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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和1960年代，大多数西方社会科学家认为暹罗是一个“官僚制政体”，即完全由一种大体上自我赓续的（self-perpetuating）、现代化的官僚组织支配的政治系统。[315]在这个官僚阶层下面，只有一个卑贱的华人商业阶层和一个未分化的农民阶层，两者都只有低度的政治意识，差不多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官僚和农民的关系被认为通常是和谐的、非剥削性的，[316]只涉及税收、劳务、顺从与安全、昌盛和宗教认同之间的传统交换。多亏了十九世纪伟大的却克里（Chakkri）王朝君主们的机智和远见，暹罗在东南亚国家中独领风骚，没有屈服于欧洲或美洲的帝国主义，从而逃脱了强索高额地租、外居地主所有制、长期性的农民债务和乡村无产阶级化的种种祸害，它们在殖民化区域里是很典型的。暹罗经济（1960年代前决不是高度发达的）根本上掌握在华人移民手里，他们由于其外来的、边缘的地位，从来不能发挥一种活跃的、独立的政治作用。[317]这幅祥和、刚强、独立的暹罗的图像，在有些紧要方面是虚妄不实的。西方资本、西方“顾问”和西方文化传教士，对1850年代之后的暹罗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318]另一方面，如果与越战期间美国和日本的渗透所导致的各种变化相比，1960年代之前的岁月真算得上“黄金般的”。迟至1960年，曼谷仍然能够被说成是“东方威尼斯”，是一个静谧的老派皇家港口城市，运河、庙宇、宫殿星罗棋布。十五年后，许多运河被填平了，筑成了道路，许多寺庙成了断瓦残垣。首都的整个重心已然东移，离开了昭披耶河畔的皇家庭院和华人聚居区，来到一个崭新的都市区域，那里外表上和政治上都是巍峨的办公大楼、银行、宾馆和购物广场当家作主。这座城市以癌扩散的速度膨胀开去，吞没了周边的农村，把稻田变成了投机性的房产开发、瞬息万变的郊区和庞大的新贫民窟。[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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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变在较小规模上也发生在某些府会城市，它是由外在于暹罗社会的种种力量引发的。根据三个彼此关联的因素来说明这些力量，或许不无助益。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无疑是1945年后，美国不客气地将欧洲殖民列强从它们战前在东南亚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统治权上赶走了。[320]第二是华盛顿决定使暹罗成为它的全区域范围内扩张行为的枢轴。曼谷不但成了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的总部，也是美国在毗邻的老挝、柬埔寨、缅甸和越南或公开或秘密的林林总总行动的指挥部。[321]第三个因素——它的重要性别具一格——是技术革命，它使得大众旅游业成为二战后远东地区的一项重要产业。（此前在该地区，旅游是上层阶级的奢侈品。）就这种产业而言，曼谷是天然的节点：它不仅是该区域的地理中心，而且在美军和本地独裁政权的保护下绝对安全，尤其是它还提供了现代享受（国际大饭店、舒适的带空调的交通、最新潮的电影）与有异国情调的古迹的不可抗拒的组合体。[322]在东南亚别的地方，殖民列国通常已经在沿海地区建起了文化平庸、以商业为导向的首府城市，它们远离了古老的本土帝都。（因此旅行者不得不进行旷日持久的远游，从雅加达到梭罗，从仰光到曼德勒—阿瓦，从西贡到顺化，从金边到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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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美国对暹罗的渗透是二战后的一个普遍特征，1959年后渗透的程度和步伐仍然有明显区别，那时沙立的绝对主义独裁政权建立起来了。他的前任銮披汶元帅，是圣西尔军校与战前欧洲统治下的世界的相对雅致的产物。反之，沙立则是个乡巴佬，是皇家军事学院的产品，是战后美国全球霸权时代上台的人。正是他于1950年首次访问华盛顿之后，亲自主管泰国军队的美国化（在组织、理念、训练、武器等方面）。[323]他在掌权前同五角大楼保持了近十年的密切关系，这意味着1959年后，他感到将暹罗和美国空前亲密地联系在一起轻松又自然。[324]在其他方面，从华盛顿的观点看来，他也是个理想的独裁者。他愿意也热衷于使“发展”成为他合法性诉求的一部分，在制订和贯彻发展计划时接受美国培养的技术官僚的建议。[325]作为无可争议的“铁腕人物”，他比前任有大得多的权力敏捷果断地采取行动。[326]最重要的是，沙立尽其所能地为暹罗吸引外国（尤其是美国）资本，相信外资是巩固他本人及其继承人的统治的必要工具。因此罢工被禁止，工会被强制性解散。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不仅获准大体仍为外资所有，而且可以在暹罗买地，大幅免税，甚至获许自由地将技术人员带入这个国家，而罔顾现存的移民法律。[327]泰铢被按照最正统的经济学原理来管理，直到1960年代后期都是稳定性的一块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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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五年后沙立死于肝硬化。但是他的继承人，他侬和巴博，继续遵循他的政策的基本方略。他们统治的开端与约翰逊对越战的升级大致同时，他们伶俐地逮住了由此提供的机会。华盛顿受到鼓动，把暹罗当成一艘静止的巨型航空母舰：在1968年这个高峰年，泰国境内大约有50,000名美国军人，美国人还被许可建造和运作至少八个较大的军事基地，另有数十座较小的军事设施。[328]泰国统治者在军事援助方面受到充足回报，不但如此，庞大的美国军事存在带来了快速的经济扩张，首要的是建筑与服务部门。[329]与战争相连的经济大繁荣发展起来，它建立在早先沙立时代的“战前”繁荣基础上，但远远超过了后者。正是他侬—巴博政权眼看着宾馆、饭店、电影院、超市、夜总会和按摩院扩散开去，那是白人商人、士兵和游客的汹涌而至催生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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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繁荣本身基本上是美国（和日本）的投资与花销推动的，那么泰国人分享其收益的方式则受到政府政策的重大影响。其中最具决定性的政策之一是沙立当年的一项法令：取消容许的土地拥有的既定限额——50莱（rai）（相当于20英亩）。[330]这一法令为大规模土地投机奠定了法律基础，只要繁荣本身还在延续，这种投机就持续增加。而且投机浪潮不限于曼谷。当美国人修筑和铺平了通往老挝和柬埔寨边境的多条长距离战略公路（特别是“友谊”公路）时，[331]大城市和小地方的投机客们接踵而至，非常廉价地从勉强糊口的农民手里全部买下路旁的土地——那些农民哪里晓得土地是一种可以投机的商品。[332]土地投机是这样一种经济活动，其中法律技能、“内部消息”、“门路”及获得银行低息贷款的渠道等尤为重要。因此不用诧异，房地产兴旺的主要获益者不仅是传统的泰国华人商业阶层，还有中、高级官僚（军官和文官）与政治人脉好的地方显贵。炒得最严重的地皮往往是最接近曼谷的地方，那是资金赖以哗哗流进的漏斗。中部泰国的情形很能说明问题：在披汶时代（学者们一致认为）土地租佃不是个大问题，但到1960年代后期，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报告显示，不到30%的农田依旧是自有自耕的。[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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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述诸因素产物的泰国经济的普遍“搞活”（dynamization），有助于造就或扩大至少四个社会圈层（social formations），它们对我们此处的目的很重要——也就是说，它们的生存主要依赖于繁荣的延续不辍。在商品化过程飞速展开的那些农村地区，位居要津的显贵、稻米加工厂厂主、商人、村首等等，一夜暴富，其中大量新财富被重新投入土地。随着农村地主所有制的发展，这就有了年轻人和失去产业者的与此相辅相成的外出，他们流向兴旺的城镇中心。[334]在城镇，尤其是在曼谷，移民流产生了政治上反复无常的两种社会群体：一是大批的失业或半失业的年轻漂流者，他们无论是留在城里还是回到村里老家，都是前途渺茫；二是这样一些数量可观的人，他们能够在迅猛增长的服务型职业中找到一席之地，借此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支小资产阶级大军包括理发师、皮条客、指甲美化师、干洗工、私人汽车司机、裁缝、女按摩师、导游、机动车修理工、酒吧招待、接待员、出纳员和小店主。这个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很大程度上服务于第四个群体，并依赖于它的富足。那部分人多是城里土生土长的，总体上是个新兴的中等资产阶级，在某些方面同样密切地勾连着外国资本和泰国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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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和7.2可以帮助说明泰国阶级结构中的这些变化的性质，并粗略显示中、小资产阶级的绝对规模以及它们占总人口的相对比重。B类的超常增长，A、F和I类（主要是中/上和小资产阶级职业）的大幅增长，清楚揭示了十年间繁荣的社会学影响的性质。[335]取自197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其中上述几个大类被分解成诸多细目，使我们得以粗粗估算出（见表7.2），到1970年的时候，中、上资产阶级构成了劳动人口的大约3.5%（或可分成3.0%和0.5%），小资产阶级约占7.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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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下面这一点总是有用的：社会群类（social groupings）一旦通过家族加强了它们自身，就变成了社会阶级——这里家族是一种关键制度，在一代人内把权力、财富和地位联成一体，又将它们传给下一代。在沙立—他侬—巴博时代的暹罗，阶级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各层次教育的大规模扩张，这部分是出于美国顾问和泰国技术官僚的“现代化”要求，但也是官僚机构对有向上爬的抱负的新生社会群体（和其中的家族）的需要的反应。1961年，全部五所大学有15,000名学生注册；到1972年，十七所大学里有100,000名学生注册。[337]从1964年到1969年，公立中学入学人数从159,136增加到216,621；私立中学人数则从151,728增加到228,495；公立职业学校人数从44,642增加到81,665。[338]“传统上”（就我们此处的目的而言，是指从1880年到二战），教育分化严重。极少数上层阶级接受了有绅士派头的西式教育，而绝大部分人口要么不上学或上公立小学，要么在佛教寺庙里受点儿教导。[339]不管哪个层次的教育都不曾产生对国家有重要意义的社会流动；相反，每一层次都帮着将它的受教育分子维系在他们现存的社会、经济地位上。西式高级教育润饰那些早已是生而治人的人。国家初等教育初级得似乎引不起什么改变命运的后果：它的存在更其是泰国政府的一个姿态，政府关心的是向外部世界展露一副现代的面孔，而不是响应农民的需求。佛教教育基本上是伦理和宇宙论导向的，没有准备提供与职业有关的技能（虽然对一小撮平民来说，在僧伽分层考试体系中的成功会带来平步青云的社会流动）。[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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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960年代教育扩张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主要发生在中、高等教育上。[341]有史以来第一次，许许多多泰国人开始渴望让子女接受职业导向的教育，而且也存在这样一些机会；过去的历史表明，这种教育是社会地位提升的象征或途径——尤其是稳固的国家官僚机构上层的进入许可。[342]正是以这种眼光，我们务必理解在沙立及其继承人治下大学激增的政治意涵：它是一种符号确认，确认这繁荣昌盛不是运气而是进步，它的赐福必将传给家族内的下一代。人们有可能这样去想象：在同一个屋檐下，父亲是个成功的干洗工，儿子则是含苞待放的内阁部长。[343]因此大学繁荣起的作用是，在社会学意义上巩固经济繁荣，又从文化上肯定它。[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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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管泰国大学在数量、规模和入学人数上怎样飞速扩大，许多有志家庭还是不能让他们的孩子进去读书。于是，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快速扩张的技术学院、职业学院、商学院和其他学院就成了次优选择。在这一切分层骚动的背景下，我想我们必须理解“大学生”（student）一词本身在语义上的重大变化。早先那个年代，“大学生”几乎是“国家精英成员”的同义语，是远在他的国人这芸芸众生之上的差不多最高层的人物。然而到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社会流动已经造成如此景况：“大学生”或许仍有高层的内涵，但也可能表示类似这种意思：“邻家那个上了法政大学的小子；我的孩子却没上成。”以一种上代人会觉得不妥的方式嫉妒和憎恶大学生变得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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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对那些成功让子女跻身大学的父母而言，“大学生”概念也有了暧昧难言的回味。流动性中的悖论在于，向上运动也是离心运动。没上过多少学的父亲们，根本上是工具性地看待大学教育的，他们发现自己常常被大学生子女举止、目标和品行上的始料未及的变化吓坏了，因为在大学和师范学院里，这些方面日渐受到从美国和中国渗透进来的反传统观念的影响。[345]人们一定想象得到，那些中、小资产阶级的父母们，当他们的儿子蓄着“乱糟糟的”长发，言语无礼，道德上吊儿郎当，观念上非圣无法，纷纷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忧心和愤怒：这种人究竟怎么能够官场得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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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71年或1972年，黄金盛世正在消退之感开始弥漫开来。美国人正从印度支那撤军，长期以来暹罗边境上共产主义联合的幽灵，开始呈现为一种危险的现实。官僚机构，曾是众多社会希望的终极目标所系，也膨胀到了饱和点；大学文凭渐渐地不复保障它们一度被假定会保障的东西——稳定的、地位高的工作。[346]在长时间的物价平稳之后，两位数的通胀率给泰国经济猛然一击。[347]当大繁荣看起来行将落幕时，某种不安和不满在它的受益者中间发展起来。只要独裁政权还在经济、治安防卫和教育部门中“开工生产”，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一直是可以容忍的，但是随着问题日积月累，它就变得远非那么可忍了。再说，无论他侬还是巴博都没有沙立那种令人畏惧的个人势力。[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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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滚雪球似的群众大示威就有了格外重要的意义，那些示威把他侬和巴博拖下了台，当时是1973年10月，世界石油危机爆发的那个月。[349]毫无疑问，新兴资产阶级各阶层决定性地贡献出大批人群，站出来支持学生与知识分子的要求：要有一部宪法，要尊重公民自由。甚至可以证明，是这些阶层确保了示威的成功——假如示威群众是由贫民窟居民而非通常穿着考究的城里人组成的，独裁者原本可能赢得对镇压的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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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各阶层的参政应更多看作是他们最近历史的产物，而不是他们未来政治角色的预演。其实明摆着的，他们完全缺乏政治经验，因而对结束独裁的后果会是什么，茫然无真知灼见。这个政权同时因两种缘由受到指责，一是未能更充分地迫使美国对暹罗尽责，二是对华盛顿奴颜媚骨。（正面则是一种急火攻心、茫然不解的反美民族主义，它表达在像这种情绪的组合中：“你们为什么在印支让我们失望？”“瞧你们是怎么败坏我们的姑娘们的！”）巴博的公然腐败，他侬的儿子纳隆（Narong）与巴博的女儿之间的王朝婚姻，以及他借助裙带关系的闪电掌权，全都冒犯了资产阶级的情感。国王和某些高级将领出于各自的原因支持示威者，即便只是间接支持，这也很重要。最后，我们必得记住，大学生的要求本质上是合法的（合宪的）和象征性的。谁也没有料想这些要求会生发出什么危险的或人所不欲的东西。的的确确，大学生们在示威的最后日子里捣毁了不少警察局，可是难道他们没有以十分负责的态度，保持交通的畅通无阻，之后又清扫街上的脏东西吗？随着腐朽无能的独裁者的垮台，繁荣、和平、进步将在国王及其开明亲随的仁慈管理下恢复，那些亲随包括资深的法官、可敬的教授和干练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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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期望无一近乎实现。差不多在1973年10月示威的同时，世界石油危机爆发了。到1974年初，暹罗开始感受到危机引发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混乱。1975年春，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土崩瓦解了，快得令人目瞪口呆。而今暹罗不再是美国的东南亚帝国的安全枢纽，反而临近它脆弱的外围。似乎可以设想，从今往后新加坡将扮演曼谷的角色，泰国首都自身则扮演万象的角色。暹罗发现它的经济严重衰退了，这是它边界以外那些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350]1973年10月后的自由主义政府公开承诺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尤其是农民和工人组织工会、示威与罢工的权利，这似乎是雪上加霜。讪耶·探马塞（Sanya Thammasak）政府（1973年10月—1975年2月）采取了现实的（即便是怯懦的）措施，直接答应工人们的要求。[351]没错，在一定程度上，那些立足未稳的新企业特别易于遭受利润降低和工资要求提高之间的挤压之苦。[352]在独裁制下，中产阶级发达了，工人却不得不接受可怜的收入；如今工人们时来运转了。然而资产阶级各阶层作为一个整体越来越出离愤怒，这有着更复杂的根源。首先，工会的发展本身预示了一种危险，即暗中破坏此前总体上盛行的恩主—附庸的“家族”式雇主—雇员关系。[353]（有社会地位野心的资产阶级分子，从对其部属扮演准封建的角色中获得了精神收益，低估这种收益或许是个错误。）第二，许多罢工发生在像交通运输这类部门，在这里，对资产阶级群体来说，要将个人的麻烦解释为对公众利益的冒犯尤为轻巧。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泰国新闻业的权要部门，它们处在庞大的商业利益集团的掌握之中，频频弹起这样的调子：这种罢工是反国家的，因为它们吓跑了“国民经济”如此仰其鼻息的外国投资者。因此要将整个经济的颓败诿过于工人的不负责任，简直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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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另一个平静的领域里，独裁政府种下的恶果到自由主义时期显现出来：中学、职校乃至大学的毕业生中间，失业率节节攀升。[354]实际上，教育繁荣及其提高地位和安全感的指望，都跌入低谷。在这种状况下，大学生的形象——待在家里的失业（找不到工作的？）游民，或是店里厂里不安分的捣乱煽动者——成了新资产阶级各阶层中间理不清的全部怨愤和挫折感的首要焦点，这并不让人大惊小怪。[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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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设想那时一个惴惴不安、突然生成的资产阶级——潮涌而来的第一代轿车拥有者和驾驶者部分造成了曼谷严重的交通问题[356]，他们直面着拮据的经济景况，将至未至的更糟的困境威胁着他们；他们不仅担忧长期繁荣的终结，而且种种恐惧感萦绕心头：害怕这繁荣是一条单程的历史抛物线的一部分，害怕沙立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害怕他们发于巷陌微尘，又将终于巷陌微尘。再者，我们必须知道，这个资产阶级特别容易表现出对窘迫境遇的偏执狂反应，他们没多少政治经验，对政府只有些简单观念，但是恰恰因此有一种强烈意识：“乱局不该怪他们。”（依托当时环境，我们能够想象迁怒于腐败、大学生、共产党人、外国人或华人的这种偏执狂。）结果，在1975—1976年，出于后面将要论及的原因，激进化的大学生——资产阶级的成功者，但似乎唾弃那种成功——渐渐成了这一受惊的怒火指向的主要目标。为什么真诚支持1973年10月的群众大示威的同样一些人，有许多在三年后欢迎独裁政府卷土重来呢？我想这就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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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不是10月6日暴行的直接行凶者。为此我们仍需努力辨认出凶犯，并将他们置入迄今为止所勾勒的广阔的社会学架构中。毫无疑问，最臭名昭著的施暴人是“红牛”（Krathing Daeng，即红卫队），不光在1976年10月6日，还在先前两年间，他们都是施暴人。记者和学者们（我想有点误解地）赋予这些流氓一种准社会学的可敬身份，把他们简单认作是职业学校学生。这论点认为：既然1973年10月警察镇压之际是职业学校学生而非大学生首当其冲，那么将红卫队攻击大学生解释为表达了一种率真的憎恨，长期遭受苦难的地位卑下的职校学生对养尊处优、傲慢胆怯的“学院小子”的憎恨，也就似乎有理了。[357]红卫队—职校学生间的等同，也许在许多人心目中被一系列惨烈（但多数无关政治）的冲突加强了，1974年末和1975年，那些冲突发生在相互竞争的各职业学校的青少年之间。[358]既然这些男孩彼此枪弹相向，而枪和炸弹也是红卫队喜爱的武器，那就容易跳到这个结论：后者在政治上代表了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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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段话摘自保守的《曼谷邮报》某篇文章，提示了一幅更为复杂的红卫队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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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有意思的人是杜伊（Doui），他被任命为［红卫队］一支机动分队的头目，那支部队能够快速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杜伊学嬉皮士的样儿留着一头长发，脸上长个大伤疤，他说他手下有50人。这些人大多是雇佣兵，他说，他们住在黎府，作为该地区道路修筑的安保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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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前是当兵的，但是后来我做了雇佣兵。我喜欢军服，可我不喜欢军队里有太多纪律和规定。我喜欢我行我素的自由，蓄长发，想穿什么穿什么。[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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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的消息灵通人士证实说，红卫队的许多核心干部都是过去的雇佣兵和因违反军纪从军队除名的人，他们的部属主要由失业的职校毕业生、中学辍学者、街头无业少年、贫民区恶棍等等组成。[360]红卫队受雇于ISOC（国内安全行动指挥部）内各派系以及专门从事警务和情报工作的其他机构，[361]它征募新人，主要不是基于意识形态承诺，而是靠高工资的许诺、丰富的免费烈酒和逛妓院的优惠，还有名扬四海的诱惑。引人注目的是，这些酬劳如何折射了成功的大学生进入政府部门时预期的特权（金钱、声望、出入夜总会和按摩院可以报账）——至少处在一心往上爬的小资产阶级环境下会如此预期，正是从那种环境里冒出了红卫队。[362]易言之，这些流氓扮演的政治角色有一种社会学基础。新兴的、脆弱的小资产阶级的孩子们，困在一个广泛失业的时代，[363]得不到政府部门的工作，又瞧不起工厂里的工作，他们是反（不成功的）大学生和反工人的宣传的易感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