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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参见《马尼拉时报》上登载的报道，1959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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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它是“受命于”马科斯的外交部长罗慕洛而写的一篇文章的增补版，该文意在反驳流亡政客劳尔·曼格拉普斯（Raúl Manglapus）所作、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反戒严令文章。在格雷罗死前不久同费尔南德斯的访谈中，他公开地、痛心疾首地自我贬低了他生命的大部。虽然作为翻译家、传记作者、记者和评论家，商业上大获成功，但是说“我不能自称为作家”，事实上他自责做了雇佣文人，写了“一些无聊的俗套小说”，“靠［给雷克托等人］当捉刀人谋点稻粱”（Alegre和Fernandez，The Writer and his Milieu，第7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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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这里的论题在拙著《想象的共同体》第二章有详尽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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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读这本小说，我们知道有西班牙、香港、德国和美国，但它们无例外地都“在舞台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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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原文如此，疑为cleric或clergy（教士阶层）之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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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这就是奥坎波（Ambeth Ocampo）那本关于黎刹的妙趣横生又实事求是的书《没穿外套的黎刹》（Rizal without the Overcoat ［Manila: Anvil，1990］）如此新人耳目、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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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我们在此不是察觉一种“宣福”（beatification）吗？凭借这种形式，好辩的革命领导人被巧妙地变成了沉默的圣人（san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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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这种对西班牙帝国内普遍模式的惊人偏离，只在巴拉圭差堪比拟，瓜拉尼语相较于西班牙语，一直是那里的现用国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两个地区，出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主要的政治权力长期掌握在神职人员手里，他们既想让土人皈依，又想剥削土人。不像其他大多数西班牙人，这些教士把学习当地语言当作他们的事业，以便用教众所理解的语言，将上帝的真理传播给后者。（世俗权力本身还很弱小，它也认识到，通过现代教育系统推广西班牙语的成本，远远超过了从这两个资源相对贫乏的殖民地所能获取的收益。）但是由于西班牙殖民主义在菲律宾年代久远，教士无处不在，是以伊比利亚语对当地语言影响广泛。有些语言学家估计，菲律宾主要区域语言的词根，多达四分之一是源于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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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统计数字可以揭示真相。1903年，殖民政府约5,500个文官职位中，菲律宾人占据了不到半壁江山。到1921年，他们占据了14,000个这类职位的90%。到1930年代中期，比例升至99%。参见Teodoro A. Agoncillo，A Short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New York: Mentor，1969），第169页；David Wurfel，“The Philippines”，见G. McT. Kahin编，Governments and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4），第689—6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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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决定性的转折于1921年到来了，那时梵蒂冈迫于美国压力，将菲律宾的西班牙耶稣会转至印度，菲律宾移交给纽约—马里兰教省。参见Martin Noone，The 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O’Doherty, Archbishop of Manila（Quezon City: R.P. Garcia，1988），第146页以下。这样，到1930年代初格雷罗就读耶稣会著名的马尼拉雅典耀大学的时候，它已经是一所美国机构，不再是西班牙机构了——就像半个世纪前黎刹在那儿上学时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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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这种态度持续到独立以后。1950年代，研究印尼和暹罗的美国学者忙着修习印尼语和泰语，可是他们研究菲律宾的同仁，在1970年代前，一般没有投身于他加禄语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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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之所以说它是个神话，是因为早在1927年，约99%的公立学校教师是菲律宾人！参见David Wurfel，Filipino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Decay（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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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提醒一下我们自己：妇女只在1918年后才获准参加选举，数百万黑人被剥夺公民权直到1960年代。这种提醒不会有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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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格雷罗对他学生时代的回忆很启发人：“那时候，文学士的课程中，文学高居顶端——在雅典耀就是这样。据说它是精英课程……［不过］我想我们没有仔细研读过哪怕是一出莎士比亚戏剧……我们甚至不读你或许会称之为上世纪的文学的那些书，越现代的读得越少。我们甚至不认识海明威、福克纳这样的人，更别提费伯和凯瑟了……十足的文化沙漠！”Alegre和Fernandez，The Writer and his Milieu，第7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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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我的顺着这些思路的想法，受戴维·布雷丁（David Brading）的精彩巨著启发良多：The First America: The Spanish Monarchy, Creole Patriots and the Liberal State, 1492—1867（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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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对这一观点的全面思考，参见拙著《想象的共同体》第十章，“人口普查、地图和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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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这个名字据说是阿尔瓦罗·德·萨阿维德拉（Alvaro de Saavedra）在1527—1529年间杜撰的，他是麦哲伦环球航行探险队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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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事实上玛丽亚·克拉腊是西班牙的达马索神甫与甲必丹蒂亚格之妻、可能是梅斯蒂索人的唐娜庇亚通奸关系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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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例如，想想《起义者》中那位西班牙自由主义学生桑多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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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这种缄默里是否有一种前兆，预示了马卡帕加尔总统1962年对沙巴主权的正式主张？——它肯定不是菲律宾的古老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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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参见Niels Mulder，“Philippine Textbooks and the National Self-Image”, Philippine Studies，38: 1（1990)），第84—102页，在第88页，援引N. Carmona-Potenciano和T.T. Battad，Our Country and its People，第一卷，（Manila: Bookmark，1987），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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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同上，第84—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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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参见Corpuz，The Roots of the Filipino Nation（Quezon City: Aklahi Foundation，1989），第ix页，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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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Culture and History（Mandaluyong: Solar，1988），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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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例如可参见John N. Schumacher, S.J.，Revolutionary Clergy: The Filipino Clergy and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1850—1903（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Press,1981）；Horatio de la Costa, S.J.，The Jesuits in the Philippines, 1581—1768（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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