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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在百年之后，《独立宣言》也没有以“美洲人”的名义讲话，在它广为称引的绝妙开篇之后，收尾却是愤愤不平地抱怨乔治三世强加于他的大西洋彼岸的“英国臣民”的种种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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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参见Nancy Armstrong和Leonard Tennenhouse，The Imaginary Puritan: Literature, Intellectual Labor, and the Origins of Personal Lif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第204页及所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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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转引自D. A. Brading，The First America: The Spanish Monarchy, Creole Patriots, and the Liberal State, 1492—1867（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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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布雷丁也注意到，早在十六世纪，有些克里奥耳人知识分子业已开始既在西班牙征服者当中，又在印加王族中认祖归宗。同上，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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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ichael Warner，The Letters of Republic: Publ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第32页。这一证据强烈暗示，盖尔纳所谓工业主义是民族主义兴起的历史源头这种主张站不住脚。（参见他的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随处可见。［中译本见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译注］）有人还会补充说，十九世纪早期欧洲民族主义最为显眼的大多数地区——比如爱尔兰，希腊，波兰，波希米亚，几乎全然不见工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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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Benjamin Disraeli，Tancred, or The New Crusade（1847; London: Longmans, Green Co.，1882），第378页。 年轻的蒙塔丘特勋爵（Lord Montacute）认为他的英格兰、他的欧洲遭到启蒙理性主义、资产阶级商业主义及法国大革命传统的致命威胁，于是动身轻舟驶往圣地巴勒斯坦，在“这个世界的造物主屈尊造访过的此世的唯一地区”（第421页）寻求灵魂的复活。这一探索把他领向在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种种历险，那是后来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 E. Lawrence）政治冒险活动的原型。他在历险中受到智慧勇敢的希伯来人的指引，也只得靠妈妈和爸爸——贝拉蒙特公爵夫人和公爵救他出险境。这部小说尤为醒目的是犹太人迪斯雷利在巴比伦式放逐中发现自身“族群身份”（ethnicity）的方式。他在十三岁上，就遵父命接受洗礼，加入英国国教而英国化了。蒙塔丘特大富大贵，不像英国人，但可以说精神上是犹太教的（迪斯雷利再三坚持说基督和使徒们全是犹太人）：他是这位未来的联合王国保守党首相的妙趣横生又自命不凡的自我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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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这一非宗教的使命被理解得有多快，在《坦克雷德》的一段对话中有趣地表现出来（第162页）。主人公向伯蒂小姐也是贝莱尔夫人建议说，她和她的夫君加入他的耶路撒冷朝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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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绝不可能，”伯蒂小姐说，“奥古斯塔斯断断不会同意；他离开伦敦不能超过六个礼拜，他太想念他的俱乐部了。要是耶路撒冷不过是人们想去就去的地方，事情还有商量；比方说要是有铁路通向那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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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坦克雷德叫了起来，一脸惊恐。“到耶路撒冷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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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想永远不会有的，”伯蒂小姐沉思着说，“那里车辆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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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参见Eric Hobsbawm，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New York: Mentor，1962），第166—167页。［中译本见王章辉等译，《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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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这个进程典型的工业性方面是官方在该时代发明了成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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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An interview with Pedro Calosa”，见David Sturtevant，Popular Uprisings in the Philippines, 1840—194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6），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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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这个论题在拙著《想象的共同体》（修订版，London: Verso，1991）第十章有详尽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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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Information Please Almanac, Atlas, and Yearbook, 1987（Boston: McGraw-Hill，1987），第787页；Information Please Almanac, Atlas, and Yearbook, 1993（Boston: McGraw-Hill，1993），第830页。这些表格缺少1980年的数字，它大概介于八百万到九百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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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Perry Anderson，A Zone of Engagement（London: Verso，1992），第353页。亦见该书所引文献。［中译本见佩里·安德森著，郭英剑等译，《交锋地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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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Immigration”，The New Funk and Wagnalls Encyclopedia，共25卷（New York: Unicorn，1945—1946），第19卷，第6892页。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2（New York: World Almanac，1992），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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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参见Paul Kennedy，“The American Prospect”，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93年3月4日，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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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New York Times，1997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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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参见“In Europe’s Upheaval，Doors Close to Foreigners”，New York Times，1993年2月10日。请注意，这些数字不包括全世界据估计存在着的2500万政治流亡者，他们多半住在祖国之外那些污秽不堪的“临时”住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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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资料源于美国人口普查署的图表，转引自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2，第942，9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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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For the Cambodian Vote, a Fourth of July Flavor”，New York Times，1993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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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去年男女同性恋者的彩车获得科克市一等奖。但是在纽约，爱尔兰人的旧制度（the Ancient Order of the Hibernians）阴魂不散，就好像同性恋与爱尔兰特性凿枘难合似的。结果，“真正的爱尔兰”就西移到了大西洋彼岸的一个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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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980年代末的伦巴第联盟（Lega Lombarda），如今的北部同盟（Lega Nord），虽然与这些运动并非严格可比，却也说明，接近于族群化的某种东西甚至能够威胁到一个可谓的核心国家，让它分崩离析。这个联盟对南方意大利人经常持有傲慢鄙夷的态度，仿佛后者是低人一等的另一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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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十九世纪以来这点上有个重要变化。如今要求将这样的人遣送回“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是做得到的，但在一百年前，这等天佑的家国尚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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