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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Cicero，De Officiis，1.44.157.，页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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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Anthony Ashley Cooper，（Lord Shaftesbury） 《论机智和幽默的自由》（An Essay on the Freedom of Wit and Humour），《人、风俗、意见及时代之特征》（Characteristics of Men，Manners，Opinions，Times Etc），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hn M.Robertson，in 2 Vols，London：Grant Richards，I，页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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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Bernstein，《亚当·弗格森和进步观念》，前揭，页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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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生活在社会中是人类身体的处境，而不是任何一个特定的人的道德上的特性。争吵的人处在这种状态，和平相处的人也处在这种状态。”P.II.，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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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Oz-Salzberger，《解析启蒙运动》，前揭，页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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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Waszek，《人的社会性》，前揭，页161—63；Kettler，《亚当·弗格森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前揭，页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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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Kettler，《亚当·弗格森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前揭，页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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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P.I.，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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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Waszek，《人的社会性》，前揭，页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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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有关罗马廊下主义中战争、义务和和平主义之间关系的深入讨论，参见Hill，《罗马廊下派的两种共和主义》，前揭，页6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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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社会：亚当·弗格森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思想 第八章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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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对于习惯的社会角色的兴趣来源于他对下列事情的更为一般的兴趣：探寻人类的次级理性、无意识和情感维度；发展他有关隐性的过程和驱动力能够产生社会秩序的理论。尤其是，他想理解和解释，规范、结构和制度最初是如何由激情所引发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确立的。激情并非随意发挥，而是被组织起来的和可组织的，就像个别行动被转化成一个可理解的体系。弗格森试图理解获得的文化与神意的自然法相互作用的方式，这反映了他社会科学方法的层次性。这也使我们明白，为何他的保守主义如此根深蒂固，以及他对激烈变革的厌恶实际上是一个仔细地推敲过的立场。在维护社会生活和产生自生自发秩序的过程中，习俗发挥了一些重要作用。弗格森在《道德和政治科学原理》中用了五节阐释习俗（习惯）的影响，以说明其重要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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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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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长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特别强调习惯在人类事务中之重要性的思想家中，弗格森是一员。[2]弗格森所称的习惯指的使我们社会化的一种机制，我们现在有多种称谓：组织方式、默会知识、道德和社会文化、规范和风俗。他的苏格兰同辈对此也有兴趣，并且被认为是民俗人类学中的原创性人物，影响了美国早期的社会科学家萨姆勒（1840—1910）对《民俗论》（Follways）的写作。[3]休谟、里德、米勒和卡梅斯都对该主题有浓厚的兴趣，[4]其他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如爱尔维修、卢梭、［140］孔多塞和康德也一样。[5]但是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当习惯吸引心理学家之前，都没有得到广泛和系统地研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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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在讨论这个主题时，试图提出习惯是内在的趋势，是社会所锻造的，从而说明亚里士多德有关自然和习俗的区分并不合适。习惯为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许多重要的功能。它扮演了“上帝的”担保人，我们所有重要的进步都将被保护和珍藏，从而保障了我们人类的进步和繁荣；它有助于我们的道德发展并且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发挥作用；它提高了社会凝聚力，维护人类幸福和美德以及社会的基体。弗格森有关习俗的论述值得关注，因为它展现了风俗和习俗的隐性功能和显性功能的区分，而体现出一种功能主义的前兆。它也（附带地）成为弗洛伊德的移情和儿童期情结理论以及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研究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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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人类进步的探索中，弗格森确认了三条控制我们进步本性的法则。第一条，进步受能力的恰当而正确的运用的支配。第二条，“野心”激励和推动了进步，第三条，习惯加强了我们的原始反应。后两者最为重要，“因为它们进入到每一项追求和成就的考虑之中，它们是这些追求和成就的果实或者激励。”野心启动了进步，而习惯维持和支持野心的成就。习惯被界定为，“人的好的或坏的行为因之而不移，并成为他们品格的一部分。”[7]弗格森乐观地认为在个体心理学的层面，习惯趋向于“确立善良的而非邪恶的性情”，因为它具有“缩小越轨和失误的范围”的“趋势”。[8]弗格森非常清楚，这种“适应性”是种族特征和生存特性，而非 “依照意见、倾向或者能力的要求将自己塑造成不同形式”的个体的或者个人的技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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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习惯的实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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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允许我们将实用的社会实践制度化，维持共同体的适应能力并使未来的发展成为可能。离开了习惯或传统，我们人类的非正式的成就便无法通过时间进行积累，［141］因而社会秩序的法则将只与生活最基础的方面相关，如繁衍和基本生存。诸多来之不易的间接成果如语言、艺术、技术知识和治国术都会遗失，每一代新人都需要重新创造它们。通过习惯和民俗，个人或者前辈所获取的成就和知识就能得以保存，“当我们获取后，为我们自发使用提供准备”。[10]习惯是我们的集体记忆。没有它人类的进步是不可能的。因此无论是对于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实际进步还是对我们个人和集体的道德发展来说，习惯都是基本的。同样，詹姆士后来写到，“习惯是社会巨大的飞轮（flyheel），是它最珍贵的保管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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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让生活变得更加和谐，更加有序和更加可预测，从而在心理上和实际上也更加舒适。一个没有习惯的世界是混乱和令人不安的，“是一幅无法摆脱的混乱和不可靠的景象”。[12]习惯让我们避免自己的冲动或“心中的摇摆和起伏”，并使我们通过创造能力跨越人生中的意外事件，用卡米克的话说，“一个使我们摆脱外在感觉和鲁莽的嗜欲的稳定内核”。[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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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习惯有一种保存我们人类成就的有益倾向，它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和道德上的决策节约了很多时间，避免了很多麻烦。它发挥了一种人体工程捷径的作用，使我们能够“不需要预谋或者有意图地努力……就经由一种自发的努力而前进”。[14]习惯将我们主动的能力磨炼到具有发射性或“机械性”。[15]实际上，“人类心里的所有激情”都是经由“熟悉和惯习”[16]来加强和巩固的。因为习惯让任何工作做起来更轻松和愉快，它降低了我们逃避人生的更加繁重的任务的倾向。[17]休谟在《人性论》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写到，“没有什么比习惯和重复在提升和降低我们的激情将愉悦转变成痛苦，将痛苦转变成愉悦上有更大影响的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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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习惯的社会和道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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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尽管人生来具有本能，但是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前社会的人性，因为本能不能从社会生活中抽离出来，[19]因此本然的冲动与社会习得的习惯“总是交叠在一起”。[20]肖特认为，弗格森和其他的苏格兰思想家如斯密和米勒一起，是“符号互动论”的先驱，该理论假定社会“先于个人”，“自我和心灵是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发展起来的”。相应地，“自我控制是社会控制的结果”。[21]我们体验羞耻以及敏锐感受周围他人意见的能力积极地塑造了我们的行为。因而，习惯在道德情感的维系上发挥了作用。社会的裁断奖励有德，惩罚邪恶的冲动，从而这些冲动不可避免地变成反射性的。例如，本能性的父母之爱随着亲密的经验而加剧。我们对他人的自然感情为共享的经历所加强。[22]通过习惯以及羞辱和评论的社会制裁，好斗神奇地转化为对社会有用的勇气。因此，勇气同时是前社会的和社会的产物。虽然“憎恨或依恋的强烈感情是［一个人］胸中的活力的最初表现”，但同时，“勇气也是社会给予人的礼物”。[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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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习惯“并非人类本性中的原始习性”，这是我们本性的一项“法则”，即“无论生命体在不损害其机体的前提下表现为什么，只要持续下去就会产生习惯”。形成习惯的倾向，就它是一种“来自于已经所行之举的倾向”而言是习得的。[24]不过，这是一项我们极易沾染上的，来自于通过经验学习和进步的那种真正本能性的能力的倾向。[25]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是，我们的本能并非绝对可靠的，[26]因而，为了弥补这种本能的不可靠造成的缺陷，“自然”赐予我们一种人类特有的形成习惯的冲动。显然，弗格森对习惯的讨论是高度目的论的。我们［143］具有习惯，因为我们的“创造者使我们‘注定’要通过重复和经验来改进我们‘自然的’能力，[27]我们‘注定’要通过观察和经验来行动”。[28]设计原则是主导性的。自然条件以有序、规则的方式被安排，以便启发和促进习惯性的行为。此外，习惯引入到社会生活中的“稳定性”和“常规性”是被“仁爱地提供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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