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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问题的答案其实在一个世纪前便由洛克提出来了。后者认为，探求每一个公民对国家政策的意见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或许是如何达成共识并把决定作出来。由此，人民虽然未必需要亲自参加讨论，但为了让公益能得到彰显，政府的重要政策还是应当获得人民的认可才行；进一步来说，只要是多数人同意的事，任何人都不能因为它可能违反所谓“全意志”而否定它的价值，不过，由于作决定实在需要相关素质的配合，所以从人民当中选出一些具备这些能力者来帮人民进行讨论，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种观念构成所谓“间接民主”“代表民主”或“代议政治”等说法的基础，是目前最主流的所谓民主政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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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认为可以代表公民的人们，到底应如何去落实他们的代表功能呢？对此又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首先是“全权委托说”，也就是人民将决定权委托给那些被认为具有能力的人（通常是具备高学历的知识分子）来执行之后，就完全不加过问，甚至人民基本上也被认为根本不具备过问的能力；但这种理论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一方面教育程度与决策能力未必成正比，另一方面，如果人民没有过问能力的话，他们又哪来的能力去筛选出所谓有能力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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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委任说”，也就是被选出来的代表必须完全根据他所接收到的指示来行事，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想法，这些代表如果办事不力，人民便可通过“创制”（自己来立法）或“罢免”（解除他们的代表资格）等途径来加以控制；当然，这种理论看似非常民主，但同样存在着一个问题：如果代表们只能执行训令而没有折中空间的话，我们在国会中将只会看到各说各话的结果，根本得不出什么共识。与此有点类似的是“反映说”，这种说法强调，代表们只有来自特定的社会团体并分享其经验，才可能设身处地去发现这些团体的利益所在，由此也在若干国家产生“职业代表”的制度；不过，正如前述委任说一般，如果每个代表都以增进自己团体利益为最高准则的话，非但整体利益考虑将消失无踪，社会也会因此陷入更大的分裂与冲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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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所谓“托付说”，也就是只要政党能够赢得选举，便可借此获得人民的托付，授权该政党实践它在竞选期间提出的计划或诺言；这是目前最被普遍接受的一种看法，也可说是当下“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一说的由来。正如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言：“民主的方式是为了达成政治决定所作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个人借由激烈竞逐获取人民手中的选票，同时得到作决定的权力。”由此，则所谓民主基本上不过是个“程序正义”问题，也就是只要符合“人民同意”的程序设计，大体就可被称之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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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人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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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反映民意”的理想与“作出决定”的现实是政治学者们永远无法加以平衡的两股力量；其原因是，人与人之间的异质性（也就是个别欲望差异）实在太大，真正响应社会需求很难实现，就算想出一个最起码的共识都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可以想见，如果想让政府不断作出决策以维持有效运作，任何一个决策势必都会牺牲或抵触某些人的利益（盖垃圾焚化炉的例子便是如此）。而且，如果只是为了作出决策而选出若干代表进入政府或国会里，却没有给予这些代表积极而有效的限制，能叫做民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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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目前世界各地民主遇到的最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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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我们是经常选出一些代表，这个过程基本上也符合同意授权的形式要求；不过，问题是：我们是真的很理性地选出他们吗？还是不理性地根据自己的崇拜心理或傻乎乎地接受政党动员？这些代表被选上国会或政府殿堂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持续关注他们是否履行竞选政见？还是根本不管，甚或等到下次投票时再傻乎乎地又投给他们一票？再者，如果这些政客真的表现得很烂的话，我们是不是会想办法去罢免他们呢？还是只是把他们当作茶余饭后嚼舌根的抱怨对象而已？这些答案几乎都倾向否定。它们点出了今日代议政治的大麻烦：仅有人民同意的程序与形式，骨子里根本没有民主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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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当家：不同的票数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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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在理论面是否同意，目前的代议政治就是民主政治，我们必须接受它正在到处运作的现实。正如大家熟知的，这种制度的特色就是通过“定期选举”（除了少数例外，例如内阁制的解散国会或总统制的元首缺位）来决定下一次轮到谁执政的问题；在每次选举的过程中，所有公民都会依循“一人一票，每票等值”的原则来参与投票，最后再根据投票结果的计算来决定竞选胜负与执政权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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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各国的计算方式是否都一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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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得先说明一下，目前我们可以投票选出“行政代表”（例如总统、县市长或乡镇长）和“立法代表”（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议会机构）两种人；前者的应选名额通常就是一位，后者则从数十位到数百位不等，主要看国家的规模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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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代表”方面，由于仅选出一个人，计算办法就简单多了，一般只要得到相对多数选票（也就是最多票）就可以被宣布当选，这种方法通常被叫做“第一名过关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说得票最多就当选应该没有逻辑上的问题，但事实是，由于经常出现多人竞选（超过两个人以上）的情况，在选票遭到分割后，尽管还是一定会有人拿到最多票，但就全体来说他却可能只是少数（例如在100万票中，最高票者虽得到35万票而宣布当选，但事实是有65万人根本不想投给他），由此便可能因为正当性出问题而引爆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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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国家元首级的选举当中，前述问题可说更为严重。为解决这种可能导致正当性不足的问题，“两轮投票制”的设计便应运而生（目前除法国之外，还有约12个以上的拉丁美洲国家也采用）。这个设计的特点是，不管有多少人参加竞选，只要没有人跨过当选门槛（一般设计是总得票数的40%～50%），就要进行第二轮投票，不过，通常只有在第一次投票中获得最高票数的前两个人可以参加，目的是希望在一对一的竞争下，确认出现超过半数以上的得票率。这种选举制度设计可以弥补正当性不足的缺陷，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政治危机的爆发，但经常也会带来“弃保”的不理性结果；例如在甲乙丙三人同时参选的情况下，某位选民本来把票投给甲候选人，但在只有乙丙两人进入第二轮投票的情况下，尽管这位选民不喜欢乙，可是因为他更讨厌丙，所以也只好把票投给乙以阻止丙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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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找到“完美”的制度实在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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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代表”的选举方面，情况就复杂多了。在此可根据选区的划分把它分成三大类：亦即单一选区、复数选区与全国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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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单一选区”是指一个选区只选出一个代表，目的是落实“个人”的政治责任归属；也就是如果某一个选区发现有民意被忽略的情况，人民便很自然地知道该把谁抓出来负责。在这种制度下，跟行政代表一样，多数国家也采取简单的相对多数制来决定谁当选，但是在例如澳洲等少数国家，由于希望当选者最起码要取得过半数选民的支持，同时又想避开两轮投票的麻烦，于是就设计出所谓的“选择投票制”，也就是选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来排列候选人的顺序，如果根据第一偏好还没有人过半数的话，则剔除最后一位候选人，并将该位候选人的选票根据第二偏好来加入并重新排列，直到找出有人得到过半数选票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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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复数选区”是指一个选区可能选出一个以上的代表，目前全世界只有台湾地区在“地方议会”选举中还实施这种制度（台湾地区的“中央立法机关”已在2008年改成单一选区制）。这种制度又被称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原来主要使用于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这符合其派系政治的特征，但确实经常带来派系间的分裂与冲突；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将导致根本找不到人负责的政治结果，因为一个有两名代表以上的选区如果发生问题，那么这两个人必然彼此推诿责任，选民则求助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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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全国选区”是指不划分特定个人选区，而是由政党在全国各地同时进行竞争，然后根据所得票数比例来决定得到多少席位；因此也叫“政党比例制”，目的是落实“政党”的政治责任归属。这种制度的前提是假定多数人民都会通过政党来集体表达意见，一方面为了让所有意见都有表达的空间，因此让它们根据比例来分享进入议会的席位，同时也让政党有更多实践政见的机会，并且使人民很清楚地有一个判断政府施政臧否的客观标准（也就是看政党是否实践其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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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原先多数欧洲国家都采取政党比例制，但这种设计显然并非完美无缺。从某个角度来看，政党比例制不但容易造成小党林立的复杂多党现象，导致政治经常动荡不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历史便为殷鉴），更重要的是，由于它倾向以全体普遍利益为诉求目标，使得许多地区的特殊利益遭到忽略。正因如此，所谓“附带席位制”随之在德国等地出现。这种也被称为“单一选区两票制”的制度，是以单一选区划分为基础，但选民可以同时投下两票，其中一票投给选区代表（让他们知道有问题时谁该负责解决），至于另一票则投给政党（使得个别地区的私利不至危害全体的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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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前述归纳当然绝不可能包括目前所有的制度设计；像台湾地区就是一种奇特的变形。目前它不仅拥有独步全球的复数选区制，事实上还带有一点儿附带席位制的味道，此即“不分区代表”的设计。但问题是：挟民意以自重并且几乎不用负政治责任的选区代表，和那些必须依赖政党提名才能出线、唯党意是从的不分区代表，他们彼此间该如何协调呢？这正是台湾地区目前面临的最直接的政治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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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盲目：逛着政治大街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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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不管我们认为哪一个制度设计是最理性的（其实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答案），重点是：所有制度都得靠选民投下神圣的一票来完成。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如被宪法学者称颂不已、最终却被希特勒与纳粹党丢进垃圾桶的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所说明的，制度能否落实，关键似乎还是取决于人民的态度。有两个问题是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首先，人民到底是怎么投下他手中那一票的？其次，到底有多少民众认真地去投下这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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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第一个问题，部分人（尽管有点心虚）认为，投票本身“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也就是说，选民们通常会根据“自利”的原则，慎重地决定投给谁才能够满足自己的利益。包括唐斯（Anthony Downs）在内的这类学者通常会以家庭主妇们上市场买菜为例，说明选民们会如何锱铢必较地货比三家，在论斤秤两讨价还价后，付出自己认为最合理的价格，然后满意地将东西带回家做菜。这种想法乍看之下似乎没什么不对，但显然忽略了妈妈们“冲动性购买”的消费习惯；有时消费者购物并不是因为自己真有需求，只不过是上了推销员或广告天花乱坠的当，然后自以为有需求（或者说服自己“总有一天用得到”）而把东西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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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是说“冲动性购买”足以解释选民的投票行为，尽管冲动的背后其实也不乏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但事实是：一方面由于人民在政治过程中明显居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也就是他们未必能获得有助于理性思考的充分数据（这还不包括含有误导性质的信息），再者，“品牌导向”（其实就是政党倾向）的固定消费习惯，也经常使人们不假思索就决定是否花钱买东西；总之，这些情况说明了多数投票过程中的被动倾向，也促使我们必须重新推敲影响投票行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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