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06293 去欧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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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295 黎刹雅人深致，凭借他的耶稣会教育，通晓拉丁语和古代世界。他懂西班牙语、英语、法语和德语，也粗识意大利语和希伯来语。[557]他还博览欧洲文学。因此不必奇怪，读者会发现《不许犯我》中到处是没有译出的经典名句（经常用于精妙讽刺的目的），也到处提到和引用大名鼎鼎的欧洲大师们。格雷罗处理这些被提及的人与言的办法，就是尽一切可能，消除它们或使之归化。有时候这种效果怪里怪气的。比如，在两个多明我会修士的阴谋商议中，黎刹让年长的教士说道：“Temo que no estemos empezando á bajar:Quos vult perdere Jupiter dementat prius.”（第47页）意即：“我怕我们已经在走下坡路啦。朱庇特想让谁灭亡，就先让他疯狂。”黎刹没有翻译拉丁语，因为他设想读者能够理解他的警句。他让两位修士，在滑稽的卖弄学问中，提到罗马人的主神，虽然教会的神父们老早就已经把欧里庇得斯的神秘的希腊邪神（daimon），转变成了基督教的上帝（Deus）；这样黎刹也是在取笑多明我会修士。格雷罗去掉了拉丁语和带刺的话，把这句话译作：“上帝要谁灭亡，必先使其疯狂。”（第50页）结果是黎刹的雅致笑声被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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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297 在另一段引人注目的话里，黎刹写到达马索神甫的阴险样子“os acordareis de uno de aquellos tres monjes de que habla Heine en sus ‘Dioses en el destierro’,que por el Equinoccio de Setiembre,allá en Tyrol pasaban á media noche en barco un lago,y cada vez depositaban en la mano del pobre barquero una moneda de plata,como el hielo fria,que le dejaba lleno de espanto”（第4页）。[558]大意是：（他那模样）“让你不由得想起海涅在《流亡的天神》里描述的三个修士中的一个来，他每当秋分那一天的午夜在蒂罗尔搭船过湖的时候，总在船夫手里放上一枚冷若寒冰的银币，吓得那可怜的人毛骨悚然”。格雷罗译成这样：“让人想起德国故事里的那三个修士中的一个来，他在午夜时分要渡过蒂罗尔湖，每次都在船夫手里放上一枚冷若寒冰的银币，使那个船夫不胜惊骇”（第5页）。在黎刹嘲弄地使用“la palanca del mundo”（第91页），分明以此指称阿基米德的有名杠杆的地方，格雷罗把这博学的恶意漂白了：“我认识到孩子们每天看见鞭笞，就会毁掉他们的同情心，也会扼杀做人的尊严感，这种尊严可以撼动（move）世界。”（第99页）（读者完全可能把这儿的move理解成“感动”［stir the heart］。）黎刹称他的主要女恶人为“美杜莎”（第262—263页）的地方，格雷罗就直呼其名“慰藉夫人”（Doña Consolacion，第299—300页）。商博良（第217页）变成了“名满天下的埃及学家”（第247页）。智慧老者塔席奥，黎刹说他是一个“filósofo”（第62页），即philosophe（哲人），狄德罗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菲律宾代表人物，到格雷罗笔下成了没有语境提示的“学者”（scholar，第67页）。消失的人物还有克洛伊（Chloe）、亚克托安（Actaeon）、白雪公主、莱奥尼达斯（Leonidas）、普洛托（Pluto）、阿耳戈斯（Argus）、阿里阿德涅（Ariadne）、弥诺斯（Minos）、巴克斯（Bacchus）、爱神阿斯塔蒂（Astarte Genetrix）和“长着无数乳房的以弗所的狄安娜”，以及别的许多人。[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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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299 既然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格雷罗以他的反美民族主义为傲，这一切里边就有一种奇特的反讽。因为他的去欧洲化翻译的效果，不是让黎刹菲律宾化，反而让他美国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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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01 时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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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03 从1880年代到1950年代，运行于菲律宾的“官方的”社会—政治分类系统多有变迁，而翻译中的时代错误的最突出例子，全都以不同方式与此相关。开篇的一些小小细节就能让人对此有所感觉。比如，黎刹（第27页）引人发噱地说到一个富人家里媚俗的圣米迦勒像，这位天使长“embraza un escudo griego y blande en la diestra un kris joloano”，意思是说，他“左臂挽着一块希腊式盾牌，右手挥舞着一柄霍洛人的格利斯短剑（a Jolonese kris）”。格雷罗的译文是：他“一条胳膊上挽着一块希腊式盾牌，另一只手挥舞着一柄马来人的格利斯短剑（a Malay kris）”（第31页）。除了典型的拉开距离的时态变换之外，[560]明显的形态变化是“霍洛人的格利斯短剑”变成了“马来人的格利斯短剑”。黎刹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把“kris”排成斜体，在这个群岛上，无论过去现在，谁都知道那个单词，知道那种短剑。穆斯林市镇霍洛那时是、如今依旧是这种精良的传统武器的最佳制造者之一。格雷罗把“kris”用斜体标出，就使它作为某种“外来的”、需要向年轻菲律宾人解释的词/物凸显出来。“Malay”（马来人的），这更古怪了。一种读法是，它可以指马来亚/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他们确实也制造格利斯短剑；这样的读解将会加重该武器的外来性——好像暗示1960年代菲律宾人对它一无所知。但是这个单词也可以并且看似更合理地“从种族上”理解，意指像“马来人—波利尼西亚人”之类的人口类型，一般认为其中包含了菲律宾人、占人、马来人和印度尼西亚人。设若如此，这里的“Malay”将有助于擦拭掉这一事实——菲律宾的穆斯林过去/现在是宗教上的少数派，被占总人口90%的基督教多数派围困起来，从而强调这种格利斯短剑“本质上是菲律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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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05 如果我们看看黎刹使用族群、种族和政治术语的方式，问题就会越积越多。总体而言，他坚持晚期西班牙殖民者的分类：半岛人（即出生于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克里奥耳人（即出生于菲律宾或拉美的西班牙人），梅斯蒂索人（即混血儿，包括西—土、西—华、华—土混血和其他复杂情况），生理人和支那人（出生于菲律宾之外的华人），土著（indios or naturales，菲律宾群岛上的“印第安人”或原住民）。但是有时候，他前后不一地使用梅斯蒂索人和克里奥耳人这对术语，以致它们显得相互重叠甚至相当。这种矛盾性是1880和1890年代的特点，当时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变迁正在使旧等级制遭到怀疑。记得这一点同样要紧：filipino这个词，那时才刚刚开始发生语义的重大转换。对这个国家——人人都叫它Filipinas或Las Filipinas——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迟至十九世纪末叶，filipino基本上是克里奥耳人的同义词，亦即生于群岛的血统纯正的西班牙人，而且它始终是按西语的格式拼写的，字头是小写的“f”。但是几乎不知不觉地，向上流动的西班牙梅斯蒂索人和华人梅斯蒂索人也开始自称filipinos，他们不时地与传统的filipino克里奥耳人结盟，在政治上对抗控制了殖民地军、政、教大权的半岛人。1900年后，也就是黎刹遇害、1896—1898年反西革命运动成功之后，它迅即获得一种主要是政治的涵义，指谓这个国家的全体“子女们”，不问其种族血统是什么。它还变成了大写体。可是在黎刹小说里，它从未在二十世纪的这种意义上使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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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07 格雷罗对这些术语的处理格外说明问题。首先，意指梅斯蒂索女人或克里奥耳女人的filipina（出于某种原因，黎刹几乎不用这个形容词或名词的阳性形式），一般都被译成Filipina，后者指的是菲律宾的女性国民。克里奥耳人几乎消失了，梅斯蒂索人往往依照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主义风格，被译作“半纯种人”（half-breed）。例如，对那个华人梅斯蒂索人唐圣蒂亚格·德·洛斯·桑多斯，黎刹会心地写道：“si se criticaba á los mestizos sangleyes ó españoles,criticaba él tambien,acaso porque se creyese ya ibero puro”（第29页）。（“要是有人非难华人梅斯蒂索人或西班牙梅斯蒂索人，他会随声附和，也许因为他自己已经自认是纯粹的西班牙血统了。”）格雷罗则写道（第33页）：“要是他听到对华人半纯种人和西班牙半纯种人的批评之声，他会添油加醋，也许因为他自己已经自认是纯粹的西班牙血统了。”当愚蠢、自负的唐娜维多利娜想指定一个遗产管理人管理她的家产的时候，黎刹说（第239页）她“pensó en un administrador peninsular,no confiando en los filipinos”。且不说其他种种，仅上下文就已经让黎刹表达的意思一清二楚了：“她曾打算从西班牙半岛找一个人来给她管理家产，因为她不信任克里奥耳人。”但是格雷罗把这句话现代化、民族化、荒谬化成这样子：“他务必是来自西班牙的一个西班牙人；她可信不过菲律宾人”。（第273页）黎刹原文是“pregunta una criolla”（第325页，意即“一位克里奥耳姑娘询问说”）的地方，格雷罗译成“一位半纯种姑娘插话说”（第373页）。也许这一切中最惹人瞩目的，是黎刹对玛丽亚·克拉腊婚礼的来宾名单的说明与格雷罗译文之间的对照。黎刹说该名单“únicamente españoles y chinos;el bello sexo está representado por españolas peninsulares y filipinas”（第329页，意即“只有西班牙人和华人；女客们也只限于半岛西班牙人和菲律宾的［克里奥耳］西班牙人”）；格雷罗的译文是：“只有西班牙人和华人；女客们也仅限当地西班牙人和自伊比利亚半岛来的西班牙人”（第379页）。这是译者没有误译filipinas的唯一地方。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种典型的思维在运作。在黎刹的原句中，filipinas表现为一个形容词，限定了españolas（西班牙人），所以“Filipina Spaniards”（菲律宾妇女的西班牙人）将是不可容忍的明显误译。此外，对1960年代的年轻菲律宾人来说，读到菲律宾妇女（而不是菲律宾人）应邀参加这种限制甚严的婚礼，大概会觉得奇怪。格雷罗巧妙的解决办法是，给出恰当的译文，但同时也要确保黎刹原文里filipinas的存在不露一丝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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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09 在试图破解格雷罗翻译策略的意义之前，有必要对这个人本身说上几句。他生于1915年，即美国从西班牙手里夺取菲律宾的统治权十六年之后；卒于1982年，即菲律宾（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三十六年后。他出自马尼拉的格雷罗大家族，一个梅斯蒂索人的中产之家，那是真正当得起书香世家称号的少数家族之一，历经三代，造就了一些卓尔不群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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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11 他的祖父莱昂·格雷罗一世（Leon Ma. Guerrero I，1853—1935），以“菲律宾植物学之父”著称，是知名的科学家、教育家、记者和爱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家。这位圣托马斯大学的植物学教授，在阿奎纳多于1898年夏宣布成立革命共和国之后，开始积极参政议政。他为阿奎纳多的《菲律宾共和国报》（La República Filipina）撰稿，是革命立法机关的一员，在阿奎纳多第二届内阁任过职，还帮助领导菲律宾代表团，与舒曼委员会（Schurman Commission）进行和平谈判。当1907年美国人建立殖民地议会时，他作为国民党党员，代表布拉干省第二选区，做了一个任期的议员。随后，他回归学院生活，当选为马尼拉书院（Liceo de Manila）首任院长。他的一个儿子，塞萨尔·格雷罗（Cesar Ma.Guerrero，1885—1961），成了显要的神职人员，先是做林加延的主教（1929—1937），以后又做圣费尔南多的主教（1948—1957）。但是，有传言说他在1942—1945年间与日本占领军合作，为此他后来受到叛国罪的指控，多亏了教会统治集团的院外活动，这个案子最终撤诉，但他的令名是被糟蹋了。莱昂的另一个儿子，阿尔弗雷多·格雷罗（Alfredo Ma.Guerrero）博士，是一位富有的、有口皆碑的医生，他就是我们这位译者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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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13 这个家族的旁支同样出众。莱昂一世的兄长洛伦索（1835—1904），是个名闻遐迩的职业艺术家，也是菲律宾最著名的画家胡安·卢纳（Juan Luna）和伊达尔戈（Resurrección Hidalgo）的恩师。他的一个儿子，费尔南多·格雷罗（1873—1929），这位“革命诗人”，至今仍因他的爱国诗篇为人追念。革命期间，他充任卢纳将军《独立报》（La Independencia）的年轻的正式撰稿人，后来又成了一些民族主义报刊的激情似火的编辑，如《复兴报》（El Renacimiento），《先锋报》（La Vanguardia），《祖国报》（El Patria），还有《民意报》（La Opinión）。他也进了美国时代的第一届议会。洛伦索的另一个儿子，曼努埃尔·格雷罗（1877—1919）博士，在圣托马斯大学教医学，也为《菲律宾共和国报》和《民意报》工作，还发表了一部生动活泼的短篇小说集，书名为《文学散文集》（Prosa Literaria）。费尔南多的一个儿子维尔弗里多还健在，是著名的剧作家、导演和菲律宾大学的教授。曼努埃尔的一个女儿伊万杰琳娜（Evangelina），是位西语作家，1935年因其《心灵万花筒》（Kaleidoscopio Espiritual）荣获索韦尔奖（Zobel Prize）。格雷罗家族的人，一直到我们的译者这一代以下，在家里仍然悉数说西班牙语；但是在公共生活领域，前两代人与莱昂·格雷罗和他的远房堂兄维尔弗里多这代人之间有一道清晰的裂痕，前者主要用西班牙语写作，后者几乎全用美语著书立说。[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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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15 格雷罗，一个年轻的殖民地居民，对他的书香门第有浓厚意识，辉煌的职业前程看来是命中注定的。1935年，他在耶稣会的马尼拉雅典耀大学（Ateneo de Manila）以最优异成绩获得文学士学位；1939年，在菲律宾大学以最优异成绩获得法学士学位。1940年，他二十五岁，已经在雅典耀大学教法律了，还任职于副检察长办公室。他最初的任务之一，是起草一份辩护状呈递给菲律宾最高法院，敦请驳回青年费迪南德·马科斯不服谋杀罪的上诉（也许因为首席法官老何塞·劳雷尔自己年轻时也被迫洗刷这样的谋杀指控，马科斯赢了上诉）。这期间，格雷罗成了科拉罗·雷克托（Claro Recto）的门生，后者是一位富有的律师，国民党的政治家，亲西班牙的文人。这层关系将要多方面决定他以后的职业生涯。虽然在巴丹和科雷吉多尔他都和美国人并肩作战，但据卡洛斯·基里诺说，他已经因美国人没能保护他的国家而感到幻灭了。于是，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他重操旧业，恢复了美国时期很受欢迎的一栏节目，即晚间广播政治评论；他用了一个化名，叫伊格纳西奥·沙勿略（Ignacio Javier），也就是耶稣会两位英雄的合体：罗耀拉的圣依纳爵（St.Ignatius of Loyola）和圣方济各·沙勿略（St.Francis Xavier）。1943年，雷克托当上了何塞·劳雷尔的战时共和国的外交部长，这时年轻的格雷罗也加入到外交使团中去，从1943年到1945年担任菲律宾驻东京的新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当劳雷尔和雷克托都因战时通敌（像格雷罗的那位教士叔叔塞萨尔一样）被美国人（极短暂地）监禁起来的时候，这位年轻的时事评论员—外交官实在是太小的虾米了，不值得兴师问罪。短时的乌云蔽日之后，1947年他东山再起，做了参议院的法律顾问，后来又加盟雷克托的生意兴隆的法律事务所。到1954年他三十九岁的时候，在狡猾的卡洛斯·罗慕洛（Carlos Romulo）手下当了外交部副部长。他是个了不起的“1950年代的成功人士”，似乎没有理由不应当再上层楼。接下来事情开始出岔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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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17 他做了一系列主题为“亚洲人的亚洲”的未加审核的演说，它们让罗慕洛和美国大使馆大为震怒，也让那些从中嗅出战时日本宣传主题的某些回响的人们忧心忡忡。这些演说的语气似乎使他的观点紧密呼应着参议员雷克托的观点，后者当时出于自身的原因，正提出一种中立主义的、暗地里反美的外交政策立场。可此时参议员本人和麦格赛赛总统已经势同水火。接着格雷罗就被打发去伦敦任大使，在那里他从1954年一直干到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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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19 更糟糕的还在后头。1959年10月，他作为派驻联合国的菲律宾代表团成员，出席了纽约的一场外交午餐，在这儿他陷入了与美国代表团成员沃尔特·罗伯逊（Walter Robertson）的激烈争执，后者是杜勒斯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又有权势又反动。据说罗伯逊提到雷克托时嗤之以鼻，还以恩人的姿态历数美国对菲律宾的大公无私的政策，这惹恼了格雷罗。罗伯逊最后说道：“你太粗鲁了……你要知道，你是这样跟我讲话的第一个菲律宾人。”对此，据称格雷罗回敬道：“麻烦在于你不习惯菲律宾人对美国人顶嘴。”[563]华盛顿随后表态，任何重大的外交聚会都不欢迎格雷罗。1960年他成了国际糖业理事会主席，1962年沦落为驻西班牙大使。在这期间，他的恩主、参议员雷克托于1960年底亡故。当亲美的、也是美国人做后盾的马科斯上台的时候，格雷罗终于同流了，竟至于在1975年发表了为戒严令政权辩护书。辩护书原题为《今始于昔》（Today Began Yesterday），无论对他的名声还是他的前程都没多大好处。他开始酗酒，1982年郁郁而终。[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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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21 格雷罗就是在这种种遭际下从事他的黎刹翻译的，因而它们十分重要。他的《失去的伊甸园》导言注明的日期是“1959年黎刹日［12月30日］”，也就是和罗伯逊争吵后仅仅三个月；《起义者》导言注明日期是“1961年，黎刹诞辰百年的五一节”，也就是雷克托死后没几个月。看来合理的推断是，由于意识到没什么指望在高层政治中扮演更大的角色，他像他的家族里先行一步的其他人一样，转而去打造他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和文人的名声。实际上，紧跟着这些翻译，他很快撰写了一部英文的黎刹传记并获了奖（他后来称，只花了一个月就完成了！），还有一部西班牙语的文章和演说集，题为《是耶非耶》（El Si y el No），1963年荣膺索韦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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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23 把如此巨大的精力奉献给黎刹，取得的成就却如此古怪，这是本文最后部分要考虑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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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25 两条一般的探究理路浮现出来，它们将在不同层面上被究诘到底，但全然不必相互龃龉。两者从彼此映照的视角出发，邀请我们去思索政治时间的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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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27 第一条理路是近乎普世的时代推移：从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民众造反运动、外于政府也反对政府的时代，过渡到它部分地被改造成新—旧政府的合法化工具的一个时代。在黎刹短暂生命——年仅三十五岁——的最后十年里，他是想象和动员菲律宾大众民族主义的核心人物，这种民族主义反抗两个政府：以马尼拉为基地的专制的、教权主义的殖民地政府，和以马德里为基地的、半是自由—共和政体半是教士—君主政体的、有分裂倾向的宗主国政府。这一任务需要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破坏和建设的运动。必须撕去殖民地政府及其反动的教士同盟的假面具，同时必须想象出一个菲律宾，它与母国西班牙各成一体，泾渭分明。在不同方面，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黎刹算是开菲律宾风气之先），对这两个目标是完全合用的。[565]因为它让人有可能把“菲律宾”（Las Filipinas）想象成一个包含了许多社会类型的有界的社会学实在，[566]那些社会类型在每个社会层次上，彼此间进行着日常的、“同时的”互动。但是它也容许读者，从无与伦比的辩论细节中，了解到剥削、野蛮、伪善、懦弱、盲信、愚昧、无知和腐败的积弊，是它们让殖民统治成为可能。换言之，小说与黎刹非凡的讽刺才能配合得天衣无缝。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可以注意到，《不许犯我》的有些修辞风格和手段对黎刹的目的多么不可或缺，而格雷罗恰恰要尽其所能地清除它们。这部小说是以（不久前的）过去为背景，这或许有其必要，但是作者急切地向读者保证，上帝继续在马尼拉仁慈地繁殖着食客和帮闲。在殖民地独裁统治下，普通读者大概没有机会亲眼目睹多明我会修士或总督的阴谋诡计；但是作者会牵着这些读者——不管是敌是友——的手，让他们无形中偷听到那些阴暗的勾当。人人都了解到，在有政治家风度的宣言与虔诚的说教的门面下，统治者和他们的夫人、情妇、姘妇们下流地咒骂，撒尿，混用着他加禄语表达和常常不合语法的西班牙语，讲点儿拉丁语错误百出，而且他们恰恰住在这条街上，把一些人发配到那座监狱，在这家戏院观赏俗不可耐的歌舞杂耍表演，又在那座修道院里密谋。黎刹驾轻就熟地运用最令人信服、最直接的社会现实主义来表现这一切，这是他的首要战略：于是有了puñeta（你手淫啊），susmariosep（他加禄语的一种叹词），Yeyeng（叶莺），Pasay（帕赛城），salakot（一种当地草帽），Jolo（霍洛城），如此等等。这里的东西无不是战斗的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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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29 可是在1950年代的独立菲律宾，这一切还有多少是真正承受得起的？1942—1945年间，这个国家经济上、身体上、道德上都饱受摧残，因为美国主子和日本主子在它上面交战。从1948年到1953年，它经历了本世纪以来第一次严重的造反运动。美国军事基地和美国强加的对等协定（Parity agreement）束缚了它的真正自由。然而它是被1890年代梅斯蒂索人革命精英的子孙们统治着，他们已经在美国殖民体制下大发其财，大捞其权，他们曾经跟日本占领政权合作，如今坚定地意欲成为他们自家名实相副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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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31 对这个独立后的当权派而言，随着它的不稳定的国内和国际威望的发展，黎刹爷爷似乎显得既是朋友又是敌人。他有西班牙人—华人—土著的混合血统，也有安逸的生活境况，所以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英雄行为和自我牺牲堪为万世师表。他是唯一的这样一位菲律宾人：西班牙和德国的街道用他的名字命名，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了印地语、法语、印尼语、英语和俄语。他的雕像遍布在一百个菲律宾小镇的广场上。他是农民中间流传甚广的一种大众神秘崇拜的核心人物。因此他担当了菲律宾民族主义真理的首席保证人——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它的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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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33 但是他也是一个敌人，特别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个民族主义者（这与圣女贞德和威廉·退尔不同），而且他还写啊写啊写个不停。到1950年代，他所写的许多东西是扰乱人心的，即使不是颠覆性的——对他的民族主义译者亦然。黎刹谴责过对妇女的压迫：雷克托却在一战后单枪匹马阻止菲律宾效仿美国赋予女性选举权。黎刹嘲讽过通敌叛国的梅斯蒂索大庄园主：格雷罗却是国际糖业理事会主席，而菲律宾议会就被这些通敌叛国的糖业大亨们把持着。黎刹无情奚落天主教统治集团：可是在1950年代，菲律宾大主教鲁菲诺·桑多斯（Rufino Santos）无疑是殖民时代反动的西班牙知识阶层（clerisy）[567]的精神后裔；格雷罗的叔叔塞萨尔主教，本来可能轻易漫游到《不许犯我》或《起义者》的书页中去。也许就是这些考虑促成译者做了某些删节，而且通过去现时化、排除读者和去地方化，使黎刹的菲律宾尽可能地远离他自身时代的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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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35 但是与这些狭隘的考虑相比，另一些考虑也许更深远、更重要。正是独立的现实使群岛上官方民族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从某个角度看来甚至是成为必要。这一形式的民族主义，作为国家的派生物和甲胄而浮出水面。它不仅在官方的纪念仪式上，也在一种系统的计划中自我彰显；那种计划主要（虽说不是独一地）借由国家的教育系统，旨在创造和传播官方民族主义的历史、官方民族主义的英雄先贤祠，和官方民族主义的文化，传遍它年幼、初生的各阶层公民之中——自然地，是为了国家自身的利益。这些利益首要在于灌输对它自身的信仰、敬畏和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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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37 我们能够理解，这个黎刹，在社会观念上显得过激，反偶像崇拜，含讥带诮，泥土气重，道学腔浓，他不是那么容易适应这项计划的。从官方民族主义的观点看，英雄应当让人崇敬，不是让人赞赏；供人看，不供人听——也不供人读。不用诧异，官定的黎刹是西班牙王城的博物馆里静默的烈士蜡像，是手里拿着（合上的）《不许犯我》和《起义者》两本书的雕塑，是《我的诀别》（Mi Último Adiós）这首哀婉之诗。[568]如果说黎刹在这方面是典范，他也绝非独一无二。残废的革命政治家马比尼，有一座纪念他的博物馆，官方提到他时，尊之为“崇高的瘫痪者”，可是他的畅达、尖酸的西语作品，大多仍未翻译成英语或他加禄语。安东尼奥·卢纳，革命共和国的这位最富创造力的将军，纪念他的雕像多的是，可是它们不会告诉人们，他是共和国总统阿奎纳多下令暗杀的；他的那些精彩信件和其他著作，当代公民们也无缘亲炙。“伟大的庶民”博尼法西奥，在马尼拉北部一个破落地区，有一块引人注目的纪念碑追念他，但是这位伟人的话，镌刻在碑的基座四面，是用他为躲避西班牙殖民政府的安全机构而设计的密码——普通百姓也不解其意。[569]结果总是相当于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没有联系，只有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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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39 在莱昂·格雷罗成年生活的多数时间里，他是菲律宾国家的一名忠诚敏慧的仆人。很难不怀疑，在他的黎刹翻译中，这个国家的要求有意无意地充当了他的战略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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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41 不过，对格雷罗译本引出的诸多问题，如果我们简单归因于独立后的精英良知败坏，或者归因于官方民族主义的需要，我不相信我们解决了问题。因为这些解释都不能圆满说明去欧洲化、去他加禄化，以及最重要的，时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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