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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移情、条件反射和儿童期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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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学转换到更具“心理学”色彩，弗格森继续非常具有先见性地描述我们现在称为移情、条件反射和儿童期情结的现象。[59]当然，这并不是他的术语，虽然他自己的表述足以表明他超凡的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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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将在事情的日常进程中与主体不存在真实联系的性质赋予主体；我们还将心灵的感受和情感赋予事物，它们实际上并不是这些感受的对象……不借助思想或者关于原因的知识的传播，激情就通过传染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激情传染到的人或许会将这一激情的对象误认为某个小的意外或者刚好伴随着这一情感的环境。如果保姆尖叫，作出惊悚的表情，而大老鼠和小老鼠正在地面上穿梭，她的小孩受恐怖情绪的感染，或许从此之后遇到类似的情形就会产生类似的情绪……最难控制的惊悚感受是无害或有益的事情在场时所触发的……一个人看到猫时，头发会竖起来……另一个人闻到芝士的味道或者看到特殊的肉就会恶心和头晕。这些变化无常的恐惧或厌恶通常被称为反感（antipathies），很可能起源于幼儿时期，或受到疾病的影响；并且在事情的理由被质疑之前就已经获得了习惯的力量。[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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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普洛夫（1849—1936）在条件反射领域的工作可以被视为对弗格森更早假设的实验检验。但是这段文字尽管迷人，它们不过附属于更大的规划。弗格森在此描述的现象表征了习惯的病理学畸变，从而越轨乃至社会秩序的畸变。这种习惯的反常偏离了它真正的组织功能。这些“被误导”的联系并不像“那些建立在事物的常规进程中的概念，这些常规的进程是我们可以赖之以前进的，并且相信是规则且永恒的自然在她所建立的秩序中总是维护着的。”[61]后面这些常规的，惯常的事件代表了真正的经验（即［147］造物主有意为之的经验），保障了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自然的均衡。尽管，我们易于染上的积习，不可避免地有时会把我们引向相反的，对社会无用的方向。弗格森的先驱式的弗洛伊德主义实际上是我们易于染上积习这一困境的歧出。换句话说，我们天生的易感性可能会导致那种条件反射，这种条件反射不具有社会效用，而是完全没有任何有用功能的心理神经症结。此外，我们习成的倾向可能会将我们错误地引向不健康的行为模式，因此“实际上无所事事或者不必要的［习惯］被认为是一种不幸或瑕疵”。[62]尽管总体上，弗格森认为习惯将产生社会有益的后果。[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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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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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在弗格森的自生自发社会秩序概念中具有四层作用：首先，它是“造物主”在尘世的保险单，确保任何此前取得的进步珍藏于人们的行为中，以至于变成反射性；其次，作为本质上人类的产物，习惯允许我们运用“意志和选择”，在我们道德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让我们的情感在维持社会生活中发挥适当作用；第三，习惯解决了识别政治权威的基础这一抽象问题；第四，习惯加强了公共纽带，允许和鼓励我们生活于自然有意为我们安排的社会环境中。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习惯的影响，被激情所支持的社会既不混乱也不危险；相反，它秩序井然，协调一致且进步。弗格森对这一事实的精当评估，意味着他对激进社会变迁的厌恶，或许更具科学性而非意识形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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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德和政治科学原理》第三章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七部分。莱曼在《亚当·弗格森》（页52—53、页67—77）、凯特勒在《亚当·弗格森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很好地阐释了弗格森有关习惯的观点。本章受益于这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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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arles Camic，《习惯问题》（“The Matter of Habit”），见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1 （5），March 1986，1039—1087，页1047。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司各特（Duns Scotus）、奥卡姆（William Ockham）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些。O.Fuchs，《威廉·奥卡姆的习惯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Habit According to William Ockham，St.Bonaventure，N.Y.：The Franciscan Institute，1952），页xiii—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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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onald Pickens，《苏格兰常识哲学和民俗》（“Scottish Common sense Philosophy and Folkways”），见Journal of Thought，Vol.22，1987，页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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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ristopher J.Berry，《社会性与社会化》（“Sociality and Socialisation”），见Alexander Broadie （ed.）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页24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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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amic，《习惯问题》，前揭，页1047—1048。与弗格森不同，康德并没有用积极的术语来描述习惯和习俗，而是强调个人需要通过运用自律理性将自己从习俗（习惯）中解放出来。Jeffrey Minson，《人与习俗：康德哲学的人文主义、修辞和伦理学史》（“Men and Manners：Kantian Humanism，Rhetoric and the History of Ethics”），见Economy and Society，Vol.18 （1），February，1989，pp.191—220，页2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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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例如，19世纪的詹姆斯（William James）、巴特勒（Samuel Butler）和20世纪早期的实验心理学家邓拉普（Knight Dunlap），后者是《习惯，它们的形成与瓦解》（Habits.Their Making and Unmaking，New York：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39）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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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I.，页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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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P.I.，页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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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P.I.，页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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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P.I.，页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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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它独自将我们所有人限制在法令的范围之内，并且保护富人家的儿童免遭穷人嫉妒的暴动之苦。它独自使最艰苦和最受人排斥的行业，不至于被那些培养起来承担它的人所抛弃。它让渔夫和水手能在海上度过严冬；它让矿工在黑暗中，让农民在小木屋和他孤独的农田中度过几个月的雪季；它让我们免遭沙漠和冰冻地带地带土著人的侵略。它使我们注定要依据我们的教养或者我们早期的选择在生活中拼搏，并力争在与其不一致的追求中做到最好，因为没有其他的追求适合我们，重新开始也已经太晚。它防止了不同的社会阶层混合。”William James，《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in 3 Vols，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Vol.1），页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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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I.，页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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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amic，《习惯问题》，前揭，页1046。该文还详细地提到了社会学史上对习惯的更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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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P.I.，页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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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P.I.，页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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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ssay，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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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P.I.，页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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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Hume，Treatise，3.3.5.，页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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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无论在何处人类的本性都不是抽象的。”P.II.，页419；Essay，页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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