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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我是否崇尚分配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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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是否知晓并尊重他人的尊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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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则把现代性问题引入社会心理层面；他认为，现代化这一复杂过程中最核心的组件是生活方式的西方化。在他看来，社会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是现代生活方式，也就是西方的生活方式。现代化，就是社会心理及社会文化层面上的总体西方化。勒纳的理论既包括东方主义的传统，亦结合以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传统—现代”二分法为基石的分析架构，凸显了现代化理论中对“现代性”这个关键概念的理解。1958年，勒纳出版了《传统社会的式微》（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一书。在书中，勒纳描述了他想象中的传统与现代人的标准文化模型。他认为，符合“现代性”要求的社会心理、文化和生活方式必然是流动的、都会式的、文明的、职业分野鲜明、经济来源稳健、能够理解不同世界的情形，以及具有独立性和世俗性。而相反，“传统式”生活方式则被看作乡村式的、没有文化的、生活拮据、高度崇拜权威、世界观极为局限，以及笃信宗教。勒纳认为所谓现代化本身，就是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从传统式向现代性的转变——而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大众传媒发挥极为重要、甚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大众媒体塑造并引导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向西方式的生活方式迈进。正如勒纳最著名的论断所讲的那样，“西方是什么样的，中东就正想要变成那样”（What the West is，the Middle East seeks to become）。现代性等同于西方生活方式，而现代化则等同于西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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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著作汗牛充栋，但这三位学者的理论已经具有非常好的代表性，反映了经典现代化学派理论的基本轮廓和核心论点。在他们三人中，罗斯托给出了一个普世的、分阶段的现代化路线图和后发国家可以遵循的“模板”；英格尔思则从纯粹个体层面解构“现代人”这个根本概念，但总体而言，他的现代人模型是脱胎于他对西方人的观察和总结；而勒纳则着眼于探究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层面从传统向现代性的总体转变。值得强调的是，虽然英格尔思和勒纳同样从社会“人”这一角度入手，但勒纳研究的是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总体转型，他所讨论的现代性是一个整体概念；英格尔思则关注个人，所使用的“政治人”这个概念亦是具体而微的、由不同个体所组成的集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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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介绍这三位理论家的学说，我们可以大致看出经典现代化学派理论共有的一些基本特征。首先，就经典现代化理论家而言，他们的理论并非是当代社会科学所习惯的因果理论（即寻找现代化过程得以发生的诸种诱因）；相反，他们是反复以不同手法和架构，极为准确地描述现代性的某些“症状”或总结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变迁模式和特点。他们罗列了西方国家现代化历程中的很多现象，如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化、精神发生世俗化、政治民主化等，但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过程得以发生的诱因和动因究竟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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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经典现代化理论最致命的问题是其内在所共有的、关于现代化道路“单一化”和“单向性”的假设前提。尽管经典现代化作者的理论各有侧重，但他们共同认为落后国家和地区达致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是单一的。这个单一的发展路径是唯一的，也就是西方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所有经典现代化理论都是对西方发展经验的归纳、总结和抽象化。就经典现代化学者而言，对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其现代化均等同于西方化。所以现代化过程是一条单向的、从传统性指向现代性的直线，每个国家只不过处在直线的不同位置上而已。而这条单行道的终点，就是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因此，经典现代化学者几乎不约而同地承认，西方化即现代化，西方的今天就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明天。最后，值得指出，相比后来的学者，经典现代化理论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前景是比较乐观的。他们认为只要假以时日，非西方的贫穷国家迟早可以通过全面的西方化进入快速发展的通途，并最终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科技诸方面达到今天西方国家的水准，最终完成各自民族的现代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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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政治学家中已经很少有人相信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各种前提和论断。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学术认知的发展，现代化理论已是明日黄花，为时代所淘汰。就政治学的发展而言，经典现代化学派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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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很明显，经典的现代化学者并未考虑到全球各地区间以及不同国家之间所存在的深刻文化差异以及可能的文化冲突。在他们看来，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其实并没有什么根本分别。具有不同历史轨迹和文化遗产的国家，最终都要走上唯一的现代化道路，即西方化的道路。而最终，现代化本身将实现全世界和全人类以西方为模板的单一化和同质化。这个预测与20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显然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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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经典现代化理论没有考虑到发展的历史机遇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时序相差数百年的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难道可以拥有完全相同的内外环境、完全同等的发展机会、完全相似的结构因素，以及走上完全一样的发展道路吗？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21世纪中国的发展，显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也就有迥然相异的历史机遇。这种历史机遇包含了技术优势、国际环境、安全压力、战争以及世界经济趋势等诸多变量的综合统一。而这些时序性的复杂因素对于各国和各地区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塑形方面的作用，完全被现代化理论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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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经典现代化理论往往忽略了国际环境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的重要影响。第一代现代化学者深谙西方经验但缺乏国际视野，往往将研究对象孤立起来，把发展和现代化仅仅看作单一国家的内部问题，而未能看到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和其所身处的那个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息息相关。事实上，后来的发展理论家们就发现，国际环境所造成的压力——特别是安全和竞争压力——可以极大地影响后发国家对其发展路径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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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现代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前景往往持有过度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无论如何，后发国家只要走上现代化道路就迟早会越来越像西方，并最终达到所谓现代性的彼岸。但是20世纪的人类历史似乎已经明确否定了他们过度乐观的预言。且不论今天的世界上仍然存在的大量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仍然处于十分贫困落后的状态，并没有实现以西方化为标志的现代化；那些已经在发展道路上高歌猛进的国家和地区——从亚洲四小龙到中国内地——也大多没有复制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路径，亦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同时保持了相当深厚的非西方文化传统。第一代经典现代化理论学者一方面完全没有能够预计到20世纪后发国家所将要面临的严重发展困境和挑战；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实际上，人类社会通向现代化的道路远远不止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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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1世纪的今天，人们已经有足够的理据质疑经典现代化理论所讲述的发展故事，并提出更具根本性的追问。发展中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与文化，究竟能否拥有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现代化是否真的等于西方化？今天，我们常常发现，“现代性”与“传统性”这两个概念并不十分清晰，很多事物、观念、文化、生活方式，乃至人类对外在环境的不同认知，都难以被简单地用“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来定义。例如，东亚地区许多非常富裕和“现代”的国家及地区至今仍以古老的传统、习俗和仪式庆祝农历新年，这到底是“传统性”在现代社会的残余，还是多样化的“现代性”对历史文化传承的体现呢？尤其是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儒家文化圈经济奇迹的发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这些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真的就是发展和现代化的障碍么？现代性未必能够完全压制、消灭或者取代传统，而传统也未必就与现代性相斥。源于这些质疑和思考，为了解决经典现代化理论在理论框架上所具有的结构性和时代性的局限，从20世纪中期开始，第二代现代化理论学者纷纷提出新的主张，试图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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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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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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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现代化理论学者从事的主要工作是探讨经典现代化理论架构中究竟缺失了哪些重要因素？这些缺失的因素，又如何影响我们对现代化和发展的看法？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历山大·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认为，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考虑到世界不同国家所拥有的不同发展时序。因此，虽然他支持传统现代化理论把发展看作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单一及线性道路的前提，以及这一发展道路具有不同的固定阶段的观点，但他认为后发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场景与时序有可能越过某些特定阶段、走上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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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申克隆将后发国家所面临的这种特殊的发展情境概括为“后发效应”（relative backwardness）。他认为现代化道路上的后来国家既拥有先发国家不曾拥有的历史机遇和便利条件，也面临着先发国家完全没有碰到的时代限制和国际压力。后发国家所面临的独特历史条件就是它们必须与先发国家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共存。这是机遇也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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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机遇而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存在的历史事实，使得后发国家可能从先发国家直接引进先进科学技术，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也是后发国家的优势所在。然而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的同时存在，也使得后者在一个不对称的国际环境中面临更大的安全压力，不得不寻求更快的速度和更便捷的方式完成现代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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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格申克隆认为，后发国家很可能以迥异于先发国家的路径实现发展目标和完成自身的现代化。比如，后发国家必然更重视重工业发展（特别是机器制造业），以图带动其他产业增长；后发国家更倾向于由国家和银行对资本市场进行强有力的引导，而不单纯依靠自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后发国家更注意投资增长，而有意压制消费；而在国际安全态势更加复杂的总体环境下，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往往可能由非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强力的国家机构来组织完成。格申克隆特别以英国（先发国）、德国（后发国）和俄罗斯（更后发国）的发展历程来验证他关于“发展时序决定发展道路”这一著名论断（见表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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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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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格申克隆的理论仍然暗含他对后发国家发展前景相对乐观的估计，“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的支持者们在这一问题上则持有完全悲观的态度。依附论者认为，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完全忽略了后发国家所面临的、极具剥削性的不平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身处如此国际体系之中的后发国家深受核心国家的剥削与掠夺，没有任何实现现代化的机会。发展中国家唯有切断自身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联系和纽带，才能最终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依附论”源于拉丁美洲学者对20世纪人类历史的观察。他们发现，经典现代化理论学者对全球发展前景做出的乐观预测远未实现。在西方工业革命完成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未能成功实现工业化，仍然处在贫穷落后状态。为什么“富国越富、穷国越穷”？“依附论”学者对这一谜团的解释是，资本主义乃是一种超越国界的、不平等的世界系统。在这个系统的生产和交换关系里，不同国家处于不同位置，因而在世界性的不平等交换关系上被固定在不同位阶。经典依附论把所有国家分为核心国家（core）、半边缘国家（semi-periphery）和边缘国家（periphery）三个层级（见图2.10）。在这个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核心国家控制了国际贸易与高新技术，拥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与分工明细的产业结构，处于对边缘国家的控制和剥削地位。而边缘国家经济不发达，专业化分工不明显，生产力水准低下，技术落后；它们既不控制国际贸易，又不掌握先进科技，只能被迫处于被剥削地位。半边缘国家则一方面剥削边缘国家，但同时也受到核心国家的剥削。在这个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参与到不平等的贸易、定价和交换关系中，实际上是为核心国家不断输血，因而造成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不幸状况。因此依附论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但凡只要融入这个世界体系里就会日益贫困，根本无法完成自身现代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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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论”的政策推论则是，由于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存在，经典现代化理论所推崇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和发展模式完全不可以被处于边缘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所复制。后发国家若把自身融入这个剥削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只能伤害到自己；处于边缘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把自己从资本主义世界系统中彻底分割出来，下决心实行自力更生、实行孤立主义，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开发国内市场，才有机会完成本民族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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