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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出这些问题，我们碰到了第四个反对立宪主义的可能的原因：立宪主义阻碍了正义。我们的时代中许多强有力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也许他们中间最有影响、最有才华的是乌拉迪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 1870—1924年），他（与托洛茨基一起）是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创始人。列宁彻底地研究了并且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理论。因此，他的基本原则是民主的，推翻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了给予人民以自由和权力。但是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对西方立宪主义不信任的看法（它只是掩盖了统治阶级无限的权力），并且，他发现了马克思没有看到的问题：劳动人民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自发地成为革命者，反而，他们会形成一种与上层阶级妥协的倾向，只要他们偶尔得到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改善这类利益，就会接受资本主义的延续。用列宁的话说，他们形成了“工会意识（trade-union consciousness）”，而不是革命决心。列宁得出的结论既简单又大胆，对于现代文明是决定性的结论。不能让工人阶级自发地发展，必须由绝对忠诚、团结的革命者中的精英来启发并训导他们。这些精英，也就是“无产阶级先锋”，会领导工人阶级先是推翻资本主义，然后强行镇压资本主义的残余，从而为普遍的自由和真正的民主建立基础。这就是列宁创建并领导的共产党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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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想起柏拉图和卢梭的观点。列宁的精英论和柏拉图的一样，是有科学性的。的确，列宁的科学观来源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与柏拉图的观点非常不同，但是共产主义革命者就像哲学家一统治者一样，被假设认为完全懂得人类生存的决定性力量和最终目的。虽然列宁在他全部的成年生活中是一位积极的革命家，他仍然经常以强烈的诚挚致力于对理论问题的研究。列宁的观点与卢梭的观点相似，最终目标是民主。确实，列宁对民主的看法比卢梭的更彻底：政府本身将最终消失，人民将在没有任何政府中所固有的约束的情况下进行统治。但是，这一期望标志了列宁与柏拉图和卢梭的不同——他根本不相信政府，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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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鲜明地代表着一种在二十世纪广为接受的观点，这是他极力创造，或至少是极力传播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流行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范围。这个观点认为，立宪主义（以及民主）取决于一定程度的工业发展和公平分配，在非工业化、贫穷以及受到拥有土地的寡头政权压迫统治的国家中，要求宪法的保护是无效的。人们通常得出的结论是，农业国家必须经过一个转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拥有统治权的寡头政治被推翻、被连根铲除，一定程度的工业化才能得到实现，财富才能得到再分配。这些情况出现的同时，免除立宪主义就不但是适当的，而且是必要的。无数的学者和学生——他们中间许多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列宁主义者——都赞同这一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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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列宁的这些假定的力量和盛行，也许，列宁为许多读者提供了最大的便利来考虑立宪主义到底有多重要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假定，贫困、没有文化的农民既不懂得也不关心立宪主义的话，我们是否无意识地表现出高人一等的态度？毕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立宪主义就是自由种普遍的利益。此外，如果假定一代革命专政将为立宪主义铺平道路，我们是否就太幼稚了？很难看出苏联做到了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百年前就预见到，在不远的将来，“哲人”将宣布，没有犯罪和罪孽，只有饥饿，也就是说，反社会的行为起源于经济状态。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改革者会在他们的横标上写道：“让人们有饭吃，再询问他们的美德！”[30]列宁以及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追随他的广大民众，实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把“美德”——尊重道德观念、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以及最重要的自由——放在次要地位，是灾难性的，这不仅会威胁到自由的永久丧失，还会威胁到使我们成为人的那些品质的永久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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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的重要性，让我们简单地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下这个问题。在政治思想家中间有一个广泛一致的观点，即权力只有通过分割才可以处于宪法的限制之下。因此，立宪主义的支持者，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权力分割的支持者。从另一方面看，那些赞成掌握权力的人可以完全凭意愿支配权力、不受宪法限制的人，几乎总是偏重于权力的集中。因此，我们可以重新提出一个根本问题：社会中是否需要多于一个的主要权力中心？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的讨论中不很明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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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应该被分割成两、三个独立的中心这一观念，建立在与立宪政府同样古老的传统之上。当柏拉图面对哲学家可能永远无法获得权力的前景时，他总结道，将权力集中在任何单一群体中都是不明智的。相反，权力应该被分割在那些具有智慧特征的人（如老年人），以及有幸被多数人选中因而可以代表整个民众的人中间。这一观念，在我们讨论“谁应该掌权？”这个问题时，简单地提了一下，它是权力分割的原则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在柏拉图写作的时候，作为常识而不是政治哲学可能已经是非常古老了，但一直到今天的常识和政治哲学中它都持续存在。它还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包括在美国宪法中规定的形式。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在其多种多样的变体中，这种观念一直扎根于一个基本信念：完全的权力集中会危害到文明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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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人们认为会支配神圣主权的基督教的正统派，也对权力分割的原则有一种独特说法。这就是“双剑论（doctrine of the two swords）”，由教皇杰拉西乌斯一世（Pope Gelasius I）在五世纪末提出，几乎每一个后继的基督教思想家都以某种形式追随着他的观念。这一学说提出，不是所有的权力都应该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即便是在教皇的手中也不对。人类不应该处于一把剑的绝对统制之下。的确，大多数基督教思想家，不仅是在中世纪的而且还有近代的，都认为应该只有一个单一的教会。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声称这个单一教会应该管理或者应该完全控制那些进行管理的人。保证世俗秩序的任务不同于将人们引向灵魂的拯救的任务，它应该由独立的权力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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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徒和无神论者很快地指出，早期基督教的思想家很少有容忍性，因而，双剑论的学说通常被看做是相当明确地将教会置于国家之上，以至于尽管其文字表达没有遭到否定，这一学说的精神还是遭到了违背。所有这些都是事实。然而，双剑论学说的坚定仍然让人印象深刻。它表现出即便是虔诚的基督徒——在早期那个上帝授权于一个特别的人类组织解释并且捍卫其言词的时期，大多数确实是虔诚的——也分享着西方传统的对权力集中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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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美国体制衍生于那些比美国本身存在时间更长久的观念。权力分由政府的三个部门掌握是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古希腊的一个主题的变体。政教分离的观念得自于中世纪时期的一个原则——即便来源于上帝的权威也不能证实不分割的权力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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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不得不感到，一个社会应该拥有多个权力中心。也许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务，如建立科学性政府、秩序及和平、完全的民主或正义。令人惊奇的是，每一个刚才提到的反对立宪主义的思想家也都反对权力的分割。对于柏拉图来说，哲学家一统治者即便在分享权力的时候，由于有完善的洞察力因而不可能有争执，因此不会相互监督，让不具备完善洞察力的人对他们进行监督是不可容忍的。对于霍布斯来说，任何权力分割都会带来混乱。卢梭认为将权力散布在多个中心的做法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意味着限制人民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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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对权力进行宪法限制的讨论中所指出的一样，这些思想家并不过时。他们代表着在二十世纪仍然很有势力的思想。柏拉图提倡在解决社会问题时综合地、有组织性地运用知识；霍布斯提倡在保持秩序时，要有最大的效率；卢梭提倡人民无限的统治地位；而列宁则提倡绝对的公正。所有这些要求在我们的时代得到声张，而且都至少是含蓄地要求权力的集中。有反对它们的正当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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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在哪里以及怎样划出权力的范围。我们已经思考过道德和宪法的界线。这些就像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有争议的边界线，经常发生争斗。还有第三种界线，也许是遭到过更激烈反对的界线——经济。这里的问题是，经济体系是否不应该受到政府的干预？它是否有自己的规律（“供求规律”），而政府的干预只会使它偏斜？它自然地指向一种比政府计划能达到的更公正、更有效的秩序吗？问题在于，政府是否不应该插手经济权力的主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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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政府是否通常应该让私人掌握工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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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比它看上去更有广泛性。工业这个词是所有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矿山、电力、通讯等等，以及工厂——的缩写。问题并非只涉及生产，还有分配；谁掌握了生产，谁就掌握了分配。总之，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地球所负有的责任——对整个人类生活的物理世界，对我们为了维持并改善生活所用的物质所负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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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和马克思（他们分别是“自由企业”和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都接受的一个古老观念是，地球是人类共同拥有的。这个首要的权利是上帝赋予的，或者是事物本性中固有的，因此地球属于所有人。然而，人类如何能够在实际上拥有并利用地球——让个人自由地占用一部分，还是委托政府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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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人多多少少都赞同的答案，就在洛克的断言中：“需要通过劳动和物质来表现的人类生活，必定导致私有财产。”[31]虽然地球属于整个人类，但是只有个人才可以利用，为了让个人有效地利用物质，他们必须拥有这些物质。因此，政府对地球的责任就是保护私人财产的权利。这就是洛克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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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利用地球，一定需要个人的占有吗？难道工业化的历史没有相反地指出，对地球的开发要靠巨大的经济组织，而个人几乎无法做到任何事吗？洛克断言，一个人有权利保留“他在橡树下面捡到的橡树果，或者，他在林子中的树上采摘的苹果”[32]。这些例子与二十世纪的工业体系又有什么关联呢？在今天的美国，几乎没有任何日常用品是个人劳动的产物。我们的汽车、衣物、食物、家庭用具等都是由巨大的、复杂的商业组织生产的，这些组织又与庞大的国家和国际经济体系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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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难道资本主义的历史没有指出，一部分人的自由占有导致对其他人的剥夺吗？有人曾极力主张，那些有能力占有很多的人，通过这一能力证明他们有权占有很多，而那些没有什么财产的人则证实他们不值得拥有。但是，我们非常怀疑这一逻辑，因为这一逻辑以我们对地球拥有共同的所有权的原则开始，却以只有少数人有权占有地球上的大多数财产的原则结束。毫不奇怪，这一逻辑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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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极力主张，尽管个人占有导致不平等，但个人占有不仅是公正的，而且有益于每一个人。这种主张认为，少数为自己获得财富的人，同时也为其他人创造了财富。美国由于具有相当集中的私人财富，又有大多数人享受到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繁荣，显然是赞成这一主张的。但这并非是无可置疑的。鉴于美国的自然优势，完全有可能存在一种可以生产出如此丰富的产品，却能进行更平等地分配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此外，正如最近几年中经常提到的一样，虽然美国有很多富裕的人，但相当大的一部分少数族裔并不富裕。鉴于老城区的丑陋和流浪汉，美国今天的穷人一定与历史上其他大部分社会中的穷人一样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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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个人占有的主要观念是自由市场的自然和谐。这一观念在第十八个问题中曾简单地得到解释。其要旨是，在人们能按照自己的经济利益自由生产、销售、购买的地方，经济体系就会是有效率的、公正的。人们想要的东西之所以得到生产，是因为这与生产商的利益一致；产品按照买者和卖者都能接受的价格卖出去，否则双方不会做成生意。在硕大无朋的经济体系中要做大量的日常决定，这些决定不是由远在天边的政府部门做出的——他们只是在徒劳地试图弄懂一个国家经济生活中无穷的复杂性——而是由许许多多个人作出的，每一个人都受着自我利益的驱使，因此他们很实际、有理性。这就是美国人所谓的“自由企业”。这是所有观念中最吸引人的观念之一，因为它允许在不牺牲个人自由的条件下，获得丰富的物质和公正的分配。但是，这个观念在实际中行得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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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吃惊的是（由于这个观念中的某些乌托邦色彩），它行得通，至少今天的大多数人相信这一点。但这并不是说，许多政治领袖和作家、学者信任完全自由的市场。甚至在共产主义国家，也广泛承认许多经济问题最好是通过自由竞争，而不是官僚统治来解决。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是否要依靠自由市场，而是依靠程度有多大——几乎全部依靠（通常是“保守派”的观点）或仅仅是谨慎地依靠（通常是“自由派”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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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不再像过去一样能够激起意识形态的激情了。许多人，左派、右派都有，赞同政府干预的程度要根据实验来决定。但要注意的是，这个问题不会完全停留在实际问题上。“自由企业”的最大弱点也许是，它不符合西方的道德传统。它鼓励自私和物质至上主义。它告诉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个人优势上，同时用钱来说明个人优势。它告诉我们不要关注其他人的福祉以及公共利益，让其他人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让市场满足公众的利益。它对价值观，如智慧或魅力，没有任何可以说的，因为这些不能用市场价格来说明。总是有人能够以平静的心境追随这种学说，他们中的大多数骄傲地自称为“现实的”。但是也总有其他人，被自由市场的现实主义者称为“软弱的”和“感情脆弱的”，他们忠实于像平等、公共利益和互助这类价值观，这些将带领他们走上另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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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理解，有一些思想家寻求过替代个人占有观念的其他观念。这些替代选择最终都成为了各种社会主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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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广义地说，社会主义坚持这样一种观念，即人类必须通过实际上占有地球并且合作性地利用地球，来维护他们对地球所拥有的根本权利。社会主义者对是通过政府行为还是通过其他方法来做到这一点，还没有统一的意见。但是，他们在不愿意容忍对地球的私人占有这一点上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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