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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坚决的肯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无政府主义”。与广泛的印象不同的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喜欢混乱，愿意在公共场所进行爆炸的人。相反，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般是极其温和、满怀希望的人。从本质上讲，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信仰，认为我们可以在没有权力的状况下和睦相处。确实，这是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全面发挥我们潜力的唯一方法，因为，权力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权力总是具有压迫性和破坏性。简而言之，无政府主义寻求的是废除政府。这一目的只能建立在一种信仰上，那就是自发性秩序的根源之一或者几种根源的结合足以保证秩序。无政府主义者本能地期待人的善良，因为秩序的其他根源含有强制的因素。在自然力量（如所谓的“供求规律”）或习惯和风俗的影响下的行为不是完全自由的行为。只有人类达到无私的境界，即便在纯粹以自己的意愿生活时仍然可以和谐相处，那么，秩序与自由自远古以来的冲突才可以在不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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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哲学可信吗？不尽然，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它的基础是一种对人类本性不现实的看法。因此，在政治思想史中，曾经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无政府主义者。无论如何，这种观念不应该被轻易抛弃。第一，它可以接受修改，从而加强它的可信度。它可以被解释为，不是要完全废除集中化的管理制度和合理的团体，而是激进地分散权力，废除所有强制性的机构，如警察和军队。这样一来，这种社会完全没有暴力，并且充满了互助合作的精神，尽管没有深思熟虑的设计和管理它们很难维持下去。其次，无论怎样不实际，无政府主义代表了一种人类无可避免的期望，就是对人类之间完全的理解及和平的期望。任何人如果严肃地希望过地球上的生活将来有一天会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那他就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这种希望必定寻求对权力的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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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讨论的问题的一个更为普遍的答案是谨慎地否定：如果不实施任何权力，社会秩序不可能得到维持，尽管社会秩序不是完全依靠权力来维持的。这种观点得到了美国宪法设计者的支持，而且，可能依然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我们可以称这种态度为“自由主义（liberal）”，如果我们用这个词来形容除了无政府主义者之外所有相信自由（liberty）的人，包括我们称为“保守派”的大部分人。根据这种观点，许许多多的秩序是自发地衍生出来的，但是这种秩序不完全、不完善，因此，需要用权力进行监督和维持。自发性秩序的三个根源本身满足不了需要。人类从整体上讲是有理性的、公正的，但是仍然要接受监督；有少数人是相当没有理性的、不公正的。自然的市场力量可以产生强大的经济公正性和效率，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失败过。除了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只看得见的手也是必要的。最后，虽然习俗和传统在维持文明方面起到无法计算的重要作用，但它们远非毫无过失。它们必须有时得到有意地——也许通过实施集中化的权力——修改或者甚至废弃。其结果是，权力虽然只是附属性的，但是它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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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似乎对大多数人来说很普通、很平常，根本不是什么大胆的思想上的飞跃。但是它很重要，因为它强调了有秩序的自由这一观念。这一观念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而且某种程度上在美国得到了实现。如果没有自发的秩序，所有的关系将必须由政府去策划和维持。极权主义将不可避免，自由将不可能获得。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自由是因为他们不仅会自然地制造混乱，而且会自然地创建秩序。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得到限制是因为大量的和谐关系可以在没有政府策划的状况下自发地产生。人们目无法纪的倾向排除了无政府主义，他们守纪律的倾向又排除了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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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秩序可以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部分地（尽管不是全部）得到维持的原则，自然地导致强调群体生活的重要性。自发的秩序不仅趋向于采取全国一致及和谐的形式，而且采取比国家更小一些、更特别的群体一致及和谐的形式——俱乐部、企业、大学、压力集团、政党干部会议、教会以及或许比其他任何形式都重要的家庭。社会总的凝聚性极大地依赖于这些群体提供的结构细则。此外，个人的力量及独立性也来自于他们无需在勇敢面对中央政府时孤立无援。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一个稳定的立宪政府建立在很多不可或缺的私人交往的基础之上。在对美国民主的经典研究中，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在形成私人交往方面的特殊才能，在稳定有秩序的自由上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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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必须注意到对问题的一个强烈否定的答案。当然，没有人可以否定，除了权力以外还有其他的秩序根源，至少有时人们的举止合乎礼仪，通过竞争达到好的结果，很重视习俗。但是，有些人感到，这些根源完全不可靠，生活中目无法纪的趋势远远超过守纪律的趋势。因此，权力是秩序唯一的有效根源。这种观点可能来源于基督教对罪孽的强调，但是基督教总的说来支持有限政府。这是霍布斯的观点，是人类在本质上是隔阂的这个原则的必然产物。但是，它最出名的代表是尼可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ó Machiavelli, 1469—1527 年），一位佛罗伦萨的政治家、流放者、作家，他系统地阐述了许多权力政治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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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可怕的名声不同，马基雅维里对人类的观点大概比奥古斯丁或者霍布斯的更为乐观一些。他经常写到政治中的美德和腐败，表示出他不认为人是完全地和不可救药地邪恶。马基雅维里认为，道德存在于如忠诚和诚实的品质中，事先使人们自愿地维护秩序，只有在这些品质失去之后，绝对控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马基雅维里认为，所有非强制性的和非策划性的秩序都是极其不稳定的，这就是“马基雅维里主义（Machiavellianism）”的精髓。人类总是易变和自私的，也是混乱之巧妙和不断的根源。因此，秩序依赖于——如果不是永久地，也是不时地依赖于——政治领袖的坚定和技巧。马基雅维里的两部主要著作《君主论》（The Prince）和《论李维》（The Discourses）都是对政治技术和谋略以及军事艺术的反思。马基雅维里的中心学说固然存在于他对人性的悲观评价之中：秩序，因而文明，不是以人的善良为基础，而是建立在统治者的政治洞察力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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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马基雅维里对我们的问题的回答似乎比另外一个极端的答案——无政府主义——更适合今天的状况。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大陆和文明都遭到过国家之间的战争、阶级之间的战争、种族之间的战争和宗教之间的战争的蹂躏。上百万的年轻人在两伊战争中丧失生命。成千上万的拉丁美洲人死于为上层阶级利益服务的处决队（death squads）的手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几十年的暴力对抗中打得难分难解。在印度，自从获得独立之后，印度教徒大批地屠杀穆斯林教徒。人类是深深地、不可救药地目无法纪这一观念是相当有说服力的。然而，正如不能轻率地不考虑无政府主义一样，马基雅维里主义是不能够轻率地接受的。这是因为，它会导致对政治的绝望，也就是说，会感到立宪政府不实际，不可能达到自由。坦然地说，人们没有发现马基雅维里本人有这种绝望感。但是，如果人类是一种无可救药的混乱物，那么，只要人类存在，社会就一定会沉浸在权力和所有与权力共存的、不可避免的邪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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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前的问题显然是一个实际的问题。譬如，是否现在可以说，冷战的结束可以使美国大量地削减其军事开支的规模了？许多人认为可以，因为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威胁已不再存在。其他人则说不可以，部分原因是，在苏联曾经维持着和平的地区爆发了种族和宗教冲突，美国的武装力量也许在同一时期必须用于不同地区。另一部分原因是，鉴于俄国在苏联政府解体之后的混乱，我们不能保证，俄国在今后的几年中，不会再一次地成为一个敌对的帝国力量。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主要取决于你认为人类秩序对权力的依赖性有多大。另一个有关权力作用的实际意义的例子，是以在美国泛滥成灾的暴力为基础的。在美国，有足够的枪支可以武装所有的男女老少，每一个主要城市中，每天都有随意杀人的事件发生，作为总统，或只是某种明星，就是生活在多多少少不断的暴力杀戮的危险之中。在美国维持城市的秩序是否必须免除警察的程序规定，因为这些规定可能在保护个人的过程中抑制对罪恶的有效镇压？你的答案仍然主要取决于你对权力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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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会注意到，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经常触及本书中第一个问题的一些方面——人类是否在本质上是隔阂的？人类是目无法纪的和人类是隔阂的并不是一个同样的问题。目无法纪只标志着一种隔阂，可以造成公开的行动。相反，也不能得出结论说，正是由于人类自发地遵守秩序，他们就没有受到隔阂。譬如，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有些学者发现，人在习俗和传统之平静的表面下有着深深的隔阂。马克思认为，他们在资本主义秩序下是受到隔阂的。但是两个问题很明显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你相信人类在本质上是隔阂的，你将会很容易地认为，人们不可救药地处于混乱状态。在另一方面，如果你相信，人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你将会得出结论说，人类中有，或者能有大量的、自发性的秩序。因此，在这里，反思一下你对第一个问题的思考，也许会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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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假设，无论无政府主义的选择多么吸引人，已经遭到了拒绝。没有权力，社会秩序不可能得到维持。紧接着，另一个重要问题就出现了。谁应该掌握权力：军事领袖？商业世界的男男女女？某种知识贵族，如科学家和哲学家？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也就是那些有财产的成功人士？人民的斗士？工人？许多政治上的紧张局势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内战和革命都是由于对这个问题的对立的答案引起的。自从有了政治思想，哲学家们已经尽力去发现最终的、不变的原则，按照这些原则分配权力，从而回答接下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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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谁应该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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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和“没有人”是这个问题的众多答案中的两个。两者都似乎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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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的答案无疑存在于霍布斯的哲学思想中。霍布斯愿意任何人都应该掌权的原因之一，是他那犬儒式的平等主义思想。霍布斯对“伟人”或任何种类的上层人士都不信任，没有任何人被他排除在他对人类本性的那种悲观评价之外。因此，他不认为谁来掌权是个大问题。但是，用如此悲观的眼光看待事物，他不能就说没有人应该掌权吗？不能，因为他认为，这样会引起无法忍受的混乱。如果人类像霍布斯相信的一样，在本质上是隔阂的并且彻底地目无法纪的话，他的立场就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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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可以问，不可容忍的混乱是否也不应归于将至上的权力给予一种霍布斯描述的人物——一个永远地、坚决地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只是一个复杂的物体，像其他现实事物一样，受到因果规律的控制。霍布斯不这样认为，他的理由基本与下面所讲的一样。每一个人在他的自我里期望高于任何其他东西的是自我保护。自我保护只能在和平的地方获得，和平是一个强健的、有良好秩序的国家的产物。这种国家是一个统治者的臣民的第一目标。统治者期望什么？ 像其他人一样，自我保护。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满足这种期望的第一条件是权力。权力如何可以得到？通过组织一个强健的、有良好秩序的国家——与臣民所寻求的目的一样。因此，政府和人民之间就有一个基本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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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论点，霍布斯认为，任何控制国家的人，都会像其他人那样行之有效，尽管存在个人的利益，他们也会试图促进在他们控制之下的他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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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权力的怀疑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只有那些少数较为不引人注目的思想家采取了极端的立场，认为不应该把权力委托给任何人。这些思想家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在讨论前一个问题时提到过他们。他们的信仰是悲观的，认为权力会不可避免地遭到滥用，但在另一方面又乐观地相信，可以免除权力，而且，在根本没有任何强制的情况下，秩序与和平都能够安全地建立起来。对于他们来说，每一种形式的权力都既不可容忍，又没有用。有智慧的人怎么能够赞成看上去如此自相矛盾的理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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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一样，他们肯定这一理论，是因为他们坚持认为，统治者的错误不能反映人类本质上的品性。人在本质上是互助的、无私的。当政府被摧毁，或者文明得到进一步的演变时，这种本质就会显示出来。基于这种假定，作为对他们中许多人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过的恐怖的补偿，无政府主义者抱有一种勇敢的希望：压迫以及政府本身将会消失，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善的共同体。这种希望可能让人感到奇怪和难以置信，但是由此产生出一种学说，其道德的纯洁性和哲学上的大胆都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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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思考两种极端思想之间的答案时，我们穿越在前一章中——我们碰到了和不平等与平等有关的问题——走过的路子。谁应该掌权这个问题已经被两大政治和哲学派别讨论研究过了。这些人就是少数派的支持者和多数派的支持者。一种合理的决定，无论是支持一方还是另一方，都只能在思考人类在本质上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这个问题之后，才能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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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一定的美德只有少数人拥有，而大多数人不拥有，因此拥有那些美德的人就值得拥有权力？人们经常是这样认为的。据柏拉图所言，哲学智慧就是这样的一种美德；被认为内在于圣职授任中的神圣权威受到基督徒相当的尊崇；独特的政治能力经常被看做是一些少数人的特质，由于家庭背景、教育、军事上的成就或商业上的成功而使他们有别于他人。人类有一种惊人的、强烈的愿望去吹捧一些少数人。中世纪的神父和国王可能已经下台，但是二十世纪捧出了自己的一些神圣和高贵的权威，这在对共产党和纳粹上层人士所赋予的信任以及对科学家、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所赋予的信任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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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思想史中，对民众掌权观念的支持度比我们期望的要低。确实，在两千五百年以前的希腊，许多人信仰参与式的民主，因为不少城邦都有直接（而不是代表性）的民主制。但是，伟大的希腊思想家或者蔑视民主，或者对此有极大的保留，而且早于基督几个世纪的亚历山大大帝对希腊的征服基本上废除了民主，民主只是在近期重新恢复的。在这期间，曾经有过民主运动，这里或那里的人信仰过民主。但是政治思想家，虽然在理论上经常给予人民很大程度的权威性，却认为在实践中这种权威应该受到极度的限制。他们很少提倡民众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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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思想的缺乏是由于那些有闲暇时间去思考和写作的人的一种阶级偏见，或是由于一种觉察到民主的不足的智慧，或是由于在通讯媒体技术发展之前组织民众掌权之艰难，或是由于一些其他原因，我们不能肯定。无论如何，直到十七和十八世纪，民主的观念才不折不扣地得到肯定。卢梭是在著作中肯定了民主的第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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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卢梭来说，我们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政府之下，这使我们丧失了我们的人性。即便政府是慈善的和明智的，人性的缩减也会发生。然而，如果绝大多数人不参与政府管理，政府几乎肯定是自私的和暴虐的。只有人民政府能够真正地、稳定地专心于公共利益。由于人民既没有被现代城市文明所腐蚀，也没有对有缺陷的政治安排感到灰心丧气，卢梭认为，他们具有相当于道德和政治尊严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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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大多数而不是对有选择性的少数赋予信任真的就更合理吗？大多数政治哲学家对民众掌权所持有的怀疑，是否构成了智者的一种共识，因此我们不应该轻易反驳？近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经验，使人民得到了更多、但不是完全的权力，这引起了许多疑虑。许多观察家判断道，人民的文化鉴赏力是粗俗的，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在无知和偏见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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