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11268
1703311269
野心是理解弗格森的完美主义和他试图为目的论和神意框架内进步的启蒙信念辩护的关键；它是“前进的特别原则”并且绝不会被耗尽。[176]然而弗格森猛烈地抨击骄奢淫逸的欲望的扩张，因为在“自然的”条件下，“自然的感官欲望比较容易满足”并且“限定在较窄的范围内”。[177]与未腐化的野心联系在一起的需求的无限扩张应当被引向“人类生活的更高的和更好的追求”。尽管在“单独的动物性生活（生存）的关注”中野心的发挥伴随着利益，在人类的实践和道德进步的更高级的领域中它的发挥更为关键。野心可能偶尔会误导我们去追求无价值的目标，如“拥有财富”或“权力”，而弗格森确信“智慧的生命，或早或晚，注定会发觉野心的真实道路”，[178]这一道路引导我们培育“社会秉性”这一通向德性和幸福的最终路径。[179]弗格森将这一进步性鞭策视为“持续的”、“普遍的”和最主要的动力。[180]最健康的目标是那些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并强调合作的目标。野心并非源自想要克服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或低人一等的感觉，而是以与上帝的心灵交接的欲望为典型特征的一种更为良善的完美主义的表达。[181]
1703311270
1703311271
六、结论
1703311272
1703311273
尽管信奉目的论和神意论，弗格森对人类基本的社会性，以及这一事实影响个人化的驱动力之方式的强调，有助于为社会科学后来发展提供空间。他与法国唯物主义的冲突以及对本性/教养之争的探讨也是如此。他坚持认为，他虑的激情既是自然的也是适应性的，也显现出很大的先见之明。
1703311274
1703311275
弗格森对人类生活的驱动力原则的兴趣构成了早期的情感社会学，而他对早期自由主义隐含的享乐主义的反对，照亮了自由主义文化发展的关键时刻。特别是他与斯密和休谟的分歧，为观念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分叉口提供了洞见。弗格森取得的成就，部分是因为他敏锐地观察到了现代性和市场伦理对社会生活的影响［99］以及他为处理实际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局限所做的准备。这些准备使他避免了那种僵化的、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对利己主义和商业社会的早期批判，而赞赏进步的积极影响。
1703311276
1703311277
[1] 例如，参见J.Pierce，《苏格兰常识学派和个体心理学》（“The Scottish Common Sense School and Individual Psychology”），见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Vol.31，1975，页137—149、页140。
1703311278
1703311279
[2] Vidal，《18世纪的心理学》，前揭，页90。
1703311280
1703311281
[3] 虽然在提及制度或者机构时，他也常使用“心智”一词。
1703311282
1703311283
[4] 《给吉本的信》（Letter to Edward Gibbon），April 18，1776，Correspondence，No.88，I.页141。
1703311284
1703311285
[5] 哈孔森也已经注意到了斯密和休谟的心理学也是如此。Knud Haakonssen，《立法者的科学：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自然法理学》（The Science of the Legislator：The Natural Jurisprudence of David Hume and Adam Smi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页6。
1703311286
1703311287
[6]Essay，页8—9。
1703311288
1703311289
[7]Analysis，页7。
1703311290
1703311291
[8] 第八章将更深入探讨这一点。
1703311292
1703311293
[9] 罗伯森（John Robertson）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苏格兰对启蒙运动的贡献》，前揭，页48。
1703311294
1703311295
[10] M.Wertheimer，《心理学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Psychology，New York：Holt，Rhinehart and Winston，1970），页20。
1703311296
1703311297
[11] John P.Wright“18世纪苏格兰生理学中的唯物主义和生命灵魂”（Materialism and the Life Soul in Eighteenth Century Scottish Physiology），见《苏格兰启蒙运动》（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Paul Wood （ed.），Rochester：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00，页182。
1703311298
1703311299
[12] Wertheimer，《心理学简史》，前揭，页20。
1703311300
1703311301
[13] 实际上，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始终将人的身体视为“机器”，例如，参见3.14.12，页242以及 3.14.2，页234。
1703311302
1703311303
[14] 根据霍瑟萨尔（David Hothersall）对于功能心理学的定义。D.Hothersall，《心理学史》（History of Psychology：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5），页21。
1703311304
1703311305
[15]Institutes，页11。同样的观点在“Joseph Black”（页109）和Principles，I（页1）中反复出现。这种方法似乎为培根首创（Wood，《人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Man］，页94—95），尽管亚里士多德也指出，为了“理解道德上的善为何物”，“我们必须研究人类的灵魂”。Aristotle，《伦理学》（Ethics，translated by J.A.K.Thomson，London：Penguin，1976，Book I.Xiii），页87。需要记住，18世纪的道德哲学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心理学。Viner，《上帝的作用》，前揭，页78。对于“常识”学派心理学的一般讨论，参见Philip Flynn，《苏格兰哲学家、苏格兰评论家和心灵科学》（“Scottish Philosophers，Scotch Reviewers，and the Science of Mind”），见The Dalhousie Review，Vol.68，1988，页259—283。亦可参见Pierce，《苏格兰常识学派和个体心理学》，前揭，页137—149。
1703311306
1703311307
[16] 但这并不意味着弗格森接近马勒伯朗士的真正的有预见性的心理学，后者也认为人类行为是上帝超越意志的动力因。Reed，《理论、概念和实验》（Theory，Concept and Experiment），页342。虽然，弗格森将我们的官能和激情确定为这些动力因，马勒伯朗士几乎提出了一种充分发展的有关无意识心智的力量的理论。弗格森的方法也远离狄德罗、霍尔巴赫、马拉（Marat）和哈特利（Hartley）等人提出那种萌芽期的精神病“科学”，因为他将自己限定在神学框架内工作；这种关于人的研究没有被充分地采纳，因为对弗格森而言，更关键的是人类而不是物质和细胞。有关对精神疾病的观念从形而上学过渡到生理事件的讨论，参见Sergio Moravia，《启蒙运动和人的科学》（“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Sciences of Man”），见History of Science，Vol.18，1980，页247—268、页263—264。
1703311308
1703311309
[17]P.I.，页 49。
1703311310
1703311311
[18]P.I.，页6—7。
1703311312
1703311313
[19]P.I.，页4。
1703311314
1703311315
[20]Essay，页48—49。
1703311316
1703311317
[21]Essay，页11—12。
[
上一页 ]
[ :1.70331126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