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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还是“西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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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我们这个星球上如此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和发展鸿沟，我们自然而然会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西方世界（或曰“全球北方”）可以率先发展起来？而为什么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还存在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明显分野？为什么我们同属一个人类社会，却不能均衡地享受人类文明发展的丰硕果实？实际上，正是对这些极为重要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和追问，才导致了现代社会科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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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试图回答此问题的学者，是德国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韦伯于1864年出生于德国的图林根州（Thuringia）。在1904—1905年，他完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在书中，韦伯注意到在16世纪基督教加尔文教派的宗教改革之后，欧洲的经济中心逐渐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传统的天主教国家转移到接受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的荷兰、英格兰、苏格兰和德国等国家和地区。韦伯还发现，在信奉新教的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往往发展出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韦伯根据他所观察到的基督教新教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发展上的差距给出了一个经典的文化主义回答。他认为，与世界上其他文化地区（包括儒教地区、佛教地区等）相比，信奉新教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发展出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其原因与新教本身的独特信仰和伦理体系密不可分。在韦伯看来，作为基督教信仰下的重要一支，新教所拥有的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征大致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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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新教重视个人主义。新教伦理崇尚个人奋斗，相信通过个人的才能和努力可以得到公平的收获，而非如传统文化那般强调个人依赖集体、部落或家族来获得生活资源。第二，新教崇尚通过现世的成就以获得灵魂救赎。韦伯认为，基督教新教的一些分支——特别是加尔文教派——支持教徒理性地追求经济收入和投入到世俗活动中，并认为这两者均具有灵性和宗教上的重要意义。传统的天主教教义认为救赎仅能通过潜心信仰生活以及实现与神的共融来获得，而新教则认为在尘世的努力工作以及积累财富也能达致救赎的终极目的。在韦伯看来，这正是新教所具有的独特的“资本主义精神”。第三，韦伯认为新教提倡节俭生活，这会促进储蓄与投资，转而也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萌芽和壮大。他更主张，正是因为新教教徒（特别是北美清教徒）对奢侈品的厌恶，才导致了由机器大生产所产出的、统一规格的廉价工业品得以进入千家万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新教精神也为大工业生产和贸易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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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韦伯为经济发展（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排他性的文化解释。他对西方发展历程的解读所暗含的结论是：西方的道路是通往发展的唯一路径，而唯有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新教传统——才能为现代化提供必需的环境、动力和保障。而对于广大非西方的发展中社会而言，它们唯有追随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或在文化上彻底转型为西方模式，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总之，就韦伯的文化解释而论，现代化等于西方化。对于那些坚持文化独特性、拒绝或者不能跟从西方发展道路的国家和经济体而言，韦伯理论所预言的将是一幅极为暗淡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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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斯·韦伯之后，整整一代社会科学家试图用同样或相似的逻辑来解释全球发展进程所存在的差异。尽管这些学者各自侧重的解释因素不同，但后来他们被统称为“经典现代化学派”（classical modernization school）。经典现代化学派秉持现代化即等同于西方化这个基本前提，力图通过回顾、分析和归纳欧美国家由传统农牧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型发展的道路、历程和经验，将其总结和抽象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模板。这个发展模式——即欧美道路——也就被经典现代化学派认为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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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罗斯托（W.W.Rostow）在《经济增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中基于西方的发展历程，认为世界上任何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发展为现代化工业社会，都必须经历如下所述的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传统社会。处于这一阶段的社会在经济上依赖农业生产，缺乏现代的经济、金融和贸易机构，例如银行、股票交易所等；政治上缺乏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只有地区性的王和部落首领，民族国家尚未形成；在社会面上，人们普遍认为每一代人所拥有的机会差不多是相似的，而未来并不会比现在更加美好。第二阶段，即准备起飞阶段。在这阶段，社会开始进行经济体制的逐步改革，人们意图通过现代化来增强国力、改善生活水准。这个阶段的经济制度革新为未来的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处于这一阶段的社会在经济上主要依靠农业或者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第三阶段，即起飞阶段。在这阶段，社会经济开始从落后形态向先进形态过渡。在足够的生产性投资，数个领先成长的经济部门，科学技术的革新和利用，以及相宜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环境下，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跨国投资增长，国家内部亦开始出现一些地区性增长极。而先进国家转向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第四阶段，即成熟阶段。在该阶段，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被运用到大部分国民经济产业中，产业和产品出口逐渐多样化，劳动密集型产业让位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经济增长足以惠及的人群数量大大增多。第五阶段，即大众消费阶段。在此阶段，人们最终完成了从传统农民到现代消费者的转化过程。服务业成为主要的经济部类，生产者和消费者均大量利用高科技成果，人们进入现代化的大众消费形态。显而易见，罗斯托的“五阶段论”完全脱胎于西方国家的经验。他试图从中总结出一个能够运用在所有国家的普世模型。按照他的理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处在这一个单一的发展轨道上；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发展鸿沟不在于其文化、国情或者其他结构性的差别，而仅仅是因为它们正处在同一轨道上的不同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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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克斯·英格尔思（Alex Inkeles）的“现代人”（The Modern Man）理论则从人的个体层面对现代化进行解构。他认为现代化最重要的基础是现代人的养成。而在现代人和传统人之间存有非常显著的差异：传统人是宗教的，笃信“魔法”（belief in magic）；传统人没有受过现代教育，往往生活在农村，过着集体化的生活，依赖家庭、部落和村落而生存；传统人只会就事论事，缺乏抽象概括的能力。而与之相对的，现代人则是世俗的，相信科学（虽然这未必与具体的宗教信仰相冲突）；现代人往往生活在城市，受过教育；过着个人化的生活，依赖自身的努力，而不是依靠熟人或者“关系”。现代人对陌生人和新的观点持开放态度，对多元异见更加宽容，而传统人仅仅信任那些生活在同一家族、村落或狭小社区内的熟人关系网络的成员。为了度量人们所具有的“现代性”程度，英格尔思提出了十一个标准来确定“传统人”和“现代人”之间的分野——笔者称为“英格尔思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如果一个人对如下问题回答的“是”越多，他／她就具有更高的“现代性”，更可能是一位“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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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是否对新的想法和事物持开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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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是否乐见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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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对自己日常生活以外更大范围内的事务是否持有观点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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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是否乐于不断接受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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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是否有时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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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是否相信自己可以改变外在的环境以完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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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的生活和工作是否有计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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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是否相信外在环境和事物是可以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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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是否相信科技改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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