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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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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夏天，《调查》的保罗·凯洛格像往常一样寻找投稿者和观点。在他的领导下，该杂志在过去十年中已经从慈善组织活动的喉舌成长为进步的社会改革思想的集散地，涵盖的范围扩展到增长中的社会政策议题的各个角落，包括劳工立法、社会保险、贫民窟改造、城市规划等。但是这次凯洛格专注的不是议题而是地域。他给大西洋两岸进步纽带中的十多位重要人物写信，劝说他们来年为杂志投稿。其中包括约翰·伯恩斯、汉普斯特德馆和汤因比馆的亨丽埃塔·巴内特、“新自由派”经济学家J.A.霍布森、爱尔兰土地改革者霍勒斯·普伦基特、社会主义者基尔·哈迪，以及无所不在的锡德尼·韦伯。他给这所有人都发出了同样的邀请：给美国人“从旧文明到新文明的‘前进命令’，需要防止和避开的事、需要追求的事”。[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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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方面，这个姿态概括了美国社会政治的跨越大西洋时刻的特征：它的国际主义、乐观主义，感到美国处于国际对话边缘，虽然不容易听清楚，但了解别人在说什么很重要。凯洛格呼吁他社会福利新闻报道的独特风格，“在边疆搜索”，他的狩猎场地赤裸裸地跨越大西洋两岸。他本人就是大西洋进步纽带的力量甚至能改变美国中西部乡下孩子生活的证明。凯洛格成长于密歇根州卡拉马祖，父亲在木材生意中失败，他自己也失去对小城市报业工作的热情，所以来到东部的哥伦比亚大学求学。1901年在纽约慈善夏日学校学习，他听了塞利格曼、弗兰克·J.古德诺、萨缪尔·M.林塞（都有德国留学背景）、希伯来慈善总会的李·弗兰克尔以及纽约慈善组织协会的爱德华·T.迪瓦恩等人的课。迪瓦恩聘凯洛格担任杂志的助理编辑。与《调查》办公室在同一层楼的拉塞尔·塞奇基金会1907年劝说凯洛格指导匹兹堡社会调查，美国首次类似于查尔斯·布思在伦敦进行的那种调查。[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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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凯洛格来到欧洲，试图搞明白他的调查团队在匹兹堡收集到的资料的意义所在。与他一起工作的还有全国消费者联盟工作人员鲍林娜·戈德马克、忙于为纽约市拥塞问题委员会收集资料的本杰明·马什。凯洛格采访了约翰·伯恩斯、萨缪尔·巴内特，还参观了莱奇沃思，考察了柏林合作公寓的一个典范，竭力想搞清楚克虏伯为主的埃森的大家长制和匹兹堡草率方法之间的对比。在匹兹堡，残疾工人的数量第一次由匹兹堡调查的成员系统地统计。简单地说，凯洛格从密歇根老家进入社会改革的国际舞台，在1913年他已经成为进步世界的公民，和其他人一样对前瞻性的和新鲜的事务有敏锐的感受力。[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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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欧洲进入战争前十二个月时，凯洛格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任何崩溃的迹象。他写到，旧世界跑在了新大陆前面。当然，凯洛格的欧洲熟人对未来也没有更清楚的认识。霍布森后来回忆道：“1914年夏末的战争对我们来说是可怕的意外，几乎没有人相信它的到来。”[521]那时候没有人看不到对立加剧的民族情绪、疯狂的军备竞赛，或者国际外交越来越激烈的交锋，但是就像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公开展示的一样，竞争并不妨碍积极吸收利用对方社会政治的发明和经验。竞争在跨越大西洋的政治中天生存在，给战略和思想的国际流动提供了能量。仅1914年安排的各种形式的国际会议就达两百多场。[522]就在战争宣言发表前夕或者之后，美国人的欧洲熟人还深深处在战前的计划和野心中呢。霍布森有充分的理由称战争是“1914年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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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1914年夏天，美国进步人士遍布欧洲各地，在寻找许多人希望可以成为自己未来事业的东西。全国住房协会的研究小组1914年7月来到英国。因为伯纳姆头脑中还没解决的议题，芝加哥铁路车站委员会派遣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到欧洲考察一体化城市铁路设施的问题。当年夏天，沃尔特·李普曼在英国竭力鼓动作者们为新的进步杂志《新共和》供稿。全国公民联盟调查欧洲健康保险项目的委员会也在英国，正打算在8月初跨越海峡到德国去。在所有代表团中野心最大的是教育旅游协会的“公民和社会旅游团”，他们68天的全欧洲进步事业考察计划涵盖了从德国社会保险到法兰克福城市分区规划，从比利时梅尔克斯普拉斯劳改营到法国社会博物馆，从伦敦市政议会的城市公交车和住房实验到英国花园城市等众多内容。该旅游团的宣传册子上写道：“旧世界管理最好的社区的市政和社会科学比美国先进半个世纪。在现实的经济学、社会学和公民艺术等任何方面，欧洲都可以教给我们很多东西。”为了强调这点，1914年夏天查尔斯·布思在美国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共进午餐讨论最低工资法案。[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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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社会政治的动议中，美国市政和社会旅游组织者紧张不安地意识到自己的落后。他们有兼收并蓄的兴趣，像沿街叫卖的小贩一样往筐子里装各种社会政策和机制，就好像这些能轻易地从一个环境移植到另外一个环境中。在这一切中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从美国大学生对欧洲体现的“社会性”感到振奋不已，到公交线路或者工人风险的非商业化等零碎的努力，大西洋进步纽带中许多人的目标就是更强大集体生活的元素：“团结”、“公民意识”、“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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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4年夏天到欧洲来寻找这些营养的所有美国人中，最有趣的人是兰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部分因为社会政治和他最初的本意相距甚远。战争前夕他更像个唯美主义者而不是进步人士，战时作品让伯恩成为进步左派最有才华、最有激情的作家之一，那是后来的事。当他191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年度吉尔德旅行奖学金时，没有理由相信他最后会像教育旅游协会服服帖帖的成员一样，向奖学金提供者汇报德累斯顿“不同寻常的”城市屠宰场或者在菲尔特城市垃圾处理场看到的“科学资源和经济奇迹”。[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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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的意识中并不是完全缺乏公民理想。同年早些时候他曾经发表了对自己青年时代新泽西郊区阶级关系的研究：伯恩看到的是，位于底层的消极的移民工人阶级，位于上层的用老鹰一样的眼睛密切关注获取经济利益机会的统治阶级，以及他所属的被挤在中间的中产阶级。这实际上是美国的缩影，其主要特征就是“非社会性”——完全缺乏“团体”意识。但是伯恩没有要给吉尔德委员会提供社区结构的对比研究。他的朋友范·怀克·布鲁克斯1914年在英国回忆说：“我在哈佛相识的一半迟早会出现在皮卡迪利广场。”对于伯恩来说，大旅行同样有巨大的吸引力。[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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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拿着贝德克尔（Baedeker）旅行指南，心中澎湃的是审美情感，伯恩开始了在欧洲大陆艺术画廊和大教堂之间的旋风般的旅行。在巴黎的旅行途中，他购买了一份饶勒斯的《人道报》（L’Humanité），但是自我认识到的激进姿态很少减缓他的艺术朝圣之旅的步伐。跨过海峡来到英国后，他找到久闻大名的一位威尔士作者，开展了有关弗洛伊德的冬季大讨论，尽兴后主人送他前往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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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伯恩的政治口吻激昂起来，不过并不是羡慕的语调。他在信中抱怨说：“我们从像F.C.豪威这种多愁善感者那里得到一个非常理想化的英国形象，他们描绘的英国正大踏步迈向国家社会主义。”他本人看到的英国则是让人窒息的虚情假意。在贫民窟内娇滴滴表演牛津风格矫揉造作的汤因比馆，“是我所知道的体现英国思想徒劳无用的最精彩例证之一”。他认为锡德尼·韦伯是“用给迟钝的孩子讲算术题的耐心”讲解问题的渐进主义者殷勤的典型。他确信可以在韦伯吹嘘的市营企业中发现隐藏的腐败。英国女性的普选权运动让他感到振奋，但实际上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打动他。自由党的社会项目好像已经耗掉了所有精力和连贯性；费边社摇晃不稳，蹒跚前行；中产阶级对于爆发在他们周围的阶级斗争麻木冷漠。“英国遭遇一连串可怕的罢工，我们指望有秩序的工会主义胜利慢慢把工人阶级送到舒服和发挥影响力的位置，这种愚蠢理论每天都被驳斥得体无完肤……我们或许处于1813年而不是1913年，很难看到资本主义因为这些斗争而受到一丁点儿的削弱。”[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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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巴黎让他感到高兴，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刚开始很少能用法语跟别人交谈，他在巴黎只能通过眼睛而不是聆听韦伯式社会算术来了解情况。他结识了一位“研究社会学的英国妇女”，她带领他听演讲，参观模范廉价公寓和花园式郊区等。他爱上了巴黎，试图寻找奥斯曼之前的巴黎的漂亮遗迹。[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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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正打动伯恩想象力的是欧洲乡村的社会建筑。他后来写到汉普斯特德的集体主义有形实体，其“重叠和高耸的屋顶”下倾伸向周围的荒野，就像“新文明的楔子”，“一个集体生活的实验室”。他在欧洲保存下来的中世纪村庄中看到同样的线索。驻足于传统的市场，连同其城镇、市政厅和教堂高塔，你就能获得“社会凝聚力的强烈意识，这地方不仅是商品买卖之地，而且是社会交流中心，有坚韧交织起来的共同生活，给予所有成员援助并保持自给自足”。街道本身体现了“某些根深蒂固的对整体美和公共设计的社会敏感性”。[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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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说了同样多的话却没有意识到这些词汇中包含的进步可能性。但是到了伯恩在1914年7月到达德国时，想象中的过去的社会凝聚力和可设想的未来的政治共同体已经在伯恩的头脑中融合在一起，成为充分发展的社会政治。尽管耳边响着战争即将来临的传言，他还是迅速穿行在现代和中世纪的德国，罗滕堡和诺德林根的古城、新工人花园郊区、乌尔姆的市营住房、纽伦堡的公共澡堂。他的目光集中在市政形式上。他要到挪威和瑞典——“那里有这么多先进的社会法律和机构”，然后在8月去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战争爆发时他还在柏林，所以赶紧连夜坐火车到边境去。[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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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的短暂停留让伯恩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反应。他讨厌德意志帝国的军国主义、物质主义和咄咄逼人。他在德累斯顿时写到“德国人心中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东西，但是我知道我不喜欢”。虽然他羡慕德国最新建筑的大胆和雄伟，坦率承认“对其市政科学非常着迷”，但他给母亲写信说如果再也不来德国，他会很高兴。但是过了不到一年时间，伯恩开始对比德国繁荣的“社会”和“公共”形式与美国的“混乱和野蛮”。“一团乱麻般无尽头蔓延的城镇似乎不是城镇而是聚居区的零碎呕吐物”——如果按美国这种“混乱和野蛮”来衡量，德国城市简直就是“公民艺术和设计的典范”。它们“在政治上是非民主的，在政策和精神上却是极端民主的”，给予其市民“真正需要的东西，远比我们的民主体制能够给人民的东西要多”。为了解释德国城市的秘密，伯恩又使用了弗里德里克·豪威的内在“社会意识”这一术语。[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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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15年，在编辑越来越不耐烦的情况下，伯恩继续进行“我们在美国已证明只能导致财阀统治的个人主义民主”和德国那种“真正的社会民主”之间的对比。他说：“德国人似乎真的相信共同体扩散的美丽和福利优越于任何个人兴趣和利益的考虑。除了在德国以外，你能在哪里找到……处处繁荣，看不见贫民窟的踪影，城市、村庄和乡村干净整洁，就好像一只看不见的公共巨手在不断修补、清洗和装饰？”H.G.威尔斯曾经赞叹的“伟大国家”，还有哪里如此接近理想的实现？[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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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承认德国人实现的“伟大国家”也有严峻和残酷的一面。再过两年，当伯恩看到美国战争国家的巨手残忍地打在不听话的人身上，他将用全部的精力批评国家权力。但是现在他没有谈论太多政治，甚至没有谈论德国，只是谈论理想。在他的心目中，他用来建造跨越莱茵河的对立原型的不仅是德国城市效率或者中世纪的美丽，更多的是他对一种超越私人利益陷阱的社会制度的渴望。和豪威不同，伯恩不敢肯定人们是否能在没有德意志帝国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况下获得公民意识。他比“公民和社会旅游”组织者更讲究实际，对人们从文化框架内提取任何一块儿社会机器部件的做法缺少信心。他不想把德国做法引进到美国，即便是经过挑选的片段。他想用想象中的中世纪城镇和自己心中塑造的德国做镜子，表达对本国肮脏的、反社会的政治文化的轻蔑和尴尬。在同胞们攻击德国的社会理想之前，让他们先创造些更好的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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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后来写到，他1914年的旅行回头看来就像“在火山口边缘蹒跚学步的天真孩子”。他看到“天真幼稚者在欧洲可能看到和感受到的东西，这一年，在火山爆发前最后时刻那让人窒息的安静”。[532]他也感受到1914年之前和之后吸引这么多美国进步人士到大西洋纽带中来的力量。在他们一半亲眼所见一半想象出来的连贯图景中，统一性是关键：一种共同的集体意识，有机构和视觉形式与之相吻合。没有一个美国人预料到他们也会卷入欧洲的火山爆发，顺着火山口的边缘滑进去，获得自己的统一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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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熔岩喷发而出后，多数美国进步人士对战争的开始感到震惊和困惑。没有一件事情是在意料之中的，更加意外的是国际调解和斡旋彻底终止，以及横扫柏林、伦敦、维也纳和巴黎的激进民族主义。《新共和》的编辑在一年后总结说是对历史深层问题的注意误导了他们：“我们研究比较政府，了解劳工运动和各国家选举权推广的轮廓，我们一贯认为民主、普选权、权利平等、社会立法正像仁慈的疾病在一个个欧洲国家中蔓延开来。”推动历史前进的是经济和社会力量，而不是返祖性的民族主义力量。“我们更愿意看到欧洲国家一个接一个沿着民主进步的直线，尽力朝同一个方向前进。”[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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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作为社会政治先驱的欧洲各国陷入战争旋涡，对美国进步人士来说确实是痛苦的。伯恩在8月底写道：“时钟的旋转在欧洲彻底停止了，我如此钦佩的文明显然要被撕为碎片，以至于在战争结束和生活重新恢复正常前，我甚至不愿意考虑欧洲了。”进步思想的记者雷·斯坦纳德·贝克在笔记中透露：“自从战争开始，我觉得自己的思想陷入前所未有的惴惴不安。每个确定性的东西似乎都进入了熔炉。”[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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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月里，进步社会议题的崩溃刚开始似乎是绝对的、普遍性的。在德国入侵比利时一个月后，约翰·海恩斯·霍姆斯在《调查》中问道：“如今的英国还有谁在谈论国民保险、女性选举权，或者打破土地垄断呢？德国争取专营权改革的运动在哪里？谁在乎比利时的合作社、法国的工团主义，或其他任何地方的社会主义？……在美国还有谁在这时候思考娱乐中心、住房改善，或者最低工资标准呢？谁来争取寡妇的补助金、推动禁止使用童工的运动、深刻研究失业问题？”总而言之，谁“还把社会运动放在心上”？[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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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沮丧，美国进步人士试图弄清楚他们是如何误读了历史标志。正如在多数思想危机的时刻，重要的不是改变其看法的基础而是要重新组合最少的部件，设法把在他们面前爆炸的那一块包含在内。最简单的思想策略就是把德国划分成两个共存的国家，一个是进步的，一个是反动的。这条界线在豪威等人战前的文章中就十分常见。进步的德国总是被描述为一个充满自由思想、以都市为基础的国中国，位于容克贵族统治的、受普鲁士支配的古老帝国内。许多人现在得出结论说，崇拜德国公民生活的进步人士对于内部德国的前景判断没有错，但是可悲的是，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它突破周围政治外壳的能力。进步人士的评论中存在一种急不可耐的情绪，要把战争责任归咎于容克贵族的“中世纪遗风”、欧洲君主和“战争军阀”。[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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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困境特别困扰着在德国留过学的美国教授。对于其中许多人来说，“两个德国”的论点提供了可以逃避沮丧的出口，但是德国人明显的强烈团结让人很难坚守这条线。德国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人士对战争未加反对、军事象征的泛滥、透过第一手材料看到的决心和目标的统一性，都使得把德国分成现代和返祖两部分的努力复杂化了。更痛苦的是，1914年10月约一百名德国杰出知识分子签名发表公开信为入侵比利时辩护，他们坚持认为剑和思想的事业、德国军事力量和德国思想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签名者包括德国大学中的精华，如古斯塔夫·施穆勒、约翰内斯·康拉德、弗里德里希·瑙曼，甚至路约·布伦坦诺。[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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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强烈崇拜德国的地方，认识到老师的背叛这个现实最让人痛苦。战争开始两年后，西蒙·帕滕仍然努力寻找能为亲德国的信仰辩护的根据。他承认“新德国哲学”一直是“我的宗教”，用来抗衡追求自我利益的“英国”理想，它讲授了社会活动的价值和“社会脉搏”。已经准备要到柏林做访问教授的亨利·法纳姆非常恼火地写到，他的德国朋友肯定“受到可怕的强迫观念的影响”。阿尔比恩·斯莫尔在1917年9月《美国社会学杂志》上以洋洋洒洒长达28页的编者按表示个人绝望，最后只能得出结论说，德国人疯了这句老话不再是个比喻而是医学上的现实。随着美国公共舆论开始反对德国，曾留学德国的美国教授很少人能像斯莫尔或帕滕那样坚持原来立场那么久。伊利非常机灵地改弦易辙，几个月来一直擂响战争准备的战鼓。但是进步思想的记者在战争开始初期几个月试图寻找心理解释，他们承认对欧洲“疯人院”感到困惑，称之为“非理性”的爆发、返回野蛮时代的返祖现象等，这些反应都暴露了同样的心态。[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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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美国进步人士渐渐发现通过经济学解释战争的方法。弗里德里克·豪威1915年秋天出版概述德国社会进步的《社会化的德国》，似乎在用一个已经消失的时代的古老语言向评论者诉说；但他到了1916年已经把德国人的疯狂，单一税制式，归结为经济特权。[539]但是这些解释没有一个能满意地揭开战争之谜。两个德国的论点因为证据正好相反而不攻自破；德国人疯狂的观点本身显然就是在心理上受到折磨的人提出的；经济学解释的失败是因为进步人士中很少有人对通向战争的道路有足够深刻的经济学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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