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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这些诗体回忆录有很大一部分文本见于Ann Kumar，“Dipanegara （1787?—1855）”，Indonesia，13（1972年4月），第69—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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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Imagined Communities，第2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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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人世间”是Bumi Manusia的汉译，这是伟大的印尼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关于印尼民族主义起源的四部曲之第一部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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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参见雷诺兹（Craig J. Reynolds）的高深讨论：Thai Radical Discourse: The Real Face of Thai Feudalism Toda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Southeast Asia Program，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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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参见A. Th. Manusama，Komedie Stamboel of de Oost-Indische Opera（Batavia［Jakarta］: n.p.，1922）的精彩说明。马努萨玛提供了暂时的全部剧目，计有四十三出戏，这些戏剧在主题特征上全然是世界性—地方性的，这也充分说明了我上文的论点。有九出戏来自《天方夜谭》，九出来自当地的民间故事和传奇，六出来自波斯，六出来自印度，三出来自中国，十出来自欧洲（第24—27页）。在这最后一组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有《威尼斯商人》和《哈姆雷特》，还有《布拉班特的珍妮维芙》、《梦游女》、《魔鬼罗伯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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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Peter Boomgaard，Population Trends, 1795—1942（Amsterdam: Royal Tropical Institute，1991）详细记述了这一尝试，以及它与从前为了税收和徭役而进行的调查所形成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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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美国先行一步的原因将在下文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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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820年代和1830年代已经被说成是“统计热”的时代，那时英美率先成立了统计学会。参见Paul Starr，“The Sociology of Official Statistics”，见William Alonso和Paul Starr编，The Politics of Numbers（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6），第2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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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以上材料，我多受惠于斯坦福大学的马克·文特雷斯卡（Marc Ventr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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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分别指黑人和白人的第一代混血儿，黑人血统占1/4的混血儿，黑人血统占1/8的混血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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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例如，在1840—1910年间，美国人口普查中的“尼格罗人”（Negro）大类下包含了四小类：穆拉托人、夸德隆人、奥托隆人、黑人。参见William Petersen，“Politic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Ethnicity”，见Alonso和Starr编，The Politics of Numbers，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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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此处信息是人口普查局纽约市办事处在电话里友善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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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作为一位年轻的刚毅无情之士（esprit fort），他于1654年被护国公派往爱尔兰，去统计那里能够充作系统的殖民剥削和压迫之基础的人口与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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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特请参见Starr，“The Sociology of Official Statistics”，第13—15页，以及其中所引的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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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脍炙人口的第12章（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Paris: Pagnerre，1850），第226—234页，特别是230页。“在我们这个时代，结社自由已成为反对多数暴政的一项必要保障”（着重号为引者所加）。难道多数派——且不论暴虐的多数——在旧制度（ancien régime）下是可以当真设想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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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大概应该在此处提醒读者：虽说是这样，但人口普查包含了两种有区别的序列类型——定类（categorical）和定距（scalar）序列。第一类的范例是性别，它只可取两种互斥的终身不变的可能性；第二类的范例是收入分配，它展开了一长系列的梯级，梯级的两端暧昧不明，结果亿万富豪和乞丐贫民弄得没影了。定距格式给人们提供了一切可能性，可以在他们的一生中沿这些梯级上下移动。由此生发出一种令人惬意的乌托邦念头：在人口普查中，性别变成定距的，有好些个分段的级别，而收入变成二择一的、定类的——不妨干脆划分为富人和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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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然而主办这次调查的并非殖民地政府，而是马尼拉市政厅，实施调查依靠的是教会组织而非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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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没人真正尝试着去统计，居住在纸面上是西属菲律宾的土地上的众多穆斯林与山地部落异教徒究竟有多少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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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那时候，先是马尼拉，然后是其他港口，被推动着向国际贸易开放门户，结果外国人此时第一次在那里露面。而且，汽船的到来使得居民的在场/缺席成了一个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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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对菲律宾人口统计及其政治的格外精致的讨论，可见Onofre Corpuz，The Roots of Filipino Nation（Quezon City: Aklahi Foundation，1989）一书第一卷附录，第515—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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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这个故事可以见他的文集Tjerita dari Blora［布洛拉故事集］（Jakarta: Balai Pustaka，1952），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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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有人可能认为，在“一个”政府办公室里的“一个”打字员应当可以作为职业加以普查。但是整段文字说明此处的“打字员”是一个全球性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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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参见J.J. Woltjer，Recent Verleden（Amsterdam: Balans，1992），第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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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参见以下的精彩两章：Margo A. Conk，“The 1980 Censu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以及William Petersen,“Politic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Ethnicity”，收在Alonso和Starr编，The Politics of Numbers。彼得森论“‘西班牙裔美国人’（Hispanics）的创造”的尖锐篇章特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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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参见 “Exodus”，Critical Inquiry，20（Winter 1994），第314—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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