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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汉化固然与汉文化的精神吸引力有关，但汉文化之所以成为众多逐鹿势力的共同选择之聚点，应该还与逐鹿者的理性选择有关。所谓理性选择，首先为追求最大安全，其次为追求最大资源。混合而成的“汉人”占中国人口大多数，因此，对于有能力入主中原（无论半壁还是全境）的其他族群，征用汉文化是一种占优策略（dominating strategy），不仅利于保证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借助汉文化的精神解释力和知识生产力而获得政治的最大持续力。既然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具有最大的信息储存空间和最大的信息生产能力，也就是具有最大的信息输入和输出能力，这对于建构政治神学和历史叙事，对于建立制度和组织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源。在西方精神世界进入亚洲东半部之前，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是这个广域里无可匹敌的精神资源，于是，汉文化才能成为一种众所征用的共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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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众多族群逐鹿之地，胜负之事并无定数，关键在于，逐鹿游戏的旋涡有多大，中国就有多大，进入逐鹿游戏之中的地方就成为中国内部，而与逐鹿游戏无涉的地方便是中国外部。关于中国之内外，这是一个容易被误读的概念。在先秦的天下时代，根据天下无外的原则，天下是无界的，但地方政权所辖之地是有界的，因此，相对于政权辖地来说，就存在着内外之别。对于周朝宗主国的王畿来说，所有诸侯国都是外部，而诸侯国之间也互为外部；对于有着宗亲关系的分封诸侯国（所谓诸夏）来说，四方之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加盟诸侯国是外部；对于天下体系内部的所有诸侯国来说，尚未进入天下体系的远方四海之地就是外部。天下体系终结之后，整个中原成为秦朝的直辖地（类似于王畿地区是周王的直辖地），而中原以外地区是尚未治理之外部，但有别于外国。秦汉之后，天下不再是政治制度，却仍然是一个知识视野。因此，内外并非指中国之内外，而是治理之地与未治之地之别，是以政权为界之内外概念，非以国家为界之内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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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得不提到经常被误读的长城。早在秦长城之前，中国已经建造了多条长城，遗迹尚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或兼并的战争频发，各国为了自保开始各自修建长城，即在各国的军事前沿地带上根据地形的合理性所建造的军事工事。齐国最早修建长城，在其南部修建了长达千里的长城，其中西南段长城用于防御晋国，而正南、东南段长城用于防御楚国和越国。[245]虽然齐国与楚国和越国并不接壤，其间分布着众多小国，但作为大国的楚、越经常跨国征战。楚、鲁、魏、秦、燕、赵、中山诸国随后也都修建了各自的长城。这些长城多半用于防御或进攻中原的其他诸侯国，只有一部分是用于防御漠北游牧族群。如齐国长城全部是防御中原诸侯国的。燕和赵都各有北长城和南长城，北长城用于防御漠北游牧族群，南长城用于防御中原诸国。中山国（游牧白狄）的长城却是朝西的，是为了防御赵国。[246]楚国的长城则北向而用于防御或进攻中原，如此等等。显然，各国的长城之修建取决于竞争者所在方向。秦朝长城则只是为了防御游牧族群，因为秦朝一统中原之后，竞争对手只剩下漠北势力了，而西域在那时尚未卷入逐鹿游戏。秦以后历代修建的多条长城同样说明了长城的意义取决于谁是竞争者。如北魏王朝在内蒙古地区修建长城是为了抵御同为游牧民族的柔然，[247]高句丽修建长城是为了防御中原唐朝的进攻，[248]辽在黑龙江、辽宁到内蒙古一带建有漫长的长城，值得注意的是，辽长城以外地区（远至俄罗斯部分地区和整个东北以及部分东西伯利亚）是辽的辖地，不是外国，就是说，辽长城完全是在辽的内地，几乎居中，显然与国界毫无关系，而是预防女真和室韦等部族的可能反叛。[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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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长城之所以位于与秦长城或明长城之重合地带或南北相去不远的位置，是因为这一带几乎就是古代中国两大经济区的分界线，即游牧（渔猎）经济和农耕经济的分界线，同时几乎就是中国东部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区的分界线，也是中国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即半湿润和半干旱地区的分界线，且大致符合“胡焕庸线”[250]即自黑河至腾冲一线。这条斜切线不是标准直线，而是依地形变化而弯曲、偏离或犬牙交错的连线。胡焕庸最早通过统计数字证明了中国的地形图、雨量图和人口分布图三者的大概一致性。这条线具有如此多层重叠一致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逐鹿游戏的博弈状态，大概把古代中国分成了游牧（渔猎）势力和农业势力两个大区域，也通常是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的分界线。当然，这种划界只是大概模样，在长城外部也有农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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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时段来看，这两大区域的军事力量大致势均力敌，各有兴衰之时，但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差异使长城一线最容易成为两大势力的博弈均衡线，两大势力博弈力竭休战或理性言和之时，往往就停止在长城一线。当然，每次的博弈均衡都有所出入，如河套地区，虽属干旱区，却有良好的灌溉条件，可农可牧，自战国以来，河套地区便反复易手。[251]大概言之，自从中国博弈由东西争胜转为南北争胜，[252]长城一带就是典型的博弈均衡线，除非某一方拥有势不可当的实力而实现大一统。当然，长城并非唯一的博弈均衡线，在南北争胜中，北方胜过南方的时候较多，除了长城一带，其次的博弈均衡线便是淮河秦岭一带，再次是长江。总之，长城不仅不是边界，而且是逐鹿博弈的中心地区，是中国的南北中线。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核心随着博弈旋涡的变化而从中原位移到了北京。北京位于这条博弈均衡线附近，最利于同时控制南北中国，因此，有能力同时控制南北中国的王朝都选择了定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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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变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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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源流和成分如此复杂多变，又万变不离其宗。张光直称为中国文明之“连续性形态”[253]。中国连续存在之原因，当在于中国本身是一种生长方法。《周易》的形而上学是中国思维方式之本。存在之目的是永在。何以永在？在于变易，在于“生生”和“日新”。这意味《周易》的形而上学不是一种关于“在而不变”的存在论（ontology of being），而是一种关于“以变而在”的存在论（ontology of becoming）。《周易》的存在论化成中国存在之方法论：一切皆在变易中，而变数不可知，存在之道便在于变通，也就是始终保持与变化同步协调。变通不仅是为了继续存在，也是为了使存在变得更有容量，以至于能够应付“万变”；而能应付万变，存在才得以不变。老子在《道德经》中以“水”为隐喻阐述了应变性的思维方式：效果最优的存在方式就是如水一般随形而成，随机而遇。这种“水的方法论”或能解释中国何以善变而善存。作为生长方法而存在的中国具有“以变而在”的无限性，是以中国能够像一个“世界”那样存在，具有“世界性”容纳能力，能以“不是之是”的方式生长。孟子曰：“所过者化，所存者神。”[254]或可注解中国持续的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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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称为“忒修斯之船”（The Ship of Theseus）的希腊故事说，一条木船有的木板破旧了，就置换了新木板，如此不断置换下去，终于这条木船的每块木板都更换过了，可是这条木船看上去还是原来的那条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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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曾经有些历史学家模仿西方的历史概念而把秦至清的制度称为“封建专制”，这是一种错位定性。周朝才是封建，秦以后为郡县。现在大多数人不再使用这个误导性的概念，转而以西方政治学的定位而把秦至清的制度称为“中央集权”“专制政体”之类。此类概念部分接近真实，但不准确。秦以来的王朝制度虽以皇帝为最高权力，但部分保留了古时之“共治”传统。除了无视制度的暴君，皇帝通常不能独裁。秦汉建立了多层“商议政治”，内阁官员的御前会议通过辩论而决定国家事务，如有特别重大而难以决断的事情还需召开由中央机构众官参加的百官会议，最后方案由皇帝批准。历代制度各有差异，但基本原则一致。据余英时的研究，宋代的共治政治达到最佳状态。因此很难将中国王朝制度称为专制，而如果称为共治制度也是夸张，因为皇帝终究拥有最后否决权。由于在现代政治学里缺乏准确描述中国王朝制度的概念，这里将中国王朝制度称为“行政一统制度”，也是权宜之名，有待改进。主要的理由是，中国王朝的最主要政治状态是官民之分，是官僚集团与民间社会的关系，是皇帝所辖官僚集团的统治，故称“行政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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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天下体系期望达到“协和”（compatibility）的政治，所谓“协和万邦”，语出最古老的政治文集《尚书》。协和性意味着一种能够化敌为友而以兼容性去保证和平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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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好战的周穆王因为犬戎未能及时进贡而讨伐犬戎，虽然大胜，却破坏了周朝的协和政治传统，结果大失荒服各部之心，荒服各部不再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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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国语·周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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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礼记·礼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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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见《燕京学报》第20辑，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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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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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1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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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在先前发表的文章中，我使用的是great power。吕祥先生建议使用leading power，因为great power在当下的政治用法中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贬义，有强权之暗示。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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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列文森、白鲁恂等西方汉学家以中国为文明国家。更早的分析或源于葛兰言，葛兰言没有直接使用“文明国家”一词，但其名著《中国文明》（1929年）把中国社会看作一种文明去分析。现代儒家也有类似理解，钱穆认为中国的“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23页，第1版为1948年）；梁漱溟则认为“中国遂以社会而代国家”（《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520页，第1版为1949年）。梁漱溟引用友人来信说：1920年罗素来华访问，在上海讲演时指出：“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同上书，255页）。由此来看，最早提出中国是文明国家或是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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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王铭铭：《中国：民族体还是文明体？》，见《文化纵横》200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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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梁启超在1901年提倡民族主义（《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见《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6》）；在1902年提倡民族国家（《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10》），但后来又转向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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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民谚比教义更准确地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李庆善在《中国人新论：从民谚看民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里以大量互相矛盾的传统民谚说明了行为理由的两面性：一方面提倡正直无私，另一方面建议圆滑求利，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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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埃里克·沃格林，霍伟岸、叶颖译：《秩序与历史·卷一·以色列与启示》，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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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托马斯·谢林，赵华等译：《冲突的战略》，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48~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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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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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论语·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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