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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乔纳森·沃尔夫，《政治哲学绪论》，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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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L.A.Hart，The Concept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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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Johnsimmons，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p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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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同上书，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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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ohn Rawls，“Legal Obligation and The Duty of Fair Play”，in Collected Papers，edited by Samuel Freema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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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immons，1979，p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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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同上书，pp.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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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 John Simmons，“Political Obligation and Authority”，in The Blackwell Guide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edited by Robert L.Simon（Malden，Mass：Blackwell，2002），pp.27-28.在更早发表的《公民义务和征兵制的证成》一文中，西蒙斯认为只可能存在三种类型的道德要求：类型1，由某些自愿的践行（performance）或者克制行为（forbearance）产生的道德要求，比如通过自愿地加入某些特定的交换或者关系之中，其效用就好像是做了一个承诺；类型2，对所有人都构成约束的道德要求，它与人们的特定践行无关。比如说自然责任；类型3，基于某些特定的但不必然是自愿的关系所产生的道德要求，比如父母与孩子，或者施惠者与受惠者之间的关系。（参见Simmons，2001，p.44-45）显然这个分类与《政治义务与权威》中的分类存在着对应关系：类型1的道德要求既是“特殊的并且自愿的”，所有互动式的（transactional）政治义务理论如认可理论、公平游戏解释归属此类；类型2的道德要求是“普遍的但非自愿的”，主要包括政治义务的自然责任解释；而类型3的道德要求则是“特殊的但非自愿的”，所有团体性的政治义务理论如成员资格解释、角色解释属于这一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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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homas McPherson，Political Obligation（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7），p.63.麦克佛森认为，那些强调政治义务重要性的学者往往更倾向于是个体主义者而不是集体主义者，更倾向于把社会视为是人为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更倾向于责任伦理而不是爱的伦理。在本书的第67页，麦克佛森再次指出：“政治义务仅仅对于一些特定的理论家才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一般说来，如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还有那些相信社会是人为产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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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乔纳森·沃尔夫，《政治哲学绪论》，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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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T.H.Green，Lectures 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Political Obligations（Batoche Books，1999），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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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Peter Singer，Democracy and Disobed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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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avid Raphael，Problem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Atlantic Highlands：Humanities Press，1990），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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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George Klosko，Principle of Fairnes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2），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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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Robert Paul Wolff，In Defense of Anarchism（Harper ＆ Row，Publi shers，1970），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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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Simmons，2001，p.1.另，在《政治义务与权威》中，西蒙斯这样定义政治义务：“政治义务……是遵守法律和支持我们自己的国家或政府的政治制度的一般道德要求。”参见A John Simmons，“Political Obligation and Authority”，in The Blackwell Guide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edited by Robert L.Simon（Malden，Mass：Blackwell，2002），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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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Simmons，1979，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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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Harry Beran在讨论政治义务的真实认可理论时，认为共有三种版本：成员资格版本、民主版本和互惠义务版本。其中所谓的互惠义务版本就是本书所说的公平游戏解释，我认为Beran把公平游戏解释直接归入认可理论的做法是不妥的，我在后文将指出，公平游戏解释若想证成普遍的政治义务，就必须引入认可理论，但是作为论证义务的一种理论，公平游戏解释所依据的基本道德原则与认可理论是不同的，因此Beran的分类有欠妥当，参见Harry Beran，The Consent Theory of Political Obligation，pp.69-84。我们将在第4、5章详细讨论公平游戏解释和认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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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这几种译法各有千秋，“共同体”与“社会”以及“社区”与“社会”的译法在形式上与英译更加对仗，表述上也更接近于专名而非描述语，同时也是目前国内社会学界更为普遍接受的译法，但是“自然社会”与“人为社会”特别是“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优点则在于，它们一语中的地点出了“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之间的主要差异，使读者仅从字面意思就能大致捕捉到这一区分的精髓所在，不像“共同体”与“社会”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定义和说明。不过综合考虑之下，本书决定还是采用“共同体”与“社会”这个译法，不仅是因为它们在行文上更为简洁，而且因为把community译为“共同体”更能与汉语政治哲学界的通译保持一致。另外一个极易与community和society混淆的概念是association，哲学家在使用这个概念时似乎更加随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用法，如前所述根据西蒙斯的分类，基于感恩原则、成员身份去论证政治义务的方式被统称为associative obligation，而从认可原则和公平游戏原则出发论证政治义务的方式则被称为transactional obligation，由此看来，西蒙斯倾向于把association等同于腾尼斯的Gemeinschaft（共同体）而不是Gesellschaft（社会）。但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却明确指出association是“自愿组成的”领域，他的用法更接近于Gesellschaft而不是Gemeinschaft。有鉴于此，我们把association统译为“联合体”，至于这个联合体到底是自愿形成的还是非自愿形成的，则视不同哲学家的论述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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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Ferdinand T①nies，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harles P.Loomis（Newyork：Harper＆Row，1957），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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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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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Richard Dagger，“Membership Fair-play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in Political Studies，2000，v48.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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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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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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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Richard Dagger，“Political Studies”，2000，pp.106-107。尽管政治义务的成员资格解释或曰联合体解释有如上三个表面上的优点，但反对者却认为这三点都是大可质疑的，比如理查德·戴格尔（Richard Dagger）就分别从家国比喻、身份认同与义务以及群体特性与义务等角度逐一反驳“成员资格”解释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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