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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依附论”中的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国家资料来源：ChaseDunn，C.，Kawano，Y.，& Brewer，B. D. （2000），“Trade Globalization Since 1795：Waves of Integration in the WorldSyst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pp.77-95. Online Appendix，Table 2A，http://www.irows.ucr.edu/cd/appendices/asr00/asr00app.htm#Table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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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龙”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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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大致讨论了三种现代化理论。韦伯是第一个试图解释现代化的社会科学家，他采取文化解释的路径，将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归功于基督教新教特有的宗教文化传统。经典现代化理论则试图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及归纳出某种普世路径，并将其作为唯一的、线性的、单向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而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判者则认为，现代化的历史时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等都是在塑造各国、各民族现代化道路和发展模式中不可忽视的要素。格申克隆认为，后发国家的历史境遇决定了它们必然拥有与先发国家不一样的发展路径；而“依附论”则提出，资本主义是一种“邪恶”的、剥削性的世界体系，因此只要发展中国家仍然在参与这个世界体系，就不能逃脱永远被发达国家压迫、剥削和掠夺的命运，因而无法完成自身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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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所有人惊讶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崛起的“亚洲四小龙”（Asian Tigers），彻底挑战了当时所有已经存在的发展和现代化理论。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差不多否定了上述所有发展理论所提出的主张。第一，“亚洲四小龙”皆位于广义的儒家文化圈内，其以勤劳、节俭、重视教育为特征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价值体系极为相似。它们的经济繁荣严重挑战了韦伯的文化解释理论，证明完全不奉行基督教新教的国家和地区也完全可以实现经济起飞和完成现代化。第二，“亚洲四小龙”中的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的经济起飞都是发生在完全不同于西方选举式民主的政治体制和非西方的意识形态之下。在它们的现代化过程中，强大的国家机器——特别是以发展为导向的政府——扮演了十分重要的引导、支持和协助的角色。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历程展现了不同于西方国家以自由市场驱动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挑战了经典现代化理论关于发展道路单一、单向的基本假设前提，证明了现代化的路径远非唯一，而现代化未必等同于西方化。第三，“亚洲四小龙”作为后发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都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产业分工，深度依靠对外贸易和国际市场成为它们经济起飞历程的重要特征。这说明后发地区并不一定要把自己从全球经济体系割裂出来才能实现发展；与“依附论”的主张相反，后发国家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生产和交换过程，也可以实现经济腾飞和现代化。“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奇迹成为20世纪发展理论的分水岭——新的问题意识、新的理论主张和新的解释结构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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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驱动”到“国家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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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给现代政治学提出了两个新的基本问题：第一，发展和现代化需要多“大”的政府？亦即，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实现经济起飞和现代化，究竟需要多大程度的政府干预？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更为适宜的发展模式究竟应当是以市场来驱动（market-driven），还是以国家为引领（state-led）？第二，发展和现代化需要多“强”的政府？发展中国家为了顺利实现发展和现代化，其政府权力究竟应该强大到什么程度？后发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任务是否必须在威权主义的政府管治下才可能完成？总体看来，这两个问题事实上是对传统现代化理论以西方经验为基础所总结出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根本质疑。“多大的政府”和“多强的政府”这两个问题涉及现代政治学建构“国家”这个概念的两个基本维度，即：国家规模（state scope）和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4]在21世纪，理论界在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上的基本分歧，就主要体现在“市场驱动型发展模式”和“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这二者的争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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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驱动型发展模式”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发展模式，根植于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于自由市场自发调节作用的认知。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典著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是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就斯密看来，自由市场所具有的自我调控能力是经济生活中的最重要的“看不见的手”，亦是国家经济繁荣的基石。斯密的著作奠定了自由市场理论的哲学基础。他假定认为，每一个人的需求都只有他／她自己最清楚，没有任何旁人可以比每个人自己更好地为自己做决定。只要存在基本的市场规则，让每个人得以自由地追求自我利益，公共利益就会得到促进，经济活动就会繁荣。斯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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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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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市场上的需求和供给可以通过市场参与者的自利行为实现自我平衡：当某种商品的需求超过供给时，它的价格就会上升，从而刺激更多生产者参与供给；而供给逐渐上升直至需求得以满足的时候，市场上的供需也就重归平衡，这时商品价格又会回落。简单来讲，按照斯密的理论，由自由市场来指引个体的经济行为，就是一种有效的经济组织和生产方式，其中并不需要政府扮演什么引领角色。而这种对自由市场的自发行为的依赖和对国家干预的否定，也确实是英美等西方先发国家的历史经验。在斯密之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发展出了许多非常复杂的数学模型（很多模型真的非常之复杂）来解释不同经济现象和推进相应的经济政策；然而，就原则而言，新古典主义学者对自由市场的基本信仰在斯密之后就一直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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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学派对经济生活中国家的干预活动一向抱有极为警惕的态度。在这些学者看来，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应该承担的职责非常有限，总体上只应包含维护基本公共秩序和提供必需公共物品这样一些最基本的职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在《驾驭市场》（Governing the Market）一书中，将新古典主义学派主张的国家公共职能归纳为以下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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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防止发生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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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协调基础设施建设，以便利私人投资者进行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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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公共品的供给，比如建立警察、军队、监狱等系统以维持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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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些机构与制度以帮助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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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显的市场失灵状况下，采取措施进行最小限度干预，以消除市场失灵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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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确保以足够手段帮助最贫穷的人群维持其基本生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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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对这些看似最基本的国家职能，新古典主义学者之间也往往存在着巨大争议。例如，对于市场失灵问题，关于国家到底有没有能力通过干预行为来修正市场失灵，很多学者表示质疑。收入再分配问题也往往是争论的焦点：比如，如何分配？分配给谁？按什么原则分配？不管是关于政策效果的讨论还是对于其政治哲学基础的商榷，国家收入再分配职能往往成为当代政治讨论的核心议题，也是有关现代福利国家争论的起点。但无论如何，从18世纪工业革命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或多或少的指导下发展起来、并完成现代化的，各欧美国家历史上也曾依据这些原则来调整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厘定国家的规模和职能。在很长的时间内，由于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建基于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英美市场驱动型发展模式被认为是统领世界发展史的唯一正确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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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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