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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170 早期辩论中鼓吹德国式强制性事故保险的另一个著名美国人是乔治·吉列，“明尼苏达州雇员赔偿委员会”中来自州雇主协会的代表，虽然他支持这种保险的原因和道森完全不同。德国模式吸引吉列的地方在于，他印象中雇员会为事故保险基金交费。在原则上，吉列是错误的，但是在实际上，考虑到受伤的德国工人不得不用尽疾病补贴才能得到事故保险赔偿这个要求，不能说他是完全错误的。比全国公民联盟更右倾的全国制造商协会1910年派遣了两个领袖人物到德国，在那里他们得到帝国保险局官员们的盛情款待，收集资料后得出吉列的结论。他们很快把制造商协会的重心放在按德国模式制订的自己的方案：强制性工业事故保险，由雇主和雇员共同为基金提供支持。[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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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172 德国工业事故保险不是随便哪个人所说的那个样子。但是在相互借用的流动政治中，借用者的高度混杂是惊人的。从左派的《调查》到右派的全国制造商协会都开始称赞德国模式的优越性，组成了不同声音的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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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174 随着议题从传单转向法律，竞争的主轴不再是工人的缴费问题了，因为立法机构对这一点没有多大兴趣。关键的问题是谁将获许占据新的工人赔偿法案建立起来的经营领域。为了确保赔偿机制有意义，需要有人保证即使小雇主也能承受灾难性事故会带来的潜在成本。因为看到公共创造的市场的巨大优势，商业性灾害保险公司迫切渴望做这个工作，但是在很多方面，它们从前的表现记录并不令人满意。英国法案下的经验显示，灾害保险公司更不愿意通过鼓励工厂采取减少事故的措施（如德国雇主互助协会做的那样）来维护其利润空间，宁可在法院打赔偿诉讼官司。管理和佣金的成本很高。在工人赔偿法案让参保成为强制性的地方，商业性保险公司以市场能够忍受的最高值来向俘获的客户收取保险费，没有显出一丁点儿的内疚。[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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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176 在那些对于工人赔偿保险领域私有化感到忧虑的进步人士中间，强制性雇主互助协会的德国模式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只是在马萨诸塞州有一个起草委员会认真对待它。更直接的替代方案是建立国家管理的雇主保险，要么像德国模式的挪威借用者在1895年尝试的国家垄断的形式，要么像1900年后新西兰采用一个竞争性的公共保险局。在这些借来的模板中，很快成立了第一个美国公共工业事故保险基金。到1911年俄亥俄州和华盛顿州已经让这个体制运行。两年后，俄亥俄基金成为大部分雇主必须交纳的强制性措施。这个由州矿工工会主席威廉·格林起草的法案不仅得到工人的支持，而且得到州工业雇主几乎全体一致的支持。他们已经看到在1910年通过了英国模式的工人赔偿法案后，纽约保险公司费率提高到两倍甚至五倍。[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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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178 在1911年到1913年的加利福尼亚，州工业事故委员会着手在立法机构推动设立公共保险基金。该委员会的主席后来报道说，从新西兰“借过来”，但“给它穿上更适合加利福尼亚工业和政治形势的衣服”。在1913年的纽约，劳工的代表在建立州垄断性的工业事故保险基金的战斗中失败了，虽然那是因为保险公司代理人和玩忽职守案的律师采取了预防性行动，八百人围攻奥尔巴尼。[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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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180 尽管如此，在1910年到1913年推行工人赔偿法案的22个州中间，三分之一的州建立了强制性的州保险基金或者（如纽约最终平息争论的妥协办法）旨在与私人保险公司竞争的选择性的州保险基金。在1913年后，来自保险公司的巨大反向压力扭转了潮流。到1919年创立新的州保险基金的势头停止时，私人保险公司已经占据了工人赔偿保险市场60%的份额，州基金占22%，剩下的是雇主互助协会。但是在工伤赔偿斗争中产生的日常同盟和思想的裂缝中，社会保险找到了美国进入点。[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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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182 在这个由危机、困境、借鉴、临时创造组成的链条中，核心事件是思想改变的速度。在纽约州最初对1909年工人赔偿法案审议的时候，克里斯托尔·伊斯特曼认为劳工代表“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在1909年到1910年召开第一次工人赔偿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虽然了解欧洲体系最基本信息的渴望非常强烈，但是对于公共的、强制性的德国式社会保险的兴趣不过是举向空中的一只孤掌。[493]工人赔偿辩论让美国人了解对付劳工风险的公共保险概念，它激发了形形色色、数量惊人的美国人对德意志帝国保险体制的兴趣。就在这些争议进行期间，1911年夏天英国出台了《国家保险法案》，从而使得已经在进行的过程得到扩展和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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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184 关于劳合·乔治提案的大西洋影响范围，路易斯·布兰代斯是特别敏感的指示器。1908年布兰代斯仍然在考虑个人养老金，作为社会福利领域最重要的一个项目，通过储蓄银行便宜购买。当1911年6月他在美国慈善和矫治会议上演讲的时候，开始呼吁包括疾病、事故、伤病、失业、养老等在内的“全面的”社会保险。他呼吁说，这是“提高社会效率的道路”，是德国、法国，以及现在英国紧紧追赶的“同一条道路”。不到一年，西奥多·罗斯福加入到这个事业中来。他的进步党在1912年的竞选纲领中许诺“按照美国的需要修改”的全面社会保险。[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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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186 但是，思想流动的最明显例子是美国劳工立法协会。因为其早期的核心问题是工业健康和疾病，美国劳工立法协会很快被吸引到工伤问题的辩论中。该议题成为他们从1908年到1912年会议的中心问题，但是核心主张是预防而不是赔偿或者保险。当（后来被证明是反常的法院判决）纽约上诉法院否决了该州1910年工人赔偿法案后，纽约州劳工联合会率先争取修改宪法，增加覆盖范围以便不仅让工人赔偿法案合法化，也让税收资助的养老金、伤病保险、疾病保险等合法化。因为1911年英国法案而改变思想的亨利·罗格斯·西格也同意这个观点。他断言“我认为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国家要跟随欧洲的步伐”。“在空气中可以感觉到”。但美国劳工立法协会本身倾向于更狭窄的、更谨慎的战略。[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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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188 直到1913年初，受到修正案争议的打击，该协会才最终成立了社会保险委员会，成员包括西格、亨德森、鲁宾诺、道森等。在当年夏天的会议，即“第一届社会保险全国大会”上，发言者详细探讨突然扩大的议题领域：承担工人赔偿风险的是国家基金还是私人公司，养老是靠补贴还是需要个人交费的保险，还有疾病保险、失业保险、母亲津贴等。一年后，美国劳工立法协会的议题调整围绕在社会保险这个新核心，变为美国最积极和最重要的社会保险游说者。[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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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190 在亨德森的推动和1913年到1915年经济衰退的巨大影响下，该协会首先转向失业问题。英国1909年的劳工交流法案和1911年的失业保险计划，作为现成的答案，很快成为美国专家有关失业问题观点的起点和结果。到1914年，美国劳工立法协会已经支持一个公共的劳工交流项目、针对周期性失业的公共工程项目、诱导雇主将招聘模式规范化的措施，以及失业保险——实际上是英国项目的翻版，并用召开会议和加强宣传等方式扩大该议题的影响。纽约市长的失业问题委员会1916年初期在西格敦促下认可了这个项目。到了年底，威廉·M.莱塞森认定失业政策的基本框架在大西洋两岸非常清晰，根本不用讨论。他已经离开约翰·康芒斯的讨论课，专门从事劳工经济学的研究。[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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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192 但是到了1915年，亨德森去世，美国劳工立法协会的优先议题又转向健康保险，积极推动通过州议会的病假工资和健康保险法案。从保险精算师的角度看，疾病比无法预计、摇摆不定的失业问题容易处理多了。与仍然需要更多实践检验的失业保险不同，健康保险已经拥有二三十年的实践经验。不像在公共养老帮助问题上保险和补贴原则之争让专家产生分裂，从英国模式到德国强制性健康保险的转变产生了可操作性的手段和原则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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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194 康芒斯从前的另一个学生，如今是美国劳工立法协会执行秘书的约翰·B.安德鲁把美国劳工立法协会的健康保险样板法案描述为“英国和德国体制中最好部分”的结合。实际上，因为起草者是鲁宾诺、西格和纽约立法起草基金会的约瑟夫·张伯伦，它基本上属于德国模式，核心内容是为低收入工人及其家属提供的病假工资和疾病治疗，还包括针对生孩子的花费而提供的少量补贴，尽管弗洛伦斯·凯利担心这可能鼓励丈夫为了得到这笔钱故意让妻子怀孕。因为认定与工作有关的压力和疾病是导致工人健康出现问题的罪魁祸首，补贴的来源应该一半由雇主缴纳，一半由雇员缴纳，各地的基金都由双方共同管理，就像在德国一样。美国最大胆的修改是提供丧葬费补贴（明显是对工业保险公司经营范围的侵犯），这是包含在要约中的内容，劝说工薪族只要每个星期交到保险费征收员手中一点钱，就可以购买到丧葬补贴和疾病保险。[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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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196 1915年末期发动的、由美国劳工立法协会支持的健康保险运动，在后面的月份中发展极其迅速。在1916年和1917年，健康保险法案被介绍进入18个州的议会。1917年有两个州的特别委员会报告了健康保险问题；马萨诸塞州委员会对美国劳工立法协会的建议持赞同和反对态度的人数正好相等，加利福尼亚委员会支持的法案吸收了兄弟会和工会（英国模式）进入保险金管理。十多个全国性工会团体和州劳工联合会签署了强制性工人健康保险的原则。州医师协会和美国医疗协会社会保险委员会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反对州医疗保险上，而是像英国一样，把医生塞进建议中的保险管理机构中。[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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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198 处于所有这些活动组织核心的美国劳工立法协会规模从来不大。在1914年最高峰的时候也只有3600名成员。到了1910年才有资金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在欧洲举行的国际劳工立法协会的大会；两年前，该协会不得不和已经在路上要出席国际消费者联盟会议的弗洛伦斯·凯利和莫德·内森合作。美国劳工立法协会的大部分人是学院派经济学家，理事会的主要成员基本上都是德国大学纽带背景出身的，在1912年和1913年卷入纽约工人赔偿问题争吵之前，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政治经验。和法国及德国同行不同，该协会没有吸收著名政治人物加盟，像劳工权益保护国际协会法国分部的亚历山大·米勒兰，或者德国社会改革协会的普鲁士前商业部长弗瑞赫·冯·贝尔普施等。虽然它宣称其荣誉副主席中有零星的一些工会领袖，美国协会中没有类似于德国协会那样广泛和机构性的附属工会。[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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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200 面对这些复杂的劣势，美国劳工立法协会从其他国家的先例中汲取力量。样板法案是协会首要的政治工具，尤其是在社会政治立法仍然是新鲜事务、起草法案的倡议仍然是政府外事务的时代，这种工具的力量更加强大。在关于社会保险辩论的最早阶段，在一个集满了业余爱好者和知识缺乏的领域，在工会、雇主协会、政府调查者竞相从海外社会保险中获取经验的时代，美国劳工立法协会在使用借来的知识发挥应有价值的政治斗争方面的确是很出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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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202 实际上，从1907年工人赔偿方案的首次尝试性讨论到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思想的流动是有重大意义的。1916年末期加利福尼亚社会保险委员会针对这些新问题做了个调查，对象是美国经济学家协会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美国慈善和矫治会议”的成员。虽然只有五分之一的成员回答了问题，但是在回答者中有三分之二赞同在美国推行强制性社会保险，健康保险可以作为第一步。《调查》现在开辟了专门发表社会保险新闻的专版。当时影响最大的慈善组织人物爱德华·T.迪瓦恩在1909年的时候曾认为社会保险是不必要的。到了1913年，他开始谈论通过社会保险强制工业界“支付产品的全部成本、人的生命和体能成本”的正义性。[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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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204 辩论的新转折、社会保险讨论的新政治可行性、关于欧洲劳工交流和疾病补贴体系的流利对话、像西奥多·罗斯福这样迫切要搭乘劳合·乔治式政治顺风的风向测试者，以及在强制性问题上的思想转变，都标志着自从1902年“美国慈善和矫治会议”无结果的辩论以来舆论上的戏剧性变化。地方动态强力推动了这种变化：美国工人阶级安全体系的散乱和不充分、美国工业资本主义运作模式的冷酷无情、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保民官式新执政风格等。但是如果没有大西洋纽带，这种变化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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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206 不过，虽然思想和政治转变引人注目，但它并没有给美国带来社会保险，至少当时没有。到了1913年末，事故保险公司的反游说力量已经夺走了争取州工人赔偿保险基金运动的影响力。仿效英国1909年和1911年法案争取失业保险政策的短暂运动，也随着战争引起的繁荣而逐渐悄无声息了。失业保险得不到工会组织的信任，也没有在任何地方进行过广泛的检验，无法说服任何州议会进行尝试。强制性养老保险也因为没有像查尔斯·布思或者劳合·乔治这样的人物来打破僵局而陷入困境。健康保险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在美国1917年春季进入战争的时候它还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鲁宾诺肯定它的成功只是时间问题，这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在工人赔偿法案、母亲津贴法案、劳工管理法案几个月内一个州一个州获得通过的快速立法狂热的时代，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保险遭遇到相当强大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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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208 渴望从战前立法中获得比实际更多的东西，社会政策历史学家不断回头探讨第一波美国社会保险运动的局限性，试图从它的失败中寻找美国独特的结构和材料。所谓“欧洲”成功和美国失败的笼统假设比通常所承认的情况更不牢靠。社会保险不过是北大西洋经济体在1914年战争爆发前传播的许多相互竞争的经济措施中的一项而已。在比利时、意大利、丹麦、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都有大量的社会政策倡议，但是没有一个倡议具备社会保险的独特特征。瑞典的社会保险首次实验，一个内容宽泛的养老保险法案，到战争爆发时实行了一年；在法国，由于1910年养老保险法案的失败，德国式社会政策实验也搞得一塌糊涂。完全由偶然事件促成的英国模式几乎没有进入实际运转。在这种相互联系和偶然事件组成的网络中，美国的差异与其说是类别性的（如国家权力明显软弱，特别反对集体福利考虑的意识形态等等），倒不如说是同样的材料因为摆放顺序不同（比如城市政治中表现出来的情况）或者按不同的比例混合而成（比如关于财产的法律政治权力）而出现差异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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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210 在美国例外主义者的解释中，最让人不满意的是认为特别的“美国思想”抑制了人们接受社会保险的观点。[502]我们不否认意识形态发挥了作用。在美国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社会保险斗争中，反对者们动用了能控制的每一丁点儿的意识形态能量。社会保险是“非美国性的”，因为它是“发疯的家长制作风”，是新形式的“工资奴隶制”，是保护个人自由免受“社会主义祸水”危害的“堤坝上的窟窿”。1911年英国法案威胁到“摧毁英国人性格中的阳刚之气”，全国公民联盟的调查者在1914年得出结论；它向“男人情感”宣战，意味着“恶毒破坏工人阶级的荣誉感”。[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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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212 但是美国辩论中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在1880年代的德国和1908年后的英国同等极端化的言辞争论中找到。社会保险有“父权制特征”；强迫性手段即使能带来可敬的行为如储蓄，也消除了行为中的道德因素；根本不考虑个人的错误或具体背景就保证补贴的发放，无论这个保证是多么微小都只能弱化性格；风险预防领域的公共干预只能造成家庭责任和团结遭到破坏；从强制性保险项目产生的兵营式标准化后果看，付出的代价太大，根本不划算……所有这些虽然常常被包装为“美国观点”，其实同样快速地出现在俾斯麦的反对者或者劳合·乔治的反对者口中。就连“德国造”的指控也不构成对美国社会保险支持者特别不利的障碍，因为它在英国和法国社会保险批评家中也很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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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214 对于所有这些论点的驳斥回响在北大西洋经济体的任何一个地方。《独立报》在1911年撰文支持英国社会保险项目：“大量工业化国家为了生存相互竞争，这种斗争并非不再可怕，虽然现在是靠商业操作而不是靠血流成河完成的。”“这些国家必须达到并维持劳动人口的标准效率，否则就要破产倒闭。”人们或许可以把这个项目称为布兰代斯所说的“社会效率”，或者亨德森所说的“国家团结”，或者丘吉尔和贝弗里奇所说的“社会组织”、“国民效率”，或者法国进步人士所说的“社会连带主义”。它的标记是关心国家力量、人力资源的高效发展，对西奥多·罗斯福所说的“工业主义劣势淘汰体制”产生的“人类残骸”的保护。这是社会保险论点中冷酷、算计的一面。但是也存在柔情的另一面，希望社会保险能够成为通向人人都渴望但是从来没有实现的“社会和平”的重要一步。从双方的视角来看，前一个时代抽象的道德个人主义，如鲁宾诺所说的“对自助的盲目崇拜”，可能显得确实薄弱和狭隘。谁若试图衡量这些论点在各国相对的意识形态力量，就是面临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在这些国家里社会保险的辩论都在借用的词汇和共同的极端观点下迅速展开。[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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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216 这里不是说要忽视意识形态的力量，只是要开始确定在什么地方它具备美国独特的力量。最明显的地方是社会保险运动和战争的时机。1911年劳合·乔治提到德国的时候仍然能够用竞争对手的言辞和尊敬的语气，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的竞选演说中充满类似的情感色彩。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羡慕和忌妒的情绪在战争期间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在政治中，没有什么比时机更重要了，从美国1911年和1912年发现德国式社会保险到1914年夏天战争爆发，之间这个机会的窗口特别小。无法掩饰其德国影响的健康保险处于特别脆弱的状态。1915年末期美国劳工立法协会的样板健康保险法案出台后几个月内，“德国造”的指控像手榴弹一样扔过来。在1917年美国宣战后，人们只要提出健康保险问题，反对者肯定提出德国式尖顶头盔来回击。[505]美国明确借鉴他人的事实本身、社会保险支持者喜欢谈论的落后论主题、从已经存在的欧洲经验那里提出观点等，在1917年后都成为潜在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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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218 意识形态在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圈子内部也发挥了很大作用。那里对国家干预工资谈判的怀疑仍然根深蒂固，有太多破坏罢工的法院强制令为佐证，又有工人阶级“男子汉气概”这种持久的维多利亚信仰做支撑。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永久主席塞缪尔·冈珀斯是工人赔偿运动的早期拥护者。但是工人的强制性保险项目由于从工人收入中扣除保险费、工人选择受到限制、复杂的注册和管理机制、隐含的“男子汉气概丧失”等问题，在冈珀斯和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层来说都是受诅咒的对象。和教授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劳工立法协会合作从来都感到不舒服，冈珀斯在1915年辞去了该协会荣誉副主席的职务。第二年，他擅自闯入麦耶·伦敦的工人保险听证会攻击伦敦和鲁宾诺是社会主义者，谴责社会保险本身是在社会主义孵化场孵出来的坏蛋。[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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