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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两党体制在内阁制国家中相当罕见，这意味着很难有一个政党能单独拥有国会多数地位，而“联合政府”也意味着必须进行政治妥协才能获得执政机会，于是，内阁制政府的威权倾向大幅降低了。再者，内阁的组成必须根据国会中的权力分配状况而定，而多数阁员不但是国会议员精英，获邀进入内阁后通常甚至还弹性地保留着议员身份（以便随时在卸下行政职务后还有政治饭可以吃），这让“行政与立法合一”成为内阁制的设计特征之一，使其不可能出现总统制经常要面对的“双重正当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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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就算内阁制不具备总统制隐藏的问题，这并绝不代表它是个相对比较好的制度设计。俗话说得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内阁制自然也有它自己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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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政治不稳定性”。尽管对此因为角度不同而可能有些争论，但至少从理论上看来，相对于总统制的任期僵化以及甚少遭受弹劾，一方面因为联合政府是内阁制的常态，再加上“解散国会”的制衡性设计，这些都让内阁的非定期改组不断地冲击政治稳定，特别是随着政党分裂性的提高（例如法国的第三共和时期），走马灯式的政治动荡局势甚至让正常施政都非常困难，这对国家发展的冲击也是不言可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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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分赃性”是内阁制的第二个问题。总统利用其具有威权倾向的集权特征“由上而下地”进行政治收买固然也具有分赃性质，但内阁制国家的政党为取得多数执政地位而被迫不断筹组政党联盟的现实，更让妥协分赃成为不可避免的选项；由此，不仅政策理性可能会葬送在组织联盟的政治考虑当中，更重要的是，因为如何筹组联盟是变幻莫测且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为保留随时成为执政团队成员的机会，随着政党间对立性的降低，立法部门对行政体系的制衡也就成为一种奢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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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度责任性”是内阁制受到抨击的另一个理由。尽管海伍德等人认为，由于政府来自国会并对其负责，“责任政府”似乎成为内阁制的某种优点；白芝浩也指出，相对于总统制的三权分立设计经常提供行政与立法部门以争功诿过的机会，强调行政与立法合一的内阁制就比较没这个问题；莱克（Riker）却从传统民主逻辑中的“可预测性”切入，指出选民拥有的最重要制衡力量，是根据前次选举中的契约内容（在固定任期内完成选前承诺），决定在下一次选举中给予奖励或惩罚（也就是要不要继续投票给同一个人或政党）；可是，如果在任期到达前便因为解散国会而重新大选的话，政策责任该由谁来承担便大有问题。再者，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过的，由于联合政府是内阁制国家的常态，组成政府背后的政党同盟也相当地变幻莫测，正如史托姆（Kaare Strom）的研究结果所显示的，人民将因为缺乏辨识标准而无法确定政治责任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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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没有任何政治制度是十全十美的；这是我们必须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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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经验看来，当人类面临着发展问题而必须有所改变时，所使用的办法不外乎“创新”与“融合”两种；针对本章提出的制度困境，目前看到的是倾向于“融合”的发展。舒加特和凯瑞曾指出两个新的制度演化方向，分别是“总理—总统制”，以及“总统—国会制”。两者的共通处在于都拥有一个经人民直选产生的总统（它响应了前面提过的总统制作为时代潮流的趋势），不同点是，同时被称为“半总统制”的前者，其总统虽拥有指定行政首长的特权以及部分行政权力（例如国防与外交），但内阁的组成还是必须以国会的政党生态为准，总统仍保有一定程度的超然性；在后一种发展中，总统则积极地介入内阁改组过程中，使其具有高度的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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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政治制度的发展没有终点，也不存在绝对的区隔性。以台湾地区的实际运作经验来说，结果便让其介于“总理—总统制”与“总统—国会制”之间，至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混合变化更是多不胜数。不管怎样，如何在解决问题的现实要求与配合环境的客观妥协中去求取一个平衡点，可说是所有人民与政府都应该共同去思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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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什么？ 企业与国家 管理人群的动力是否正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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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务实（或比较传统些）的角度来看，“国家”（或政府）向来被认为是政治生活的核心，同时也是政治研究的焦点。但正如原始部落已发展到现代国家，民主已经取代君主政体成为制度主流，“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句俗语似乎不太适合用在政治内涵的演变过程中。尽管我们并不想像某些学者那样，认为国家单位即将有被取代的可能性，但是，是不是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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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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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压力）团体、新政治、金融全球化、企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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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说与施压：利益团体的源起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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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前几个章节试图带领大家从现实的政治运作过程中发掘出若干值得进一步观察与讨论的争辩性话题，接下来两章则希望创造某种想象空间。我们固然承认，将目光集中在现实问题上是“比较有意义”的做法，但另一个事实是：政治发展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当下，一些现在被争执得面红耳赤的问题，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被人们忘得干干净净；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也就是我们不仅应立足于现在，同时必须放眼未来，想想人类的下一步该朝哪个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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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或许多数人都忽略了一个现象，亦即现状并非“可能发生某种变化”，而是“随时都在变化当中”。就算我们想静止不动，但地球始终不停地在进行自转，时间也一分一秒地在不断流逝；就在大家眨眼的那一瞬间，这个世界上不知道发生了多少事，而这些事情又不晓得为未来历史的发展埋下了多少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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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见得要把上述问题看得很严重，但它的确是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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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民主政治”正是如此。从19世纪初的有限政府概念（做事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以及有限投票权理论（只有“足够理性”的人，亦即贵族与富人等“有钱有闲”阶级可以投票，开放投票权后，又发明了复数投票制度，也就是上述阶级可以投一票以上），到20世纪后的万能政府潮流（政府应尽可能通过社会福利设计来解决人民的“所有”问题）以及普遍投票权理论（只要到达法定年龄就有投票权），虽然民主的立论基础（人生而自由平等）一直都没变过，实践途径却有着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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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存在着不同的实践理论，这些途径平心而论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现在不认为缠小脚是个好习惯，但实在很难指责它过去是个“错误的”习惯，因为在人类习惯背后总有一定的环境因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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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基于对过去长期专制王权体制的反弹，早期民主运动人士自然会形成对政府的不信赖感，在此同时，尽管他们强调并同意应该给予人民充分的参政自由，但面对教育不普及以致人民知识水平普遍低落的现实，却也不得不承认，骤然让所有人都获得平等参政权非但不理性，而且还隐藏着“暴民政治”的危险，这也正是有限投票权理论的背景。无论如何，一方面随着国际竞争激烈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依赖性不断升高，并使后者的职权范围持续扩张，另一方面某些国家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也让普遍投票权制度成为一种可以被接受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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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如果大家稍微留心一点的话，应该可以发现一个矛盾，亦即：当人民由于普遍取得投票权而增加了对政府的集体制衡能力时，万能政府所意涵的依赖性却暗示此种制衡力量不可能太强。而且，随着政府这只“巨兽”通过长期的行政革新而强化其力量，不要说“民主”可能成为泡影，整个政治运作更可能形异而质同地倒退回到过去的专制王权时期。当然，各位对此也不要太担心，因为上面的说法只是逻辑推演的结果；如果人类是肯乖乖就范的动物的话，那么民主概念自始就没有出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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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万能政府现象导致的人民议价地位的下降，20世纪50—60年代间蔚为风潮的“团体政治”发展可说是某种程度的反弹；不仅各种利益团体想尽办法要影响决策过程，甚至自1960年代末起，许多团体纷纷与另一些社会运动（例如女权运动、民权运动或环保运动等）取得联系，而它们共同推波助澜的结果，有时还被认为是可能有机会取代旧的政治运作模式的“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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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定义来看，“利益团体”指的是“任何企图以说服或宣传等方法，有规则地影响政府决策过程的团体或组织”。美国学者杜鲁门（David Truman）认为，一个团体如果企图通过政府单位来实现其主张，就可以被称为是利益团体。伍顿（Graham Woottom）则直接指出：“利益团体是种私人的非政党性组织，主要从事有关影响政府进行政策制定的活动。”相信大家可以清楚地发现，无论是哪种说法，利益团体的活动对象都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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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讲起来，“组织团体”在人类生活里是件蛮吊诡的事情。一方面，人类似乎很理性地经常选择去组织团体，这也是“群居”成为人类生活主要形态的原因，但相对地，人类又经常理性地不去组织团体，原因是“人皆自私”，因为一旦有人组织团体去争取某些利益的时候，就有人会搭便车，企图不劳而获；不想让别人免费享受辛苦争来的果实的心理，往往抑制了团体的发展。尽管如此，这绝不代表人类就不去组织团体了。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动机理论”指出，正因为人类是一种理性动物，因此尽管存在搭便车的问题，但只要细细盘算就会了解，参加团体可能得到的报酬还是比一盘散沙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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