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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洛克在经济和精神方面的个人主义是建立在相同的大原则的基础之上。典型的美国自由主义者在一方面拒绝了这些原则，在另一方面却又紧紧抓住不放。洛克认为，人类有一定的本质性的隔阂。这意味着，在经济上一个人如何支配个人财富与其他人无关，在精神上一个人的信仰也不是其他人应当关心的。洛克也认为，尽管有隔阂（这不一定导致冲突），个人之间仍然有天然的和谐。因此，他认为，如果每一个人受到个人利益的驱使去获得并使用财富，秩序和繁荣将自然地接踵而来。同样地，在精神领域中，如果每一个人可以自由地找寻出并肯定自己个人的真理，普遍真理将会自发地出现。最后，洛克认为自由主要就是不受政府的限制。因此，如果一个人在获得和使用财富时不受到干预，即便在事实上他可能几乎没有什么财富甚或贫困交加，他在经济上也是自由的。相同地，洛克显然认为，只要人们的信仰是自己选择的，即便那些信仰是虚假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精神有破坏作用，他们在精神上也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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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已经远离了洛克的经济理论。思考经济问题时，当今的自由主义者很可能会假设（1）人类在本质上不是隔阂的，每一个人对所有其他人的利益都负有某种责任；（2）没有天然的和谐，个人无限制的利润积累会导致极大的不平等和通货膨胀及经济萧条的循环，公正与稳定的经济秩序最终取决于政府行为；（3）饥饿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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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尊重个人信仰方面，这些自由主义者很可能仍然是洛克的忠诚的追随者。有什么潜在的逻辑能够把这两种看起来分裂的意识统合在一起吗？似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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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仍然认为政府不应该干涉个人信仰，那么就测试一下这种观念。想象一下，你厌恶的信仰——譬如，白种人是一个优越的种族，或者，美国应该由军队组织并管理——赢得了这个国家中一个强大而有权力的团体的支持。如果政府采取措施以保证这一信仰不在公立学校教授，或者不在国家的新闻机构发表宣言，你会反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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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转向我们精神生活中的另一个方面——道德。在古代，人们不像我们今天如此关心物质财富，不像中世纪的人那样关心信仰。但是，他们对道德——不是像清教主义那样为了死后的生活而否定世俗欢娱的教条，而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完满——很关心。相应地，他们认为政府占据着道德领袖的位置。因此，精神和政治是融合在一起的。这种观念适吗？政府对个人的道德品质负有任何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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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今大多数人来说，答案会是断然的否定。首先，人们普遍地认为，道德理论非常值得怀疑。任何人说什么是善举，什么是邪恶，都只是沉溺于个人的观点，是不能够得到证实的，因此不应该强加于他人。认为政府应该规定什么是善并将之强加于人民，特别地令人不可容忍，因为政府并不比个人更有智慧。相反，他们通常是无可匹敌地愚昧无知。如果道德能够使人们生活得更好，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宣称自己同另一个人一样有道德。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什么意味着生活幸福有个人特殊的观念，应该允许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实践这些观念。另外，即便政府有权尽力使人们有道德，它能够怎样做？道德的行为必须自由地完成，而政府只能强制。在政府要求下完成的行为不可能是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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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陈述代表了二十世纪美国的立场。如果有时不加思考地说出来了，它们也不是没有基础或武断的。在它们的后面有一些现代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则，如个人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以及政府处于生活的边缘而不是生活的中心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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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府对个人的道德品质负有一定责任这一观念的代表人物包括像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这样伟大的思想家，而且并非像许多美国人想象的那样毫无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论点可以被简化为下面的一系列原则：生活得好并不是一个人做他喜欢做的事，而是理解并坚持一种对所有的人都有效的生活方式；要发现这一方式需要不寻常的洞察力以及逐步发展起来的传统；因此，大多数人需要社会为他们的生活提供道德启示与结构；政府是社会的主要代理机构，因此，适合履行实现社会道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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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点并不支持政府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是道德的然后将之强加于人民。政治权力应该服务于道德意识，也就是整个文化的精神和传统，而不是政府创造的什么事物。另外，政府的道德责任应该通过榜样而不是强制，通过教育、尊重而不是法律激起的恐惧得到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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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涉及政府的道德作用的观点（我们称它们为自由主义的和道德主义的）有两种非常不同的法律与法律在生活中的位置的观念。在自由主义的观点中，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法律应该保证个人与财产的安全，并且为个人提供一个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来生活的领域。在道德主义的观点中，法律应该规定什么是对的，而不仅仅是为个人提供便利，因为法律的首要目的是赋予生活以道德的形式。自由主义者必定从总体上讲感到法律越少越好。没有变成专制主义者的道德主义者，感到法律应该作为个人的向导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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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美国人很容易看到道德主义观点中的弱点。它给予政府一种危险的显赫地位，并对自由和私人生活的独特性表示出较少的尊重。由于自由主义观点的弱点不很明显，似乎应当把它们指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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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自由主义者通常信赖这一观念：道德规范纯粹是主观的和个人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相信，政府不应该让这些规范变得重要。但是，一些规范不是成为每个人的义务了吗？那些反对谋杀和偷窃的规范就是。如果我们承认这些，我们就已经放弃了自由主义者如此经常表述（但也许不是如此经常真正相信）的偶然的相对主义，已经承认了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一种共同的道德结构中生活。但是，即便我们固守我们的主张，不关心普遍的道德，只关心对其他人的危害，争论就可以避免了吗？如果我们对道德漠不关心，为什么我们应该关心对其他人的危害？一个真正对道德漠不关心的人只会关心对自己的危害，并且出于自私的原因接受社会为保护每一个人所做出的安排。这是社会契约学说的形式之一。也许，没有任何争论可以强行地将一个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一观点的人从这个立场上剥离。但是这样的人必定认为，人类最固执的情感之道德愤慨的情绪——不过只是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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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观点中的另一个弱点是，它将道德洞察力的负担加在一般的个人身上，这可能会太沉重。在上一代或两代人的时候，我们开始认识到，个人的物质幸福决定性地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状况的影响，并且只能通过整个社会进行调控，如果有调控的可能的话。因此，在严重的失业时期，一个普通劳动力就会严重地受到伤害，无论个人有多大的积极性和能力。但是，一个人的道德健康状况是否不决定性地受到社会的影响呢？一个人的对与错的观念，总的说来是从社会中学到的。因此，生活在道德低下或缺乏道德的社会中的个人将会腐化堕落，也就是当一个人无法看到任何行动方向或更好的生活方式时所必定经历的混乱与冷漠，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个人是否不像需要物质帮助一样需要道德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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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可以问自由主义者，是否有可能——更不要说能令人满意的——将政府置于道德生活的边缘。通过个人榜样、教育以及法律这些手段的影响，政府不可避免地对公民的道德态度和实践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对于政治领袖来说，与其徒劳地试图将6己从道德层面剥开，承认他们必然具有的影响力，而且尽可能智慧地实施这种影响不是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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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之前建议过，可以通过想象政府努力压制似乎是假的和危险的信仰，来测试一个人的原则。在这里可以做一个类似的实验。想象政府试图鼓励显然可行而且合理的道德观念，譬如，通过公共教育以及领袖的鼓励和领袖个人的榜样来培养对所有种族的公平态度，这将会引起反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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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分离的老观念显然远不能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许多人认为，世俗和精神领域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远远留在身后的一个问题，现在看来仍然是个永久性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已经主要介绍了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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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另外一个方面。虽然我们已经发现政府在精神方面的作用远比今天大多数人所想象的要更有力，但因此认为政府是社会中的主要精神力量仍然是过于鲁莽的。尽管无休止的重复和经常过于简单化已经使精神与世俗领域分离的论点变得陈腐，但这些问题还是很有分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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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点是建立在政治和精神领导权的本质，以及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的基础之上的。政治领导权必定包括权力的运用——为了达到预先设想的目标，调整思想，影响行为。这个事实使所有的政治生活罩上了阴影，因为权力关系与生俱来就是不道德的——人被客体化并被他人利用。这种关系在实际上会变得比它们本然应有的情况要更加糟糕，因为权力怂恿掌权人的傲慢与无权人的不负责任。政治是我们的集体生活以及历史性生存最黑暗的区域，这就是为什么古老的智慧告诫我们，要当心，不要把政治和精神混在一起。政治领袖一般不是非常精神化的人，他们的位置在道德上的不稳定性只能用精神目标以及精神的虚荣性带来的诱惑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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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精神领导权紧紧地与缺乏权力的现象连在一起。在《以赛亚书》（Book of Isaiah）中描述的救世主，“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而且“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精神领袖们远不是拥有权力，而是可能不得不遭受其他人的权力所带来的痛苦。在《以赛亚书》的另一段中写道，救世主被比作“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34]灵性与无力和苦难的混合，通过《新约》中耶稣受难的形象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而且，这种混合不是只在基督身上得到实现，它成为所有基督徒权威性的典范。在一封信中，保罗“骄傲地说”他被鞭打了五次，棍打三次，被石头击中一次，=：次遭受船难。而且，他还“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他还“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他问道：“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35]耶稣和保罗都没有权力。相反，耶稣遇难的故事和保罗有关自己受磨难的叙述，清楚明白地暗示着灵性与无权力有着某种神秘的结合。可以推测，精神性如果与政治权力搅在一起就会遭到削弱，甚至遭到摧毁。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双剑论学说背后的灵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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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教分离的观念值得注意，那么，宽容的观念也值得注意。它对信仰和道德都有影响：个人应该有坚持和表达自己对真理的认识的自由，也应该有按照自己对至善的看法生活的自由。宽容的观念很容易被误用和歪曲。有时，它只代表了缺乏道德信念，或对其他人的漠不关心。它经常被要求的太多，并非每一件事都可以被容忍。但是，它是以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宽容，就可能没有真正的生活，没有真正的人际关系。如果人们不得不与官方或者仅仅是社会的要求相一致地思考并行动的话，那么一切就都是虚假的了。因此，宽容是生活中重要的必需品之一。只对正确的观点和行为采取宽容是不够的，因为这意味着仅仅对政府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和行为的宽容，随时各处都有这种宽容。必须有对我们认为是错误的信仰以及我们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的宽容。宽容必须延伸到足以形成危险局面的地步。否则，它就只是一种形式，是我对那些在总体上和我一样思考和行动的人表不的一种礼貌，而不是一种能够接受重要的不同意见和差异，并且为丰富的生活和认真的交流做出努力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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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政治与精神领导权结合起来和拒绝宽容这两点中所固有的邪恶性，由我们这个时代的极权主义国家表现得淋漓尽致。纳粹德国立即成为一个政治性和精神性（尽管是在贬义上）的组织，而且希特勒为世俗的秩序以及德国人民的信仰和道德这两方面担负着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崇高的政治责任感的观念，不止是没有得到完美地实现，而且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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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经开始了这个问题，而我们这个时代对这个问题很少有过严肃的讨论，那么我们就处在考虑一个与此紧密相关的问题的有利地位。有一种精神性的功能（虽然有人会说这不是精神性的功能）是每一个人都把它交给政府了的，这就是定义犯罪和应付犯罪行为的功能。让我们用一种普遍的方式思考一下，这个功能应该怎样得到施行，我们可以通过思考惩罚问题便利地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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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对罪行实施报仇行为是政府的一个正当目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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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有关惩罚的问题，不是出于对报复的一种渴望，而是对正义的吁求。不管两个词的发音和书写有多么相似，报仇（avenge）和报复（vengeance，revenge）之间有着极其不同的含义。一个罪行可以受到不带情感的、甚至带有遗憾的报仇，却只是在一种愤恨的、怀恨的精神中得到报复。一种事关正义，另一种则是报复性的。这个区別是重要的，因为很难为报复作有力的辩护。在报复行为中夹杂着明显恶毒的情绪，一旦后面一系列的伤害、报复、反报复的行为开始执行，对社会和个人都将带来可怕的危险后果。但是正义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不是个人积怨使我们关心正义的伸张，而是一种对事物的根本秩序的感觉。让一个罪行没有得到报仇就过去，至少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是宇宙的失序。某种平衡似乎是绝对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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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仍然会有疑问。不带情感的正义是人类关系的最高标准吗？那么仁慈呢？即便刑犯是一个谋杀犯并且死刑是正义的，难道这种冷酷的、不可改变地将一个人处以死刑中没有某些令人深深地感到不舒服的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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