也肯定劳动农场“和其他形式的慈善活动发展是一致的”，是失业问题的严肃解决方案的一部分。[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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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976 穷人是另外一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改革者想象中的外来者。社会政治不是从他们开始的。即使最终归结为社会保险的思想辩论也不是从考虑穷人情况开始的。辩论中的关键阶级是工人阶级，是靠脆弱的经济线索悬在布思所说的贫困线以上的人。正如进步人士看到的，他们的任务不是要消除贫困，而是减少那些在贫困线边缘的人因为命运不济跌入贫困深渊的可能性。社会保险（一开始被称为工人保险）是专门为工人阶级准备的，济贫院、劳工殖民地、中产阶级友好访问者才是为穷人国家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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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978 贫困问题政策集中在救济的有效管理上。社会保险思想的核心是不同的、全新的现代概念：风险。它把难以捉摸的命运变化可能性分摊到更大的公共群体上去。社会保险不是隔离的项目，就像它努力为之弥补裂缝和伤害的市场社会一样，社会保险的关键是共谋关系和相互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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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980 针对劳动风险的保险从一开始并不是国家的发明，而是工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在整个北大西洋经济体内，煤矿和工厂工人、商店店员、酒店店员、街坊邻居联合起来相互支持，以对付工资劳动的经济风险。疾病、事故、失业、年老体衰或者挣工资者的死亡：这些是劳动力市场上工人最主要的风险，当时没有病假工资、事故赔偿、养老金，对多数工人来说也没有起码的工作安全感。他们的恐惧在于，其中任何一种情况都可能像剪断线头一样突然结束家庭的收入来源。这些人生过程中难以预料的、可怕的灾难对于挣工资者而言，就像火灾风险对于没有参加保险的商人一样。难怪工人们竭力通过互助组和共同基金的方式减少可能的风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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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982 工人互助保险俱乐部的最原始形式很难和彩池或者集合赌金区分开来。工作伙伴在一年的开头给共同基金捐款，如果生病或者死亡可以从中得到补偿，剩余的钱（如果有的话）到了年底在余下的人中间分配。在英国它们被称为“石板俱乐部”，可能是因为悬挂在酒店墙壁上用粉笔记载成员账目的石板的缘故吧。这种形式的本地俱乐部往往和酒馆、教堂或者工作地结合在一起，具体数目现在已经无法计算。它们介于赌博俱乐部和互助兄弟会之间，非常不稳定，从保险精算上看也未必可靠，在工人聚居区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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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984 更大的利益团体闯入了这类互助协会。在欧洲大陆，主要参与者是国家。在德国，零碎的行会互助主义经受住经济自由派的瓦解作用而保留下来，准公共的工人福利机构以若干种古老的形式幸存。在欧洲大陆任何地方作为国家特殊利益焦点的采矿业，传统的矿工联合会（Knappschaften）已经被当作自由贸易的障碍而听任其衰落，现在却由于1854年普鲁士的法案而复兴起来——这次是作为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保险基金，吸收矿工和雇主交费作为共同管理的基金用来支付矿难、疾病和死亡补偿。在高风险的采矿企业之外，强制性保险基金就少多了。和错综复杂的熟练工协会、行业协会、兄弟会并列的是由地方管理的救济会（Hilfskassen），吸收工人自愿捐款以抵御疾病风险的一种准公共保险基金。1845年的普鲁士法案切断了手工业行会下面的最后一个法律支持，同时授权城市当局强制性要求某些类别的工人加入救济会。虽然这个规定包括的产业工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在德国，这个可能性使得私人风险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界限保持流动和模糊。[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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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986 在法国，互助会（société de secours mutuels）具有准官方色彩，和德国的救济会（Kassen）不一样。这些地方协会通过1852年的法案重新组织起来，被要求到政府备案，吸收地方名流为领导成员；他们可得到国家保证的利率，作为回报，必须把财产的大部分存放在国家管理的中央基金中。资本家大佬被吸收为荣誉会员，大大提高协会的社会声望和收入。1898年后，公共的征税补贴也起了这种作用，国家本身越来越多地承担了赞助者的义务。作为帝国社会政治的姿态，拿破仑三世还在这个混合物上添加了特别国家银行，公民可以向这些银行购买失去劳动能力保险，以优惠费率获得老年年金。[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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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988 在英国，工人阶级互助主义领域最积极的鼓吹者不是国家机构，而是兄弟会和商业企业。通过特许给予集体成员的精算保障，全国性组织吸收地方风险池，组成由成员、规范和支持构成的更高级组织网络。1900年英国和爱尔兰国家注册的“友好协会”（互助协会的正式名称）有两万四千个。但是在五百万会员中，三分之一属于最大的四个协会。疾病保险是最常见的做法：疾病期间的工资帮助家庭成员度过不能工作的日子，并可以按照协会合同得到医疗服务。友好协会的会费非常高，普通工人大部分缴不起，但是在技术工人中间，友好协会会员资格是获得安全和尊重的主要来源。[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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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990 更厉害的是商业保险公司。在德国和法国，吸收工人阶级的保险公司发展缓慢；但是在英国，所谓的集资协会，像皇家利物浦协会（Royal Liver）或皇家伦敦协会那样纯粹出售保险而没有任何地方管理伪装的邮购协会，世纪之交时在成员数量上已经超过了非商业性的对手。反过来，他们又很少能够和为群众提供便宜险种的纯粹的商业保险公司媲美。这些被称为“工业保险”公司，因为其目标市场是产业界挣工资的工人群众。在发工资的日子，成群结队的代理人在工人阶级街区宣传和收取每周的保险费。正如本特利·吉尔伯特描述的，“头上戴着一顶常礼帽，耳朵后别着一支钢笔，上衣口袋里装着一瓶斯蒂芬牌蓝黑墨水”，保险费征收员是工人阶级街区的固定角色，是音乐厅讽刺剧中一眼就可以认出来的小丑。批评家指责（有一定道理）征收的这些钱只有可怜的很少一部分作为赔偿返还给了工人。死亡保险的赔偿很少超过一百美元的，为群众办的商业保险根本不是人寿保险，而是丧葬费保险，只能避免遭遇像乞丐一样被埋葬的羞辱。尽管有这些缺陷，工业保险公司在工人阶级不安全环境下仍然得到迅速发展。它们在1900年时声称拥有两千万保险单，另外还有集资协会拥有的六百万保险单。[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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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992 人们应该想象到北大西洋经济中存在纵横交错的种种互助团体和保险机构：管理的和非管理的；商业的和友好互助的；计算上非常原始的和高度系统化的等。结果形成的体系既是日常生活的固定模式又不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涉及范围很广同时又漏洞百出。没有其他组织能在工人阶级中扎下这么深的根。在1911年据说工会会员达到三百万的英国，正式注册的友好协会（排除集资协会和工业保险公司）声称拥有六百万会员。当然，会员身份可能不止一个，有重叠的情况。总体上说，这意味着包括小孩在内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友好协会的注册会员。与此同时，在法国互助会有四百万成人会员，相当于全国人口中每十人有一个会员。[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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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994 在美国，哪怕最粗糙的官方统计都没有，工人互助协会的规模及其在经济上的重要性需要人们去猜测。显然这个体系范围广泛，远不止幸存下来的那些油漆脱落、屋顶扭曲的小镇共济会或者伐木兄弟会会议厅所显示之规模。每个工人阶级街区都有俱乐部和会所。1908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钢城霍姆斯特德（Homestead），玛格丽特·拜因顿一个星期内统计到50家慈善协会的通知。在芝加哥的意大利社区，打着旗子、伴随着锣鼓和笛子演奏的互助协会游行成为星期天的固定节目，正如简·亚当斯说的，会员“庆祝他们取得的成就：至少在自己周围建立了躲避灾难的一面薄墙”。杜波依斯估计了兄弟会和互助会成员在1890年代费城黑人中的数量，大概是城市黑人成年男性中的三分之一。在世纪之交的印第安纳州一万五千人口的密执安市，有26个兄弟会会所，几乎都是以雇佣劳动者为主，还不计算以教区为单位的天主教和路德教互助会。在互助主义的集中地曼哈顿下东区，有近两千个互助协会。[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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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996 更精确的成员数目估计可能风险更大。在1891年，康涅狄格州劳工统计局统计了386个互助协会，这些协会吸收了十二万七千会员，（在东北部工业区）达到全州每六个居民中有一个会员的密度，比八年后西伯姆·朗特里在英格兰约克郡统计的七分之一的比例略高。到了20世纪初期，估计的数字更高。在1915年，从“金色西方土著人子弟”、“红人改进会”到“赫尔曼子弟会”、“圣约之子会”等加利福尼亚兄弟会加起来，每五个居民中就有一个会员。在1914年的马萨诸塞州，兄弟会宣称几乎每两个本州居民中就有一个会员。用这样的方式计算，数字显然夸大了互助会在工人阶级生活中的存在。多数当时的专家认为应该把会员人数砍掉一半，因为里面可能有从工人阶级以外吸收的人。在这个基础上再砍掉一半，因为里面有多重会员身份，人们可能加入两个甚至三个协会以增加抵御风险的机会。即便如此，从剩下的数字看，工人阶级互助协会结构仍然和当时欧洲的情况相当。[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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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998 美国互助协会机构的虚弱之处不在于会员人数少，而在于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分化。在英国和法国，友好协会和互助会在社会政策辩论中发挥强大的公共角色的作用；在德国，救济会和自愿协会形成俾斯麦的社会政策不得不考虑的一个轴心。相形之下，美国同行的无所作为让人惊讶。除了1920年代“雄鹰兄弟会”要求公共资助养老金补贴的活动这个例外，最好的兄弟会机构在影响公共政策方面也只是要求提高地位的例行公事而已。至于更小的、教区的、工厂的、街区的兄弟会分会以及病人俱乐部、葬礼基金会等，则因为移民工人阶级的内部派别斗争使得力量大为削弱。美国工人风险池的最有效的组织基础——语言、信仰、种族、民族差别，在促进互利的行动中也造成分裂。在这些民族和种族分裂的基础上很难形成共同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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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000 在这种情况下，“工业保险”行业的美国分支发展迅速。到了1911年，美国已经有2470万份保险单，是兄弟会成员数目的三倍，在资金上相当于当时德国国家社会保险体系的金额。[426]工人阶级的自愿性互助协会也得到发展，只要工作或者工资不稳定就会出现这种协会。但是没有统计，在政治上没有影响力，没有公共注册的承认和国家支持，也没有中产阶级团体的加盟赞助，加上内部派系林立，所以自愿性协会没有成长为美国公共政策形成和管理的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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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002 在大西洋的两边，自愿性预防风险的机构给予参加者的保障，都只覆盖工人阶级家庭所想到的未来灾难的一小部分。病假工资和（尤其是美国）丧葬费用是最常见的利益。因为会费很高，有些互助协会还提供签约医生的服务或者（更少见）遗属抚恤金。除此之外，包含的险种就大幅度减少了。只有组织最好的技术工人工会提供失业保险。除了个别大公司的雇员外，退休金对于产业阶级来说还是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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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004 性别更突出地加剧了这些局限性。没有任何地方的互助协会保险范围包括女性工人特有的风险：怀孕、生孩子、婴儿照顾等，所有这些都能一下子掐断女性收入的渠道。工人保险是男性工人的保险，兄弟会强化了这一点，特别强调男性团结的仪式兼保险特征。石板俱乐部的家就在男人集中的酒馆里。女性只是作为保险费征收员每个星期拜访的对象，才在自愿保险结构中发挥值得注意的作用。对女性来说，挣工资只是劳动生涯中相对短暂和压缩的一部分，她们用不那么正式确定的方式凑成了一些互助体系，和男人的既是社交俱乐部又是投注池的模式在结构上不同。不管是自愿风险池机构还是后来作为补充的国家保险体制，从总体上看都不是为女性服务的。[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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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006 保险虽然受到限制，但是它无处不在，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生活的现实。保险本来是为待遇最好的技术工人服务的不完善体制，其效率随着工资梯度的下降而迅速削弱。它不是为女性设立的，也从来没有购买到真正的安全网：真正的保险，即保证“躲避灾难的薄墙”不会在工人阶级家庭周围破碎，让家属依赖私人慈善机构的慷慨救助或者成为济贫法严厉审查的对象。不过，日常互助主义虽然只是破烂的斗篷，却是靠平均法则缓解工人最严重灾难的方式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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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008 被1910年美国观察者称为社会保险的另一种东西出生于德国。社会保险在两个重要方面和自愿互助方式明显不同：这两个方面都把风险和共谋关系的边界向外扩展了许多。首先，最重要的是，它强迫雇主参加工人的风险池。因为工人生活的绝大部分被工作占据，事故、疾病、老年虚弱、失业等不仅是工人的风险也是企业的责任。社会保险将工业风险的概念社会化了，认为有权力确定工作条件的人有责任承担工业生产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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