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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特别是在进步的内容和速度上，我们表现出了显著的活动范围。P.I.，页314；P.II.，页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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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P.I.，页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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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Michael Lane，《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London：Jonathan Cape，1970），页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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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也就是说，我们道德上的自我实现，表现在对共同体的服务以及相互之间的仁爱上。P.II.，页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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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维尔克也提出了一种与弗格森在此提出的类似的历史解释。Willke，《亚当·弗格森的史学思想》，前揭，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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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我借用了凯特勒的“进步的目的论”的术语。Kettler，《亚当·弗格森的社会与政治思想》，前揭，页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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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Institutes，页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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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P.II.，页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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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Joad，《哲学》（Philosophy），页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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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关于这一点的讨论详见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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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感谢约翰·格雷（John Gray）对该术语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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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社会：亚当·弗格森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思想 第七章 弗格森的早期冲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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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本章将聚焦于弗格森在冲突理论领域上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工作；这项工作是为他赢得“社会学之父”的现代声誉的原因之一。[1]弗格森的理论或许是迄今为止对冲突的积极的、组织性的属性最先进的处理方式，[2]他的讨论有很多先见之明。他的冲突理论假定冲突是社会交往的真实媒介甚至形式，从而预见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冲突理论，也体现了早期的辩证性的历史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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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在解释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秩序的保障中非常重视冲突的作用。冲突产生了很多积极的未意图后果：它防止社会的僵化；导致国家、正式的防卫制度和大规模的社群的形成；它在道德人格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它维系了政府诸权力之间的平衡，防止专制的侵犯，有助于社会稳定和凝聚性的维持。因而冲突对于人类的繁荣和文明的进展非常重要。[3]因为冲突是以自生自发的方式实现了所有这些方面，所以它在弗格森对文明社会出现的契约论解释的质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尽管他的方法具有真正的原创性，仍然应当记住，弗格森在塔西陀和马基雅维利等人那里获得了灵感。他在黑色守卫团[4]担任牧师的短暂但显然是愉快的经历，也可能塑造了他对“冲突”的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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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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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弗格森对于冲突的解释“使其脱离了他所处时代的主流立场”，[5]而福布斯则将其视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最为“强硬的心智”，代表了“18世纪社会实在论的最高水位”。[6]虽然弗格森与沙夫茨伯里、哈奇森和大多数苏格兰文人一样，都认为霍布斯恐怖和单一的人性观是错误的，他的观点也有些不同，［124］即他也同时支持霍布斯主义的一个关键假设，即“人的”本性是好斗的。弗格森的部分计划是要挑战契约论者所提出的错误的二分法，也就是一方面认为社会是安宁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社会是暴力、孤立和混乱的。不然，我们是具有好战倾向的社会存在。他也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以及后来的霍布斯主义者）提出的关键假设，也就是社会的关键目的是稳定和和谐。不然，“人类命运中的某些环境”促使我们走向社会，而其他的则促使我们走向“战争和分裂”。[7]弗格森从未声称攻击是我们偏爱的事情或者主要的事情，[8]但他坚持认为冲突就像安宁一样自然，甚至同样可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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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冲突的内在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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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称，冲突的根本原因部分可以在外部条件中找到，但主要存在于人类心灵。尽管嫉妒和贪婪（冲突的其他刺激物）具有普遍性，人类本性上是不安宁和冲突的，冲突的极端形式（战争）会为其提供一种最主要的职业。我们“似乎在心中就有仇恨的种子，并且欢欣鼓舞地拥抱每一个相互敌对的机会”[9]这些驱动力既是普遍的也是先天的，存在于“每一个野蛮人”和“每一个游戏的男孩身上”。我们甚至“因威胁［我们］的警告而欣喜”。我们对“慷慨大度、刚毅和智慧”等高尚的美德的拥有确定了我们在逆境中“斗争”的命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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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下派的“联合”原则本身不能解释人类事务的每个方面。诚然，我们是社会的动物，但我们也受“冲突”原则的驱使。[11]人们在本性上既相互照看也热衷派系斗争。[12]我们“倾向于独立”，但往往“在家庭、部落或族群的名义下出现分离和区隔。”[13]弗格森反对霍布斯关于暴力乃人之本的假设，认为这一假设建立在对我们的构成的选择性感知上。他回应了当时关于人本质上是合作的、社会的还是孤独、好斗的激烈争论，将这一整个争论看作建立在错误的两分之上；反过来，这一两分又是由于假设存在一个前社会的战争和无法律约束的状态。[14]相反，我们人类一直具有社会性，并且总是受“联合和敌对”两种驱动力的刺激。不是企图将所有的驱动力都还原为单一的动机，弗格森主张，［125］“在处理人类事务时”，我们应该将我们本性的每个方面都考虑到。[15]但弗格森用“人的事务”这一短语所指的实际上是“男人的事务”。在这种对人的构成的高度男权主义的解释中，几乎完全看不到女人的身影。[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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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对于动机的二分法与他的下述结论相关，他认为我们人类具有使自己形成团体和效忠的单元的倾向。我们的本能推动我们形成紧密结合的单元，但它们也指定了维持这些单元的手段。本能的好战性和竞争性，不会破坏社会，反而是其真正的防腐剂。因而“联合和冲突”并非像霍布斯主张的那样二元对立，[17]而是密切联系。我们的社会性促使我们形成团体，而我们为共通的感情激发的好战本性帮助我们维护这些团体。[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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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谴责他对冲突和暴力的拥抱可能与其他关于社会的激情以及仁爱的上帝（为了我们的好处和持存而协调事件）的重要性的主张相矛盾，弗格森首先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似乎忽略了她的作品的安全与和睦，而采取破坏的政策”。他继而提出的基本理论，即人类的生命是有限的，死亡不可避免，在本质上是廊下派的观点。[19]弗格森赞同并扩展了奥勒留的观点，后者认为宇宙处在流变和更新的永恒状态之中。[20]改变、终结、再生；所有事物都符合神圣的宏伟计划。我们天然的好斗具有目的论的方面，是被精心地放入以作为自我保存的机制的。如果同一驱动力会导致我们死亡，那么它也是不断更新的“自然”的一部分。正如弗格森所说，我们没有被造就为永生不灭。即使“寿命最长的存在”也必定死亡。[21]在我们狂暴的“消遣”中产生的伤害和死亡是完全正常的，甚至是好事。战场上的早逝也是自然的死亡，仅仅是另一种“自然之主用来安排我们退出人类生活的……瘟疫。”[22]人类的生存，而不是单独而言的个体生存是重要的，并且因为冲突导致我们相互合作，培育社会，这反过来又磨炼道德人格，让人类经受时间的考验，从而它的优势远大于缺陷。弗格森坚持认为，如果要看透我们的［126］造物主允许暴力存在的秘密，我们就应该以人类而非个人的术语思考问题。弗格森通过引入植物生命的枯荣的无情类比表明，借助自我创造的进步包含着风险，以及它的某些代理人的必然死亡。为了补偿，造物主提供了数量充足的祈求进步者，以弥补其所导致的明显浪费。这并非否认一个仁慈的，进行设计的心智，相反，纷扰、扰动和变换的表象，明显地证明了它的存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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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其社会秩序理论时，弗格森总是强调人世的兴衰沉浮是其本质的和谐的一部分，至少从长远来看是这样。以这种方式，他能够维持一种困难的平衡，一方面是关于宇宙本质上的“恰当性”的廊下派乐观主义，以反对其主要对手霍布斯；另一方面通过承认那些更加不令人不愉快的生活事实，而仍然满足自己的经验主义雄心。人类事务的和谐与均衡可能是吊诡地通过不和谐和表面的非均衡达到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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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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