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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Habermas，Truth and Justification，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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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Habermas，Truth and Justification，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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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这个观点散见于罗蒂关于真理的各种文章和言论中。参见Richard Rorty，Truthh and Progre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以及“Universality and Truth”，in Rorty and His Critics，edited byRobert B.Brandom（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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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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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Habermas，“Richard Rorty’s Pragmatic Turn”，in Rorty and His Critics，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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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Habermas，“Richard Rorty’s Pragmatic Turn”，in Rorty and His Critics，pp.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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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Richard Rorty，Universality and Truth，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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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Habermas，“Richard Rorty’s Pragmatic Turn”，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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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Habermas，“Richard Rorty’s Pragmatic Turn”，in Rorty and His Critics，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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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真理的去除疑虑论”是Apel对哈贝马斯这一理论转向的命名，参见VGL.Ape1，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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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Habermas，Truth and Justi fication，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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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虽然哈贝马斯更常使用的是现象学传统的“生活世界”，但我认为后期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和《论确定性》中关于“生活形式”以及“确定性”的讨论对他影响似乎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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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汉娜·阿伦特，《真理与政治》，田立年译，《学术思想评论》第六辑，贺照田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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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Wittgenstein On Certainty，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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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Wittgenstein，On Certainty，612.在611节，维特根斯坦这样说：“当两个无法相互协调的原则真正相遇时，每个人都会把对方叫做蠢人和异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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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 第8章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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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本书所有的讨论都被严格限定在现代政治的论域内。倘非现代，则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可以诉诸父权制、神权中心、神圣的权利、某些优异人群的自然优越性、政治生活的自然性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差异性和丰富性在现代性的席卷一切的冲击下，迅速被吞没和缩减为单一的正当性标准：被统治者的认可、信念或共识，这一现象正应了约翰·格雷那句著名的时代诊断：“现代性并不始于对差异的承认，而是始于对一致性的要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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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问题的关键着落在“现代”二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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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modernus）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5世纪，目的是为了把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现在和仍然属于“异教”罗马的过去区别开来。哈贝马斯认为，打那以后，现代一词在内涵上就有意识地强调古今之间的断裂上。所谓古今之争，泛而言之，它体现在“现代精神要求贬低直接相关的前历史并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便自己为自己提供规范性的基础”；具体地说，它要求现代性“根据硕果仅存的唯一权威——理性——去质疑和评估所有的传统与权威”。(2)这种理性并非价值理性而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其要点在于它只提供最佳的手段、不追问目的的意义。众所周知，在前现代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目的论宇宙观中，价值和意义是客观地坐落于世界秩序之中，人们要做的只是发现它。但是启蒙之后，自然与约定的分离愈深，人们不再信奉整体主义和目的论的观念，价值和意义于是被驱逐出客观世界，成为人类主观意志和激情选择与创造的产物。这一变化反映在政治领域里，就突出表现为人是天生自由和平等的，没有人拥有与生俱来或者自然命定的权威去统治别人。既然如此，政治权力的来源就不可能源于自上而下的客观外在根据，而只可能是自下而上由被统治者的意志所赋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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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现代性的背景下，被统治者的认可成为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但是正当性这个概念仍然面临着两个方向的混淆：一是日益等同于证成性，二是渐趋模糊于合法性。类似的混乱不仅发生在街头巷陌寻常百姓的政治闲谈中，也发生在专业学者的哲学著述中，结果正当性就像是可以任意涂抹在所有蛋糕上的奶油，对政治权力所做的任何道德辩护都被冠上“正当性”，最终导致正当性丧失了它独有的理论解释力和规范有效性。本书的工作就是力图扭转这一混乱的局面，重新界定正当性与其亲缘概念如证成性、合法性、政治义务和政治责任等核心词汇之间的关系，希望通过对概念关系的梳理标定正当性在当代政治哲学概念地图上的位置，最终廓清被语言迷雾所遮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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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梳理各种概念混淆的时候，本书用力最多的就是正当性与证成性之间的差异。为了再次彰显这一区分的重要意义，我们不妨设想这样一个例子：张三有一辆私家车，定期会开到某洗车厂——该洗车厂因其优异的服务质量得到了张三的认可——进行清洁。一天张三正驱车前往该洗车厂，结果路遇红灯停在了某十字路口前，此时一名小孩儿提着水桶上前，二话不说开始给张三擦车。小孩的擦车技术很好，态度也算友善，但是当他伸手问张三要擦车费时，张三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当然结果也可能是这样：因为小孩的优质服务让张三异常满意，又因为张三因为公务在身、驱车前往洗车场会浪费许多时间，并且这个小孩耍赖撒泼，张三不愿与之纠缠，诸种原因作用之下，张三最终付了擦车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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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没有区分正当性与证成性，那么即便面对这样一个最为日常的例子，也会面临解释上的混乱和困难，而一旦我们在概念层面上严格区分正当性和证成性，则可能会给出一个脉络清晰且言之有理的图景：由于正当性是一种“回溯性”的概念，它关注的是权力的来源和谱系，也就是从“发生的进路”去评价权力；而作为“前瞻性”概念的证成性，关注的是权力的效用和达成的目的，也即从“目的的进路”去评价权力。这种概念层面上的区分在洛克式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传统中，呈现出具体的观念层面上的区分：正当性关注的是“国家与个体主体之间的特殊关系”，而证成性关注的是“国家与作为整体的主体的一般关系”。一旦成功地建立起正当性/证成性的概念框架，我们就可以由此出发去评价小孩的擦车行为：首先，小孩的擦车行为是没有正当性的，因为他没有得到张三的认可，这种不请自来的所谓服务严重侵犯了张三的个体自主性；其次，鉴于小孩提供的擦车服务非常之优良，并且也是张三所希望得到的服务，所以小孩的擦车行为是有合理性也即证成性的，不过这种所谓的合理性和证成性并不能反推出小孩的行为具有正当性——这是道德上评价权力的两种不同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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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认为，当我们把解释对象延伸到政治权力和国家行为时，上述区分仍然是成立的。这个区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评价政治权力及其行为，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刻体认“被统治者的认可”在现代政治正当性中所占据的根源性位置——因为任何与个体意志表达无关的论证都只是在证成性的层面工作，而不是在正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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