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99990
1703299991
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尽管自由放任主义曾经在19世纪的国际贸易中是主流理论，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压力下，具有集中资源功能的政府已成为福利的主要供应者，并积极地参与经济活动，人民则因为在战时习惯了由政府来管控经济，于是也慢慢接受了政府的积极角色。不过，特别是在美国长期受到冷战时期财务结构扭曲所苦，甚至因此感受到经济发展的相对衰退后，1980年代执政的里根政府开始改弦易辙，试图重返自由主义，其目的是希望在卸下福利重担（亦即国家不再负责重新分配财富）后，让政府获得灵活的因应能力与喘息空间。
1703299992
1703299993
此外，为了刺激经济，美国政府开始推动系列性的减税方案，一方面，最高所得税率从70%跌落到28%，另一方面，许多大型企业甚至无须缴税，有些企业的免税额还有剩余。英国则发起了“国营企业跳楼大贱卖”活动，因为它们相信民营化是治疗经济沉疴的不二法门，同时认为拍卖国营企业所得将有助于解决赤字问题。
1703299994
1703299995
事实是，政府逐步缩手，市场（企业）便逐步接管；以英美自由化政策为基础的金融全球化浪潮随即横扫世界各地，以至政府几乎无法管理或限制这些跨国性活动。正因国际资金流动量愈来愈大，使企业得以顺利在海外进行募款，再加上通讯革命的成果使其可以轻易地跟分布全球的子公司联系，而自由化意识形态也促使各国大幅降低关税，这些都让大型企业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去进行所谓全球布局。其结果是贫富悬殊与南北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从而导致更多的社会冲突并埋下无数的社会问题。
1703299996
1703299997
自由化政策与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声称，向富人提供奖励措施，例如给予较低的租税优惠，表面上似乎对中下阶层是不公平的，但富人将因此而创业，最后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并刺激成长。这种讲法看起来有那么点儿道理，但贝克（Ulrich Beck）认为情况不可能这么乐观，因为大企业在不断增强决策影响力的背景下，同时也获得更大的资本自由移动能力，它们可以自行决定在何处投资生产，在哪个国家缴税；政府阻止这股潮流蔓延的办法则往往是，继续提供甜头给企业，以便暂时留下其厂房，但依旧无法确保它们不会搬到别的地方去。
1703299998
1703299999
更严重的是，当政府毫无底限地提供福利给大型企业（即便这些企业经常公然违抗政府的决定）的同时，政治游戏规则也开始悄悄地出现变化。在全球竞争压力加剧的情况下，企业更重视政界的用处，因为其竞争优势非但可通过降低成本取得，还可利用有效的政治游说来满足需求。时至今日，许多跨国企业的经济规模已经比某些国家还要强大，当企业与国家利益出现矛盾时，前者也通常是胜出的一方。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与国家间的权力失衡现象，不仅体现在国家内部决策过程中，在国际场合中更是如此。例如，在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中，许多法令以促进市场自由化的名义被制定出来，在限制国家自我保护能力的同时，使企业体成为主要获利者，致使发展中国家经常觉得自己只是组织内的二等公民。
1.7033e9
1703300001
在这种不正常循环下，腐败与分赃政治成为另一种全球化现象。
1703300002
1703300003
不管各国政府提出什么新口号来挽救形象，由于政府愈来愈无能（因为它们最后只集中关照极少数人的要求），而每日必然上演的政治口水战也使选民觉得政治开始与日常生活脱节，选民们开始抛弃投票箱，逐渐远离政党，消极一点的决定将自己埋到网络建构的虚拟世界里，积极点儿的则通过全球串联来表达并发泄其不满情绪，“我恨麦当劳”“反对微软进行垄断”或“拒买耐克”等网站即是这样的场合。有兴趣的人甚至可以根据相关网络讯息，买张机票去参加反全球化大游行。
1703300004
1703300005
不过，尽管我们看到政府正在渐渐地失去其权力与独立性，企业则似乎慢慢地大权在握，但赫兹还是预告“一个新的政治运动正在兴起当中”；这股力量的参与者包括诸如家庭主妇、中小学教师、学生与社会各个中下阶层，其中既有乡下人也有都市人，既有蓝领阶级也有小资产阶级，总之，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捍卫自己的生存权益。虽然由他们掀起的抗议运动并没有固定成员，也没有固定的基地，但这反而增加了机动性。当然，从权力政治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成功概率可能并不大，但却为未来埋下了无穷的希望。
1703300006
1703300007
不是吗？
1703300008
1703300009
1703300010
1703300011
1703300013
政治是什么？ 全球与区域 人类的政治疆界将如何变迁？
1703300014
1703300015
由于追求永恒的稳定性既是人类生存的终极目标，也经常是政治制度研究最关切的焦点，因此往往让人习惯性地产生一种错觉，亦即“现在就是永恒”。这句话的意思是，今天人们将民主政治视为理所当然，其实就像过去认为君权天经地义一样，心态上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国家”观念也是一样，就在我们认定并赋予其正当性之后，它还能撑多久其实也是个大问号。
1703300016
1703300017
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
1703300018
1703300019
全球化、区域主义、建构主义、虚拟国家
1703300020
1703300021
全球化vs.区域主义：新时代的挑战与响应
1703300022
1703300023
做任何研究都必须先划清楚观察范围，政治研究当然也是一样。到目前为止，本书讨论的内容大多以国家及代表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作为描述与批判的对象（不管前面被加了什么形容词，例如“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不过，就算我们承认，以国家作为政治研究焦点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反应了现实，但另一个同样无可否认的现实是，“现在正在改变中”。
1703300024
1703300025
换句话说，未来政治研究的焦点或许并不限于国家。
1703300026
1703300027
那么，新焦点将还有些什么呢？
1703300028
1703300029
当《韦氏字典》首先在1961年纳入“全球主义”这个新的词汇之后，虽然学界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认知到相关概念的研究价值，但诸如“国际化”或“全球化”等字眼，自20世纪60和70年代起便开始成为流行词汇。尽管如此，有关“全球化”的内涵还是引起相当大的争议。
1703300030
1703300031
大前研一主张的“超全球主义论”便认为，作为传统国际行为者的民族国家正将所拥有的权力逐渐转移给全球性的制度与公司，经济全球化导致的铁笼效应也让政府在社会福利与经济调控方面的功能大打折扣。赫斯特（Paul Hirst）与汤普森（Grahame Thompson）主张的“怀疑理论”则认为，现代工业技术的普及虽然拉近了国家间的距离，但政府效能并未因此而削弱，目前的国际经济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开放；吉登斯主张的“转型理论”认为，全球化是现阶段重塑世界秩序的主要动力，目前体系下的国际政经制度正被赋予一股遽变的力量，因此政府应“超越左右”以走出“第三条路”。
1703300032
1703300033
在此，我不拟就全球化概念的源起做更深入的讨论，而是希望将焦点放在它对当前国际环境可能带来的“结构性冲击”上；更确切地说，就是探讨它将如何影响以“国家”为主的全球体系现状。
1703300034
1703300035
梅卢西（Alberto Melucci）早在1960年代便以“超国家”组织的发展为例，来说明这些新机制如何掌握分配资源的渠道，并且削弱传统民族国家的控制与影响；时至今日，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已经明显侵蚀着政府的操控范围，而这种侵蚀力的超国家性，也使得国家尽管表面上还是平衡预算与制定政策的唯一正式来源，但它的趋于凋零或许并不完全是种幻想。
1703300036
1703300037
从当下的情势来观察，全球体系的现状无疑已在朝“质变”方向迈进，但政府角色的发展绝非仅仅是这个过程的“因变量”而已；换句话说，拥有悠久历史基础的国家架构绝不会坐以待毙。区域主义的兴起或区域化现象的产生，也是值得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就在全球化现象逐渐在1980年代引起大家注意的同时，有关各种区域主义与区域建制的讨论也跟着甚嚣尘上，其中最引人关注者可说是欧盟的转型与不断扩张，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建制的发展也吸引了许多目光。
1703300038
1703300039
有人将这些发展总括为所谓“新区域主义”。正如桑德鲍姆（Fredrik Soderbaum）所言，它的特征在于多面性（同时从事不同面向的整合）、复杂性（无论是动力或阻碍都具有各式各样的背景）、流动性（对成员的加入采取开放性政策）与非一致性（每个地区的合作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既然有“新”区域主义，逻辑上存在着“旧”区域主义。至于新旧间的差别，或许可分成两个阶段来观察：首先是起于1940年代，因为世界大战引爆民族主义浪潮所衍生出来的“第一波区域主义”，它一直持续到1960代末与1970年代初期之间；自1980年代中期迄今则出现了“第二波区域主义”，也就是所谓新区域主义。当然，新旧区域主义间的差异绝不只在于时间发生的先后次序而已，更重要的是区域化途径以及它们的影响范围有明显的不同。
[
上一页 ]
[ :1.7032999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