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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42 结果，这个运动在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两边都不稳定。在比利时，工人合作社把利润的一部分直接返还给社会工人党的金库，合作社充当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新兵招募场。在战时英国，合作社运动和工党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合作社与股份公司之间的界限往往是不稳定的。合作社根源于技术工人、手艺人、小农场主等社会团体，很少对穷人和没有技术的人感兴趣，主要通过联合自身力量努力奋斗实现出人头地的理想。尤其是在美国，普通合作者对获得大机会的渴望非常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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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44 尽管模糊不清，缺乏稳定性，但合作社思想的独特性和替代性从来不能被完全掩盖。合作协会不仅仅是精心管理的商店、乳品厂或当地银行。贝特丽丝·韦伯把合作社看作经济生活民主转型的组织中心点。法国合作者赞美“自私的垮台”。他们给合作商店的命名体现了同样的精神：“联盟”（Union）、“新家庭”（Famille Nouvelle）、“团结”（Solidarité）。在查尔斯·纪德看来，合作社是超越自我利益和竞争的控制的下一阶段：“注定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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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46 一个如此变化多端，蕴涵如此深刻激情的运动很难逃脱在大西洋之间的拉扯。从1860年代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到1880年代的劳工骑士团，美国工会一直是合作理想的节点。从内战以后开始，每个农民组织也都曾经对合作社的思想着迷。在1870年代，在争取脱离农村商店经营者束缚的斗争中，“农民协进会”（Granger）会员从安排合作批发购物转到合作购买农业机械。然后，当设备制造商拒绝卖给会员机器时，他们顽强努力，亲自为会员设计和制造特殊收割机。在1880年代“农民联盟”非常活跃，有全国范围的合作粮食仓库计划。1902年到1910年间，“农民协会”和“美国权益平等协会”发展，希望农民能联合控制某一作物的大部分来对抗商人和投机者，从而控制最后的价格。但是由于过分扩张，农民合作社一次次成为围绕他们的繁荣乐观主义的牺牲品。农民协进会的泡沫在1873年的萧条中破灭了。农民联盟会员滑向银币自由铸造的许诺，农民协会的棉花联营和美国权益平等协会的烟叶联营到1910年都破产了。美国的的薄弱处不是在视野上，而是在于以地方为基础的小规模基本合作模式——正是它在改变欧洲乡村。[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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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48 在这方面，正如国际合作联盟看到的，1910年代的美国记录“特别软弱”，这也是有理由的。英国合作社运动的基础是牢固建立起来的合作零售商店，这在美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1930年代以前都没有计算过人数，美国零售合作社的成员如果按国家的人口比例衡量，可能不到英国的十分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合作信用社在新英格兰和纽约以外的美国很少能找到，而在战前德国数量达到16,000个。在新英格兰，是法属加拿大纺织工人越过边界将合作信用社带入美国，当然还有纽约的犹太人移民。[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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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50 美国乡村重复了这种不平衡的模式。在明尼苏达、威斯康星和衣阿华构成的中西部偏北三角区，部分建立在德国和北欧移民团结基础上，谷物仓库和乳品合作社的网络开始改造区域农村经济。在1915年，全国农业合作社的一半业务都是在这个地区开展的。在北卡罗莱纳，1915年要求注册和鼓励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法案开始产生首批稀疏的成果。但是除了在中西部偏北区和加利福尼亚中部的水果生产者合作社外，稳定的农业合作社就像夏天的冰霜一样罕见。据估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农民中的四分之一是地方农业合作社的成员（共有约15,500个这种合作社），而美国在同一时期的比例只有不足1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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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52 欧洲农业经济复兴中合作社的中心作用，以及它们模糊的、调解性的政治（和美国进步人士本身的非常相似），创造了一个再次尝试进口的成熟环境。不过，这次的领导者是政策制订者而不是农民。这次跨越大西洋的工程的主要联络人是霍勒斯·普伦基特。一位瘦小顽固的新教徒、盎格鲁爱尔兰贵族，普伦基特在大西洋两岸的声誉处在最高峰。西奥多·罗斯福声称要任命他为农业部长，如果允许任命外国人担任这个职务的话。罗斯福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干将吉福德·平肖是普伦基特的亲密朋友和崇拜者。克拉伦斯·坡把普伦基特的照片印在其著作《农民如何合作》的封面上。惊人数量的美国进步人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中前往都柏林的“普伦基特之家”拜访。其中包括理查德·伊利、亨利·D.劳埃德、克拉伦斯·坡、平肖、麦卡锡、美国农村生活委员会八个成员中的三个（普伦基特本人在这个委员会成立时还发挥了指导作用）、罗斯福和塔夫托政府的农业部长、威尔逊政府的南方农业推广项目主任，还有后来成为新政时期农业部长的年轻的亨利·H.华莱士。19世纪末期美国旅游者曾经对爱尔兰的贫穷和几乎从每个乡村树篱背后都会冒出的乞丐感到震惊。但是到了1913年，沃尔特·李普曼认为普伦基特的爱尔兰是欧洲最激动人心的国家。他在那年秋天写信给朋友说，一个月时间里他就没有读过其他著作。[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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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54 这个被称赞的对象并非合作社思想的最初创造者。但是普伦基特有宣传者不知疲倦的精力、与美国的密切联系，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本人对美国纽带的需要。普伦基特出身于爱尔兰拥有土地最多的家族之一，在牛津大学毕业后返回都柏林外的老家，当时的他对未来没有明确计划。就像英国富有家庭的年轻子弟一样，他渴望到美国发财。在1879年到1889年间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美国西部，或投机城镇产业或在怀俄明州放牛或投资牧场联合体，养成了他对美国事务和政治的浓厚兴趣。他在后来几乎每年都访问美国考察自己的投资经营情况，到密歇根州巴特克里克的凯洛格疗养院疗养（吉福德·平肖是疗养的伙伴），也传播农业复兴的主张。[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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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56 1889年普伦基特被招回家去管理家族财产，兴趣转向农业复兴。爱尔兰农业在1840年代遭受饥荒的破坏，在1870年代和1889年因为激烈的国际竞争、爱尔兰农业的小规模这一传统问题、无所不在的农业租赁、激烈的地租冲突等联合影响而再次遭到沉重打击。政府的解决办法是补贴佃户购买他们租种的土地，一个庞大的项目。普伦基特采取了另一个方向的措施：推动欧洲大陆风格的合作组织。到了1894年，他的“爱尔兰农业组织协会”开始运行。借鉴丹麦的经验，利用了脱脂技术的新变革，普伦基特的组织者很快在爱尔兰成立了很多合作乳品厂。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爱尔兰牛奶一半出自合作乳品厂，在价格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改善。[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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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58 在合作思想纵横交错的种种趋势中，普伦基特强有力地支持高效率的企业组织。在他三位一体的口号“农业好、生意好、生活好”中，他对美国朋友坚持说生意好最重要。爱尔兰的失败不是文化上的，他认为“他们落后主要是因为经济和生意质量”。不过，尽管普伦基特努力推动生意思想，他的爱尔兰农业组织协会从来没有把项目窄化为单一目的。虽然普伦基特谴责“国民生活中的政治迷恋”，他却毫不犹豫地继承家族担任议会议员的传统，并以此说服成立爱尔兰农业和技术指导部。作为该部1899年到1907年的部长，他开展了雄心勃勃的政府农业推广项目，这比美国的史密斯—利弗农业推广法案提早十年。作为爱尔兰农业组织协会的秘书和《爱尔兰住宅》的编辑，他聘请了笔名为AE的诗人乔治·W.罗素，用神秘的激情撰写爱尔兰即将摆脱贫穷、孤立、对个人家庭生存的“狂热”专注——通过农村合作机构的重生。在美国，衣阿华州华莱士的三代人都贪婪地阅读《爱尔兰住宅》，在AE影响下长大的年轻的亨利·华莱士在1930年代初邀请诗人到美国农业部做关于农业重建的演讲。爱尔兰农业组织协会成为农业复兴可能性的象征，原因在于其众多因素的融合：脱脂器和诗歌、互助思想和生意原则、国家专业帮助和认真分级的黄油。[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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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60 除此之外还有普伦基特作为宣传家的技巧。从1890年代中期开始，普伦基特向能接触到的每个著名美国人谈论他的爱尔兰农业组织协会。到了1907年后，因为发表反对天主教会的诽谤言论而失掉了他的政府职务和政府对爱尔兰农业组织协会的补贴，他创立跨越大西洋的支持基础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普伦基特对小约翰·D.洛克菲勒游说得特别殷勤，为了得到对爱尔兰的数百万捐款，他把对洛克菲勒那种陈旧思维、“狭小压抑的房间和二流饭菜”的厌恶放到一边，努力去说服这个大亨。[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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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62 但是，普伦基特最重要的收获是结识了西奥多·罗斯福。他经常到白宫拜访，两位贵族交流西部牧场的故事，到了1907年普伦基特已经说服罗斯福成立研究农村问题和需要的蓝带委员会。美国乡村生活委员会成员包括农业教授和进步农村记者，它在1909年的报告中支持“新农业和新农村生活的逐步重建”。它的关键词是“组织”，直接来自普伦基特。在组织的时代，对乡村非常不利的虚弱性就在于缺乏邻里之间的合作，没有强大的乡村机构：分散的乡村生活产生孤独和“社会贫瘠”，任何形式的“组织”都极为薄弱。正是这些驱使农村孩子离开土地，削弱了农民的影响和地位，落在组织性更强的经济活动参与者控制下。乡村生活委员会的宣言代表了和从前农业激进主义的有意决裂。在农村生活专家看来，根本原因不是掠夺性的利益团体、垄断农产品运输的铁路、银行，或亨利·乔治所说的地主：除了有些针对农民“权利”的调解姿态之外，过去民粹主义者的许多议题都抛到一边了。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缺乏足够的“共同感受”、软弱无力的“农村社会意识”——农民那种对自身不利的个人主义。[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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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64 乡村生活委员会的报告体现了农业社会学的专业化并确定了议题。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美国农业社会学家试图绘制农村“社区”地图，对比农民协会和城市居民协会的密度，提倡加强学校和教堂的建设。[655]对于罗斯福和普伦基特（罗斯福劝说他写一本向美国人解释该报告的书）来说，最根本的需要非常具体：能够和欧洲密度媲美的农业合作社体制。到了1913年，普伦基特在努力创建美国农业组织协会，来推动“建立在合作原则基础上的[美国农业]的彻底改组”。普伦基特在日记中写到，平肖是负责人，威斯康星的查尔斯·麦卡锡做具体工作。两年内，普伦基特说服安德鲁·卡耐基提供了启动基金。最初的两个组织者，得克萨斯一位农业记者和威斯康星权益平等协会的一位组织者，在1915年夏天被派往爱尔兰接受培训。[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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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66 美国农业组织协会当然是大西洋进步人士纽带的产物。它结合进步理想、卡耐基资金、移置的爱尔兰抱负，旨在向北大西洋经济体内最现代化的国家传授最贫穷、最传统的国家得来不易的经验，这深刻地说明了它在交流中所处的时刻。但是由于大西洋纽带，也产生了大西洋负担。当第一次世界大战蔓延到爱尔兰时，普伦基特竭力要两面讨好的爱尔兰内部的紧张关系加剧了，他的美国组织无法逃脱必然的后果。在中间立场越来越狭小的情况下作为温和工会主义者，普伦基特发现自己的合作乳品厂受到爱尔兰内战双方的攻击。当民族主义者最终把普伦基特在都柏林的家焚烧成一个空壳后，他逃亡到英国避难。因为战争中得不到运动领导者的指示，普伦基特的美国盟友转向其他项目。平肖放弃了合作组织的任务，麦卡锡先后担任工业关系委员会的主任、战争期间食品管理局的职务，曾作为进步思想的民主党候选人竞选参议员，但没有成功。正如崇拜德国的进步人士在1914年发现的，大西洋纽带是双刃剑，它既可以给改革政治以力量，也可以让它们特别易受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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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68 但普伦基特和爱尔兰已经做了不少，把合作社思想注入到美国进步人士的核心议题中。对于重要的农业专家圈子来说，农业问题现在似乎不是市场存货过多、土壤枯竭或者租种别人土地，而是不充分的社会形式和集体努力。公开的问题不是农业进步人士是否要共同努力推动合作社理念在美国的发展，而是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是否能够让合作社实践不偏离方向，掉进周围的资本主义或者个人主义野心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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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70 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考验发生在农场信贷方面。信贷问题一直是农村政治的痛处。因为远离大银行，受到商人和小城镇银行地方信用垄断的控制，常常陷入债务危机，农民针对现存信用体制怨声载道。乡村利率很高，尤其是在银行业不发达的南方，长期的、分期偿还的抵押贷款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农民借两年或者五年期的贷款，许诺在规定日期一次还清贷款和利息。考虑到农业价格和收入的变幻无常，事实往往不能如此。对于美国农民的许多需要来说，如果欧洲的农业信用合作社能够超越政治和法律差异成功地进口到美国，那简直就像量身定做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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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72 这时候，中间人戴维·鲁宾出现了。他是萨克拉门托市标新立异的商人，如果他出现在美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自学的欧洲专业知识不那么重要的时候，几乎可以肯定他会默默无闻。此人出身于纽约正统犹太人家庭，十多岁就来到加利福尼亚闯天下。和同父异母兄弟哈里斯·韦恩斯托克一起，他创办了不二价、不赊账的纺织品店。在1880年代到圣地的旅行中感染了对农业的热情，这兄弟俩在资产中添加了加州中部的水果农场。韦恩斯托克加入加州进步政治，开始满世界寻找调解劳工纠纷的方法，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美国工业关系委员会九人小组的一个席位。到处旅行的鲁宾也到了欧洲，但是他心里想的是农产品价格偏低这一难题。[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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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74 相信只有让粮食和市场信息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才能让农民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赶上运输和金融托拉斯，鲁宾敲了欧洲各地的门，终于在意大利国王那里找到了新国际农业机构的赞助者。1908年他把该机构的总部设在罗马，开始深入体会欧洲进行的一代农业改革的成果。因为自己控制着一个传单印刷厂，有大概五万个农业组织的通讯录，有数不清的《圣经》语录和道德寓言，加上自学成才经济学家的信心，他开始向美国同胞宣传自己发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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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76 像市场一样，信贷处于农民困境的中心。鲁宾明白，只要农民一直是土地多，现金少，他们就不能和拥有流动资金的人进行充分的竞争。他如饥似渴地研究赖夫艾森和舒尔茨·德里奇的合作社、意大利的信用银行。但是抓住鲁宾想象力的是更具异国风格的普鲁士“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Landschaften）。作为普鲁士国家组织和管理的土地所有者协会，“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实际上是农民或地主联合抵押借款的机构，土地所有者通过它把拥有的财产集合起来，从而具备跟私人抵押银行讨价还价的能力。按合作运动的英国工人阶级先驱的原则，“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不是真正的合作协会。它根源于从前的社团主义，国家作为他们的管理人，没有假装内部民主。但是出于一位推销商那种迫切合并的愿望，鲁宾认为“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体现了合作造成的经济奇迹。农民不用一个一个到当地银行请求贷款，鲁宾想象美国农民协会在全国范围投资市场海洋上流动金灿灿的土地抵押证券，以股份公司那样的规模和自由来运作，把静止的、潜在的土地价值变成“流动的资金”。他说，“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代表了美国方式的信贷，农民版本的“美国企业合并、美国公司、美国信托”。[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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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78 鲁宾把他的思想，即农民脚下实际上就有无限的信用，带到1912年4月纳什维尔举行的南方商业大会上，激发了代表们派调查委员会亲自看看欧洲农村信用体制运作情况的强烈愿望。结果，美国的“欧洲农业合作和农村信用委员会”是那个时代跨越大西洋政策考察的最不寻常的机构。在鲁宾的领导下，大约120个美国人在1913年夏天结队来到欧洲，他们中几乎一半是南方人。鲁宾带领委员会成员到赖夫艾森位于科布伦次附近的老家朝圣。（华盛顿的代表充满热情地说“凭空弄到数百万美元”。）但是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聆听政府官员和农业专家的代表发言，就像组成了庞大的陪审团在聆听证言一般——欧洲的专家知识集中起来让美国普通人来评判。[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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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80 在促成委员会结论的斗争中，大西洋两岸的竞争者竭力争夺优势地位。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试图抢先占有这个议题，通过对欧洲农业信用体制的官方报告，虽然赞美赖夫艾森合作社和“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但认为没有必要采取联邦行动来推广任何一种模式。伍德罗·威尔逊在委员会动身前夕上台，派遣了另外一个代表团随同前往，随后紧张地又派出另一个，更冷静和谨慎地探讨同样的领域。[660]对鲁宾没有好感的普伦基特激烈游说要扩展调查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土地抵押贷款问题，并把旅行日程从意大利和德国改为丹麦和爱尔兰。当委员会最后终于来到都柏林听AE（乔治·罗素）和普伦基特的演讲时，普伦基特无法掩饰他对“半官方半政治的旅游者组成的超级机构”的沮丧。[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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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82 实际上，委员会的结论本来能够让普伦基特高兴的。多数人报告说欧洲农业“惊人的”事实是地方合作社的网络。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合作社已经带来了农业繁荣，甩掉了欧洲农民落后的俗套观念。合作社占据欧洲农民商业活动的三分之一到一半，成为“西欧农业经营的特征”。尽管委员会多数并不缺乏具体的建议，但欧洲压倒一切的教训是教育。农村复兴首先要通过让乡村弥漫合作“精神”，有“社会秩序”的理想，“生存斗争将让位于工人的兄弟情谊：依靠共同努力获得生活富足的人们将本能地首先想到集体，其次才想到自己”。[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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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84 委员会的少数派规模很小，但是其不同意见异常尖锐。美国农民因为种族、宗教、习惯和欲望而分裂为多个团体，完全没有欧洲的互助基础。他们没有永久定居下来，形成足以监督各自性格和信用的密切的相互关系。和欧洲农民不同，美国人“野心勃勃，欣赏个人主义，渴望获得财富和成功”。他们天生就是“商人”，“对分担别人的财务负担有一种天生的厌恶”。总而言之，美国农民是资本家，他们坚持认为和欧洲的对比没有比这更突出的了。[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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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86 如果说美国农民的性格是接踵而至的辩论的核心问题之一，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合作社的自助与国家资助的关系。鲁宾支持“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模式，把联邦政府拉进来作为抵押贷款的最后担保人。激进的农业组织则要求没有欧洲那些复杂中介参与的、直截了当的政府贷款。伍德罗·威尔逊威胁说要否决任何为农民提供特别补贴的法案。普伦基特坚持合作协会必须从相邻社区自下而上形成，鲁宾认为合作社的天才在于在上层开发投资基金。[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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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88 在这些原则的不和谐声音中，国家资助的鼓吹者更好地抓住了欧洲历史经验。正如所有美国人的报告都承认的，欧洲任何地方的农业复兴都靠集体自助、慈善活动和国家资助的复杂组合所推动。如果不是国家资助买下爱尔兰地主的土地，如果没有德国农业关税和国家资助的中央银行给予地方信用合作社所需的流动资金，如果没有爱尔兰农业组织协会早年的半官方地位，美国人看到的画面将是无法想象的。问题的核心不在于选择立场，而在于找到一种有效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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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90 美国的平衡法案——欧洲经验和自身发明的复杂结合，终于在1916年在威尔逊迟到的同意后获得通过。在新特许的私人土地银行体系之外，《农业贷款法案》确立了区域抵押银行的准公共体系，其贷款不是给予农场主，而是给予农场主的贷款协会。农民们组成这种协会，认可其成员的信用可靠性，愿意承担集体风险的因素，就有权得到长期的、分期偿还的、欧洲式的抵押贷款。而银行把抵押贷款转变成债券，在市场上推销给私人投资者。这是鲁宾的“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体系，联邦投资担保显得头重脚轻，不过能看出它的起源。但是在农业贷款法案的起草者眼中，抵押债券不过是开头而已。他们相信在强制性的农业贷款协会周围将会出现一批不断扩大的专门化农民合作社，比如短期贷款、营销、储存和加工等，就像膨胀的晶籽周围的结晶体。因为心里有欧洲农业复兴的经验，《农业贷款法案》的起草者把农村信用问题和农村社会组织问题结合成一个巧妙的整体。[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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