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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30 正当性危机:被统治者不满与革命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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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32 事实上,不管学者们喜欢从哪个角度来诠释革命现象,所谓“革命”根本是没有权力者对有权力者的抗议,进一步来说,革命可说是寡头铁律下不可避免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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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34 且让我们再一次重申前面提过的部分论点。首先,我们强调人类倾向于根据“自保”原则,为解决生存竞争压力而缔造制度;但在建立制度的过程当中,至少到目前为止,“政治阶层现象”与“权力”依旧是设计师们没有办法去除的两个附带品,其中,前者使我们被迫筛选出(其实在多数情况下是他们自己跳出来)少数人来负责操纵制度,后者则如同病毒般不断侵蚀免疫系统,最后让制度的运作逐渐偏离原先设定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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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36 我们必须承认,人多嘴杂确实容易坏事,因此让少数秀异分子来“帮大家完成理想”是个挺不错的选项。但是,只要我们一直拿不出能够有效运作的价值测量表,以便对那些自愿参政者做真正的筛选,权力病毒便会以这些政客作为“宿主”,先是利用他们进入制度内部,接着在腐化他们的脑神经后再进一步重组(或者摧毁)制度。在历史上,政治领袖从以同意为基础到争取终身与世袭制的发展,就是最好的证明;至于以分权制衡概念为出发点的美国联邦制度,从最初的“双轨式联邦主义”(中央与地方各自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力)发展到现在的“强迫式联邦主义”(联邦政府通过立法与预算控制,使得州政府日益顺从中央的指令),也不啻是个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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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38 换言之,尽管所有制度设计的重点都在于服务多数人的利益,并防止权力腐蚀制度根基,但事实上的挑战却不断接踵而至。更要紧的是,一个无法响应人民需求的制度,是既不可能让人满意也不可能稳定的。但反过来讲,要说存在过什么从不回应需求的政治制度,似乎也不太可能,因为统治者多半不会笨到去挑衅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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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40 如果是这样,那么革命又是怎么爆发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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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42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根据执政理性来看,人民所得愈少则统治者所得自然愈多;因此,从“获利极大化”的前提出发,统治者必然会不断试探人民忍耐程度的底限,然后尽可能不越过底限以避免触怒人民。与此同时,为降低试探底限与维持统治所须付出的“统治成本”,执政者通常也会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创造可用来维系政权正当性的意识形态,以便从心理层次对被统治者实施催眠动作,其次则是根据这种意识形态来创造社会阶级架构,例如西周初年的周公便在制礼作乐后,通过宗法制度来建立封建规范。一般来说,意识形态与阶级架构是互补互生的,其目的都在于迫使人民打心眼里接受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民当然无法脱离“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馁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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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44 从古今中外的大多数例证看来,被驯服的民众所以会冒险发动革命,其原因多半是“经济问题”(帝国暴政或王朝腐败经常被夸大)。特别是发生天灾(因水旱虫灾致使农产歉收)或人祸(内战、发动对外战争或遭遇外国势力入侵)之后,由于统治者无法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往往因国库破产而使政府失去应有的提供公共品的职能,在执政威望下降之余,又因为统治者也仅能不断向人民征税来弥补财政短缺,最后终于在引发普遍不满后带来“正当性危机”,革命也由此揭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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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46 不过,经济问题虽常常扮演着革命的导火线,但若想将不愿轻易牺牲生命的民众拉上抗议的前线,难免要给他们一点精神上的动力。例如东汉末年的黄巾党喊出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法国大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公正且和谐治理的完美社会”,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派希望能带领大家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理想”,至于南美洲的原住民活动家则始终相信一则预言:“明天,当印第安人起来要求还他们公平,还他们被抢夺的土地时,我们将看见印加人的第三度再生,……印加帝国将会重建,而在古老的秘鲁,幸福将重新普照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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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48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革命确实有着“由下而上”的特质,但所谓“下”未必指的都是普通人民。正如部分学者所强调的,比起绝大多数缺乏意志与冒险犯难精神的民众,政治变迁其实更可能来自政治或军事精英的反叛,而非一般焦点所关注的“农民起义”或“人民革命”。这种说法确实有点儿道理。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那么多次改朝换代行动中,只有汉高祖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平民,第三世界的许多推翻执政者的政变,也都是政客与军官联手的结果。当然,这些军政精英所以发动革命或许也是来自“相对剥夺感”(希望增加权力的欲望未能获得满足)的缘故,但他们的行动与一般所谓人民革命是否还是有点儿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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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50 造反与革命:目的论与不同的定义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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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52 在此,我们利用约翰逊援引过的一个例证来加以说明:1789年7月14日傍晚,当利昂库尔公爵觐见并秉告法王路易十六,巴士底监狱已遭攻陷时,国王的反应是:“这简直是造反!”但公爵马上纠正他说道:“不,陛下,这不是造反,这是革命!”1854年,一位名叫梅多斯(Thomas Meadows)的学者也说了这么一段话:“中国人是地球上最富于造反精神,但又最缺乏革命性的一个民族。”那么,“造反”(或称叛乱)与“革命”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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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54 阿伦特对此作了一个蛮不错的脚注;她说:“这些叛乱之目的并不在挑战权威或类似的既定秩序架构,而是为了解决替换某个正好处于权威地位者的问题,无论是以合法君主替代篡位者,还是以合法统治者替换滥用权力的暴君。”霍布斯鲍姆也提出过类似的论点:“农民并不是为了他们并不认识的那个真实国王而起义,而是为了理想中的公正国王而起义。”换言之,大多数叛乱活动的目标是罗西瑙(James Rosenau)所谓的人事战争或权威战争,重点是推翻那些不受欢迎的统治者,然后代之以那些可能比较合理的新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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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56 相对而言,革命显然意指“结构转换”,也就是希望能够彻底改变权力分配的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革命不但会带来历史发展的断绝,甚至它本身就是种历史的异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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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58 这又怎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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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60 从事实层面来看(或许这可说是个悲观的事实),人类不仅在架构整个政治制度时无法避免少数统治的命运,在企图改变现状时也是如此。换言之,虽然一般人民在“叛乱”或“革命”发动时都必然参与其中,但充其量不过是摇旗吶喊的角色罢了。在比较单纯的农民起义例证里,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其实若非充满着很高的可妥协性(例如《水浒传》中的宋江一天到晚想受到朝廷的招安,甚至在化匪为官后还帮朝廷卖命出征),便是野心程度不高(只要能占山为王或者割据一乡一地就很满足了),胆敢或希望能“称孤道寡”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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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62 在那些受精英利用而掀起的叛乱或政变例证中,一般人民则几乎没有发言权。而且,那些因(分赃不均以致)心生不满而想推翻既有政府的军事或政治精英,其实多数都不太反对现有的权力分配“架构”,而只是无法接受目前的权力分配“比例”而已。例如诺德林格(Eric Nordlinger)在研究冷战初期发生于拉丁美洲的几十次军事政变后发现:军事政变的最常见结局,就是一切都换汤不换药,除了更换执政团队的一大堆名字外,其余一点儿都没变。正因为这种现象,比较严谨的学者才会试图区隔“造反”与“革命”这两个目的迥异的类似行动;例如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便将社会革命研究的焦点放在几个真正发生彻底变革的国家身上,例如展开欧洲首度民主实验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终结千年帝制的1912年中国革命,以及企图实践共产理论的1917年俄国大革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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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64 在此,我们也请各位依循着这样一种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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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66 无论如何,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真正的革命并不太多?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人类到目前为止所设计的制度一直都维持着寡头统治的特征,也就是只有少数人能触及并操控权力核心,这不仅符合政客的利益,正如前面所描述的,也让多数不满现状的军政精英在使用暴力手段时,心中只怀有改变权力分配比例的有限目标。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则是,尽管在现实世界中亦不乏怀抱志向的精英,但是对现状不满是一回事,能不能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则是另一回事;换言之,在更新的概念逻辑(例如民主政治理论)出现前,理想性精英们一方面既缺乏推翻既存结构的有效思想指引,另一方面除了表示反对外有时也拿不出什么实际解决办法来,结果引发一连串“无主张暴动”,目的只在发泄怨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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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68 改革:体制内的革命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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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70 不管是由于统治者无法有效响应人民的生存需求,部分政治精英不满意既有的权力分配状况,还是由于社会结构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尽管未必存在可行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变迁仍是所有社会组成分子无法避免的现实。因此,人们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还是有着形形色色的各种不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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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72 对此,伊萨克(Alan Isaak)以“是否接受既存结构”为前提,将各种反应再细分为以下的五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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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74 在接受既存结构者方面,首先是反对大规模且有计划变迁的保守派,他们并不反对必要的变革,但认为改变愈少愈好;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甚至可说是“反改革者”。其次是主张较温和改革途径的自由派,这派人士对改革的必要性接受度更高,也更容易妥协,但只愿意配合渐进与累积的方式,同样反对大规模计划,因此很多人认为他们和保守派其实差不多。第三是所谓的改革派,他们对改革必要性的体认显然比前两派要深刻得多,同时由于对改革事业怀抱着某种急迫感,这些人不反对急变,主张只有通过有计划的行动才能收到变革的真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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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76 在反对既存结构者方面,首先是主张必要时不排除利用体制外手段的激进派,他们比较常用的体制外手段包括示威游行、集体罢工,甚至在议会中瘫痪立法,意在通过更激烈的方式,除表达改革的迫切性之外,也希望执政者能立即对相关诉求作出响应。其次是根本不想接受现状的革命派,这派人士由于完全对现存政府绝望,同时不认为执政者有同意变革的空间与可能,因此主张通过政治暴力形式(包括暗杀、恐怖活动、游击战与正式内战)来达成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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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8678 本章前段已经就体制外行为着墨甚多,因此这里仅将焦点放在体制内的改革行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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