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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年）的著作对这一信仰做出了极端的、感人的阐述。尼采是个具有特殊能力的作家和思想家，因为一个预言性的见解而遭受折磨，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的见解。尼采坚信，单独一个事件，一个发生在人的意识中的事件，就可以决定他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以及严肃的人的责任：醒悟到上帝的不现实性。他对这一事件做出了轰动性的宣告——“上帝死了”——现在这已经是个熟悉的语句。上帝之死迫使我们抛弃令自我毁灭的谦卑，这种谦卑是基督教对我们的诱惑，并且迫使我们肯定我们完全的世俗性。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的世俗性是什么？根据尼采的说法，就是“权力（power）意志”。存在（being）就是权力，权力是有控制力的——高于我们周围所有的事物，最终，高于我们自己。我们受到激励去无休止地超越已建立的秩序，也要超越已经形成的自我，力求获得更大更多的权力。从而，如果我们现在要证实自己，打个比方，要占据曾经充满上帝的宇宙空间，那么，我们必须毫无歉意地全力强化我们的控制能力和崇高性。对于尼采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活动或战争。尼采认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可能比一个罗马国王更有权力，因为他能更好地掌控手头要用的材料。但这的确意味着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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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反复地、带有最辛辣的尖刻攻击平等观念，他认为这是民众以他们的狭隘和怨恨摧毁人类崇高性的工具之一。庸人是软弱的，因此，人类的伟大靠那些有勇气并有权力的人将自己提高到远离庸人群体、高高在上的位置。既然上帝死了，人类存在的光辉和意义就靠少数人支撑了。这些人自己变成了上帝，而不是崇拜超验的上帝。这些少数人不一定是白人或种族纯洁。人的优越体现在文化和精神方面，不在人种的差异。但是，有必要注意到，优越的少数人总是男性。尼采毫无歉意地、甚至刺耳地呼吁男性的控制权和女性的从属性。在许多方面，尼采令人振奋地脱离了古老的偏见，但在对妇女的看法上，他无疑将自己置于受谴责的地位，因为他在自己首先要做的事情——重估一切价值——上失败了。无论如何，尼采的哲学从整体上是对平等观念的否定。长期以来作为西方思想一个基本原则（如果基本上没有得到观察的话）的概念，被丟在了一边。人的关系必须像在古代一样，再一次受到支配和等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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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和尼采是西方精神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们都坚持人类本质上是不平等的这个观点。然而，尽管他们具有权威性，有史以来最难以征服和最强有力的观念就是所有不平等性都没有意义。在本质上，人类是平等的。如果没有这个观念，近代对不平等的抨击就不会出现了。就可能不会有法国革命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会崛起了，俄国和中国革命也不会发生了。美国和非洲的黑人、亚洲和菲律宾以及拉丁美洲无土地农民可能不会开始去转变他们的处境。如果没有平等观念，就可能没有反对在两性之间造成歧视的既成体制的女权主义运动了，它认为这种歧视对妇女极为不利。当然，历史上可能会发生但没有发生的，就永远无法确定地得知了。但是，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如果人类（不管所有的外表特征）平等的观念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的头脑中出现过，文明的地球表面看上去就会与今天的样子大相径庭。这个观念的基础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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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信奉平等与信奉上帝联系在一起这方面，尼采是正确的。第一个为平等辩护的哲学思想似乎来自于后期的斯多噶派，他们对宇宙秩序带有宗教性的崇敬。他们认为人类平等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能懂得包含在宇宙神圣和谐中的道德律的要求。这样一来，每个人在与神的关系上就是平等的。另外，如果平等观念是由斯多噶派植入西方思想中的，那么，这个观念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在基督徒的关照下成长了起来。这里，平等也是以他们与超验事物的关系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人类在品性或智慧或其他世俗品质上有相似之处的主张为基础的。对于基督教教徒来说，超验事物意味着上帝，上帝对所有的人都宽大仁慈，而不管他有多少世俗的卓越与荣誉。每一个人都由上帝所造，而且，每个人都背弃了他的神圣起源，都要赎罪。面对围绕上帝下降人世间的荣耀和希望，所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区别——健康、智慧、美貌，还有地位、权力、性别以及财富——都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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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验主义继续存在于平等观念中，这一观念有助于激发近代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出现。譬如，约翰·洛克（1632—1704年）这位为英国立宪政府（也就是，遵守法律或有限制性的）的成立作辩护，而且对美国宪法的制定者有影响的人，显然不相信人在他们可观察到的品质上是平等的。对于洛克来说，他们只是在从上帝那里接受到的权利上是平等的。以相似的方式，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 年）断言，人生而平等（human beings were created equal），而且他们的创造者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从与神的关系那里得到神圣的观念，不仅是像柏拉图的有本质的等级与不平等这种观念的基础，而且也是人在本质上是平等的这种传统观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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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中，只有一位——托马斯·霍布斯——坚持认为，人们在纯粹的世俗品质上是平等的。但是，他的论点不会吸引那些不相信上帝就相信有个人尊严的人，因为，在霍布斯的观点中，人们不配有平等的尊敬，却更应得到平等的蔑视。我们的平等在于我们有共同的局限性和欲望，最主要的是，我们都会死亡。霍布斯讥讽地指出了死亡使一切变的平等的力量，他观察到，任何人都能杀死其他任何人（肯尼迪总统遇刺的事件悲哀地表现出了这一观点，显然这是一个极度异化的年轻人试图强制性地使自己跳出不引人注意和不重要的状态）。而且，我们不仅都会死亡，还被自私的欲望控制，尽我们可能的力量使死亡推迟。尽管人们在本质上是隔阂的，这却是人类利益相一致的地方，使人们有可能组织一个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社会。霍布斯的平等观并没有完全以死亡为基础，他以怀疑的眼光观察过所有人们引以为豪的所谓美德和优点，并且巧妙地戳破了人类的虚荣。但是，他传播了一种印象，死亡是至高无上的均衡器。虽然在基督教教徒看来，所有世俗的地位和卓越性在上帝面前、在神的仁慈和无所不在的荣耀面前都没有意义，但在霍布斯看来，这些都发生在不可避免的死亡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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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霍布斯不同寻常的观点，传统的平等主义的基础是宗教。那么如何解释当代的人道观点呢？当代的人道观点怀疑上帝和灵魂的存在，但确信个人的尊严。现在的许多人赞成尼采的宣言，认为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而不是依靠上帝的时候到了。但是那些人中的大多数拒绝严肃地考虑尼采坚持的观点，也就是谈到智慧、勇气和其他我们为了替代上帝而应该需要的品质时，我们极其地不平等。相反，他们继续与基督徒为伍，提高普通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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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能说得通吗？人们是否能以经验为基础，不依赖任何宗教的先决条件，说所有的人是平等的吗？所有人，必定包括罪犯和醉鬼，智力迟钝和神经不正常的人，病人和老人，也包括那些肮脏并很令人讨厌的人，还有那些没有能力或不愿意起到任何有用的社会作用的人。把所有这样的人都算上，并冷静地、无宗教信仰地观察简单的事实，仍然能够争论说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吗？这个问题很重要，部分是因为在今天支持平等观念的古老的宗教基础大部分已经被抛弃。譬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很典型地、多多少少地不信仰宗教（解放神学是个例外），农民起义普遍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无神论者。女权主义的作家，在大部分情况下不求助于宗教原则。这么多种类的反抗者在这上面滑冰，这层冰还剩多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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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建议用非此即彼的方法——或者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或者在没有上帝的宇宙中只有不平等——也许是不公平的。一系列权威的西方思想认为，人类由于他们都是理性的存在物这个事实而是平等的。那些赞成这个观点的人通常认为理智是一种道德的才能，而不是一种实用的才能。它使我们能够制定控制我们行为的法律。譬如，就是理智引导我们坚持所有在相同环境中的人必须受到同等对待。因此，承认人们在一些运用理智的地方——譬如，写书或下棋——不平等，就可以争论说，他们在判断他们和其他人是否受到公平对待的能力上是平等的。如果这是真的，就没有必要在宗教平等主义和不可知论、无神论或精英主义之间进行挑选了。不管上帝是否存在，所有的人都能够以同等的明晰度和深度分辨正义的要求，因此，能够同等地要求参与政治事务，分享共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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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又会面对屡次提出的问题：这是真的吗？可以肯定地说，这可能是真的。无数的著名哲学家，其中包括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都接受这种说法。然而，如果理智是道德才能，人们会认为所有能够推理的人都有道德。但是，正如我们所知，并非如此。而且，如果在能推理的人中间出现道德的不平等（虽然按照原有的假设，不应该出现），人们会认为邪恶的人在推理能力上有缺陷，而好人异常地理性。但是，我们都知道，有些罪犯非常有理智，而且独裁者可以非常狡猾和诡计多端。从另一方面讲，我们并不假定圣人会表现出智慧的才华，或异常的理智，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具有这种才能。因此看上去，道德观念依赖于比理智（如果不是其他）更多的东西——也许是一种情感或性格方面的品质。但是，那个“更多的东西”能够加进去而不破坏平等的原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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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问题仍然存在：平等的观念必定以超验事物为先决条件吗？我们能够宣称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而不求助于我们能够看到和衡量的现实之外的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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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等的争论，包括了一些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尽管有数个世纪的平等运动，不平等仍然是个顽固的现实。这个问题表现在严重的贫困现象上，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发生在像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中，也表现在巨额的私人财富的集中，表现在控制着工业国家经济生活的庞大等级组织，并且表现在巨大权力集中在政府行政人员手中——美国的总统制就是一个惊人的例证。尽管近来有很多的进步，这个问题还表现在美国的黑人和拉美裔人的经济和教育权利仍然遭受剥夺上。最后，妇女仍然在遭受的不平等也是明显的。问题在于，在这种情况下，平等的事业是否注定毁于平等捍卫者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和缺陷的世俗主义，也就是说，毁于他们无法求助于任何超越普通人单纯经验主义特性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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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你采取的立场将影响你对社会应该如何进行组织的看法。让我们看一下问题的这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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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果有些人本质上高于所有其他人，如何能够识别他们，通过谁来识别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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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问，如果有最好的人，最好的人是否终归可以被识别出来。我们强烈地倾向于不假思索地说，他们会被认出来，因为，认为在人性和命运的深处有卓越性的等级之分，而我们无法将它拿到桌面上来，这种想法是谦卑和令人恼怒的。那些我最尊重的人可能在这个等级制中排在很下面，而那些我不予理睬或者谴责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本质上是王子。我本人可能处在比我意识到的更远的底层，而且是更可鄙的（当然，也可能是更可敬的）。这种对事物的看法可能看上去很奇怪，但是——假定卓越性存在于一种超验的关系中——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看法，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基督教教徒，接受宿命论的教义。他们相信，只有上帝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真正价值，而且上帝的判断只有在末日之时才能传达下来。面对如此令人沮丧的不确定性，生活的艰难可以从虔诚的人的焦虑中显示出来。他们焦虑的是，他们自己或他们所爱的人——丈夫、妻子、朋友——会永远地遭到谴责和迷失方向。除了个人的焦虑可能来自于无形的卓越性等级观念，还有政治上的惊恐：如果我们不能够区分好与坏，我们如何能够理性地安排权力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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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尼采都提供了确认的方法。的确，我们随意的判断可能有错误，并且，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在民主制中，广大的普通人得到信任，而他们没有时间、训练、信息以及所有其他做出准确判断所需要的一切。然而，人的真正地位可以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得到确认，而社会秩序可以相应地得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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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必定疑惑不定。即便卓越性完全是世俗的，存在于能看到的品质中，如政治洞察力和艺术天才，但人类通常看不到这一点。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被大多数当今历史学家视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但被他同时代许多见多识广的人看做是蠢人和小丑。那些当下在许多人看来令人着迷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当它们还架在巴黎街头的画架上时，遭到过过路人憎恶的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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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卓越性不存在于能看到的、世俗的品质中，而是存在于与超验事物的关系中，那么，我们易犯错误的特性不是就被夸大了吗？我们怎么能够得到有关这种关系的任何可靠知识？人们是否能够确定自己与上帝或至善（the Good）的关系？对于那些像正统基督教徒一样相信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愿和力量，而取决于上帝的意愿和力量的人来说，这些问题是特别的持久和尖锐。我们中间有谁能够预见并宣布上帝的决定呢？”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16]上帝废除人类等级之最戏剧性的象征就是耶稣的殉难：在基督教的信仰中，不光彩地和两个小偷一起死去的是人类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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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继续我们的探讨，让我们先把这些疑问搁置一边，假设卓越性是可以被识別出来的。谁来识别？有一种看法可以说得通。这种看法认为，如果有绝对的上等人，唯一可以认出他们的就是那些和他们同等优越的人。否则，就是认为上等人中有异常的缺陷——他们没有认出优越性的能力，而在低于他们的人中有异常的美德——他们具有这种能力。因此，在柏拉图的哲人（那些上升到至善的人）从事行政管理的计划中，哲人统治者（philosopher-rulers）必须由哲人统治者选出。部分原因是，柏拉图设想的哲人不仅优越，而且实质上完好无缺。因此，那些由在哲学方面不卓越的人组成的选民团不可能向哲人的判断提出挑战。但是，一个相似的逻辑在贵族政体中也行得通，但不是那么不可抗拒。在贵族政体中，领导阶层仅仅被想象为比其他阶层更高等，但并非完美无缺。贵族的优越性就使其他每一个竞争的选民不合格。总之，以杰出人物统治论为前提，自选精英（self- chosen elite）的思想就很自然和有逻辑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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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式的思想则是下等人选出高贵者的思想，而在思想史中，一个惊人的事实是，这种思想得到相当一些卓越思想家的支持。这一思想的主要形式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即政府只是在它所管理的人的同意之下才合法。这一原则在古代和中世纪都很普遍，远比近代民主的出现早得多。的确，这一原则不是来源于对人们的判断有信心，而是出于一种道德观念，它认为如果没有人民的赞同，人民不可能公正地接受权力的支配。但是如果对人民的判断力没有信心的话，这种观念不可能有实际效果。因此，一些相信由少数上等人进行行政管理的思想家对大多数人会给予他们的赞同权有足够的信心。卓越的少数人会得到认可，至少会得到普通的大多数人的自愿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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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给予少数人还是给予多数人选举权力，都有一个问题，两者都不可靠，或不够可靠。这一事实容易使人们明白非人格化程序的好处。譬如，“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学说中最吸引人的特征之一就是，那些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成功的人，是那些具有应该获得财富、地位和权力的个人品质的人（这一思想并非是这一学说老练的辩护者所坚持的，而是自发地、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竞争自动地筛选出优越的人。当然，可以反对说，财务上的成功不是人的总体卓越性的可靠标准，也许，连经济上的敏锐都谈不上（因为这可能是由幸运或欺骗导致的）。然而，不可怀疑的是，自由市场的观念已经得到了支持，部分是因为对某些人来说，它似乎是一条比较准确的道路——一条不受人的判断失误伤害的道路——能够选择出最好、最有智慧的人，并给予他们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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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市场经济的人设计出他们自己的制度以避免人类的错误，这就证明了非人格化程序的吸引力。这种用来任命和提升文职公务人员的制度被称为考绩制。替代自由市场制度的主要办法是政府的介入，自由放任学说的反对派一般都喜欢更大、更有效的政府。人们通常认为，通过仅在对所有愿意在政府部门服务的人进行公开考试的基础上任命官员，并仅在工作表现的基础上提升官员，而不考虑党派所属，就能够得到更大、更有效的政府。造成无能的官僚作风的主要因素是党派的偏好和偏见，设计完好的考绩制会基本上将此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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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格化的程序能提升杰出人物的信念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这个打击来自于经济危机，来自于在商业领袖中（就自由放任来说）缺乏清楚的文化和精神追求或政治远见，并且来自于庞大、无效率并难以控制的官僚体系的形成（就考绩制来说）。这让我们如何处理？盛行的民主社会精神风气告诉我们要相信人民的判断。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对借助人民的判断爬上去的那些人——政客——的广为不满就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当代的不确定性促使我们再一次问道：如果有上等人，我们如何能够发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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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地思考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不仅要问是谁，或什么程序来做决定，而且要问用什么标准。什么是人的优越性最确切的表现形式和最可靠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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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最普遍的答案难以让现在的大多数人认真地接受：最好的要在出身高贵的人中寻找。这种信念在古代和中世纪广为流传。即便是近代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家约翰·洛克显然也认为，行政管理一般由世袭的贵族延续下去。人们能够如此长久地接受出身为道德和行政能力的可靠标准的原因是，他们相信“教养”。这个概念的含义既是生物性的，也是文化性的。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继承了优越的心理和生理潜能，并且据推测受到过一定的训练和教育，使那些潜能得以充分的发挥。一个有传统贵族头衔的成员，因此会被看做是几个世纪以来生物选择和文化发展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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