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11018
1703311019
[54] 格劳秀斯可能是这个观点的另一个来源。
1703311020
1703311021
[55] Chitnis，《苏格兰启蒙运动》，前揭，页95—96。
1703311022
1703311023
[56] Montesquieu，Laws，1.1.2.，页6。格劳秀斯也认为社会法则以及秩序的来源是人类的本性。他写到：“人的本性是自然法之母。”Hugo Grotius，《格劳秀斯的生平和作品·绪论》（Prolegomena，toThe Life and Works of Hugo Grotius），W.S.M.Knight，London：Sweet & Maxwell Ltd.，1925，Section 16。
1703311024
1703311025
[57] Charles-Louis Montesquieu，《罗马盛衰原因论》（Consider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Greatness of the Romans and Their Decline，New York，1969），第十八章。
1703311026
1703311027
[58] Salzberger，“Introduction” toEssay，前揭，页xiii。
1703311028
1703311029
[59] Lehman，《亚当·弗格森》，前揭，页237。
1703311030
1703311031
[60]Essay，页7、页10—11。
1703311032
1703311033
[61] Ronald Meek，《社会科学和粗鲁的野蛮人》（Social Science and the Ignoble Sav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页35。
1703311034
1703311035
[62] Millar，《等级区分的来源》（Origin of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页176。
1703311036
1703311037
[63]Essay，页80—105。
1703311038
1703311039
[64] 甚至适合那个时代的制度都是按照目的论构想的：“每一种形式的种子早已存在人性之中，季节一到它就发芽、成熟。”（《文明社会史论》，页139）Essay，页20。
1703311040
1703311041
[65] 有关其他苏格兰人的推测史的更深入的探讨参见Christopher J.Berry，《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Edinburgh，1997），页 61—70。
1703311042
1703311043
[66] Dugald Stewart，《亚当·斯密的生平与著作》（“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dam Smith”，LL D，I.S.Ross ［ed.］in Adam Smith，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W.P.D.Wightman and J.C.Bryce ［eds］，Oxford，1980），页292—293。
1703311044
1703311045
[67] J.C.Wilsher，《财产的力量——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英国历史著作的社会和经济解释》（“Power Follows Property —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s in British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见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16，1983，页7—26、页10。在缺乏可比较的数据或直接证据时，合理的推测可以接受。这至少是斯图尔特的观点。Salim Rashid，《亚当·斯密的神话》（The Myth of Adam Smith，Cheltenham：Edward Elgar，1998），页54—55。
1703311046
1703311047
[68] Frederick J.Teggert，《历史理论》（Theory of History，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25），页89，引自Hamowy，《亚当·弗格森的社会和政治思想》（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Adam Ferguson），页127。
1703311048
1703311049
[69]Essay，页80。
1703311050
1703311051
[70]Essay，页21。布鲁尔（John Brewer）认为，弗格森对推测的历史编纂的运用表明“他对19世纪社会学的预测”有局限性，因为“它指向对文明社会前景的关注，而这一关注总是激发出对公民人文主义话语的使用”。虽然我认为，弗格森对于腐化的关注激发了其最深刻的社会学洞见，布鲁尔的观点还是有价值的，他认为“这种替代性话语将弗格森拉回来，阻碍他将它们发展到其极致。”Brewer，《亚当·弗格森和劳动分工》，前揭，页22—23。
1703311052
1703311053
[71]Essay，页78—80。参见K.E.Bock，《人类学的比较方法》（The Comparative Method of Anthropology），见《社会和历史的比较性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8，1965—1966，页269—280、页271。
1703311054
1703311055
[72]Essay，页23。
1703311056
1703311057
[73] R.Nisbet，《进步的观念史》（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London：Heinemann，1980），页149。
1703311058
1703311059
[74] Rousseau，《论人类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见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页91。
1703311060
1703311061
[75] “我们所采用的方法还是过于频繁地将所有一切都基于推测之上；过于频繁地将我们天性中的每一个优点都归因于我们所掌握的艺术；也过于频繁地设想只要否定我们的所有美德就足以描绘原始状态的人。我们假定我们自身就是文雅和文明的标准；我们认为，那些没有出现我们特征的地方便没有什么可探究的。但是，很可能正是在这一点上，也像我们在许多别的问题上一样，我们没有能力从假定的原因预测结果，或者确定在我们所处于的那些环境并不存在的情况下，即使我们的本性一样，性质和运作将会是什么。”Essay，页75。
1703311062
1703311063
[76] 是否存在第四个阶段是个开放性的问题。凯特勒关于（《亚当·弗格森的社会和政治思想》，页229）弗格森将“专制”设想为历史上的第四个阶段的主张值得怀疑。从分类学上来说，专制并非一个发展阶段，而是政治制度的一种类型。Analysis，页54—55。弗格森没有描述历史的第四个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预测，他只是避免“无用的推测”。这种误解可能源自孟德斯鸠（弗格森主义的主要来源）不仅将专制统治视为一种制度，也视为一个发展阶段。
1703311064
1703311065
[77] D.MacRae，《亚当·弗格森：社会学家》（“Adam Ferguson：Sociologist”），见New Society，Vol.24，1966，页792—794。有关阶段问题的深入讨论，参见H.Hellenbrand，《建设而非破坏：杰弗逊、印第安人和共和党的宽容》（“Not to Destroy But to Fulfil：Jefferson，Indians and Republican Dispensation”），见Seventeenth Century Studies，Vol.18 （4），1985，页523—548；Meek，《社会科学和粗鲁的野蛮人》，前揭，页154以及 Meek，《苏格兰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贡献》，前揭，页34—45 和K.G.Ballestrem，《观念史中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来源》（“Sources of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in the History of Ideas”），见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Vol.26 （1），1983，页3—9。
1703311066
1703311067
[78] J.G.A.Pocock，《马基雅维利时刻》（The Machiavellian Mo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页499。
[
上一页 ]
[ :1.70331101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