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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有人认为，斯密对商业时代也表现出“浓厚的悲观主义情绪”，[28]但斯密的保留意见比弗格森少。后者对商业化的潜在危害的关注贯穿其一生，并且他比任何苏格兰同辈都更加意识到“商业精神”的出现所造成的公共危险，即社会堕落为“暴政”的危险。他公开声称写作《文明社会史论》的目的是“描述有可能导致政治奴役的精神萎靡……和国家衰弱。”[29]弗格森在其《文明社会史论》、《罗马共和国兴亡史》、《道德哲学要义》、《道德和政治科学原理》以及论文集和小册子中详尽地解释了这些后果的原因。文明时代的新繁荣带来了舒适和“便利”，但它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的毁坏。历史上满是经历过“自动变得默默无闻，软弱无力”的情况的国家。无需惊奇，人们往往认为“社会进步至我们所谓的国家伟大，并不比它们退回到虚弱和默默无闻的状态更为自然”。将“年轻和年老的意象”应用到民族上似乎是完全合理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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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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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尊崇古代的波利比乌斯努力区分帝国衰败因素的谋划。后者认为，存在两种来自于自然原因的可能的衰落之源：“外部的”，它没有“固定的原则”以及“内部的”，它是按照可预期的或者“规则的次序”而产生和发生的。波利比乌斯描述繁荣而安全的“共和国”的典型模式，这一共和国如果长时间享有“霸权和毫无竞争的主权”，必将以公民的放荡而终结。[31]弗格森将后一种内生的衰落类型视为他关注焦点，宣称“没有一个国家遭受的内在衰落不是因为其成员的邪恶”。[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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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采纳了波利比乌斯有关堕落一词的用法，就像马基雅维利和大多数18世纪的思想家一样。[33]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堕落”（corruzione）代表了政府性质的任何形式的退化，并且它不仅［166］影响到个别的人民，而且在盛行的态度和行为趋势上影响到整体的人民。[34]弗格森告诉我们，当公民的行动本性失去了“激发其精神的目标”，“民族就不再杰出了”。一个健康的国家建立在，并且主要表现为活跃的公共利益以及对市政事务的广泛参与。放荡很快使这种精神衰退。[35]对于政府来说，称职甚至对于确保令人满意的物质繁荣都是不够的；它还需要积极地争取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36]历史教导我们，那些政治冷漠程度高的国家极易为独裁者所算计。弗格森最担忧的是任何可能造成“军事政治”的独断统治或者使其成为必需的条件。这种担忧长期存在，并且在他所有公开出版的著作和私人通信中反复出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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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将堕落与那些削弱“公民的”和“政治的德性”的条件的变化相联系，也就是专业化、过度扩张和享乐主义。[38]他对现代堕落的病原学分析与他对罗马共和国衰落的原因的观点有关，而后者都可以追溯至伊壁鸠鲁主义对廊下主义的胜利。伊壁鸠鲁主义教人挥霍，描述了一个无神的由偶然性支配的世界，将道德还原成享乐主义并教导人们“所有的善都是私人的”。忠诚于伊壁鸠鲁主义的原则导致了挥霍和毁灭。[39]相反，对现代社会疾病的治疗有赖于廊下主义的教导。[40]弗格森对这种堕落的来源和本质的详尽解释，展现了一颗应对巨大的社会变迁的带有道德说教色彩但也细密的心灵。美德的消失是致命的，因为与斯密或曼德维尔不同，弗格森并不以财富、军事力量或人口水平等数量型指标来判断社会繁荣，[41]而是以其公民的道德和性情的廊下派指数（the Stoic index）为依据。[42]这里蕴含的重要潜台词可能是，那些赞成《合并法案》的人不爱国并且唯利是图。［167］在苏格兰流行的观点是，联盟产生于“苏格兰领导阶层的堕落”，他们接受了财产和其他回报（例如，贵族地位）的贿赂而投票赞成。[43]但他似乎赞同这一更为善意的观点，即苏格兰的领导人已经甘愿接受联盟，或者最坏的情况是，为英格兰所迫（它威胁“禁止苏格兰在贸易中向英格兰出口重要的物品”）[44]将苏格兰的经济福利放在其独立性之上。[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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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弗格森认为活跃的公共利益和参与是一个健康国家的主要特征。鼓励政治和军事参与（因而公民道德）的能力是良好统治的真实指标。[46]虽然斯密遗憾地承认随着商业主义的出现，公民美德减少了，[47]总体而言，他似乎相信物质的繁荣具有道德和存在论上的优先性。美德和公民身份尽管都非常令人向往，但不得不为了进步和财富而牺牲。弗格森则更为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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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商业、疆域、技艺知识，当它们被人们适当运用时，是自我保存的手段，也是力量的基础。如果部分没有做到，那么国家就会变弱；如果它们全部没有得到运用，那么整个种族都要灭亡。它们的作用在于保存人数，而不在于构成幸福……但当它们用来保存怯懦的、沮丧的、卑贱的民族时，它们就没有什么意义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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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和弗格森在腐败的问题上主要的区别在于，斯密的观点本质上是早期的自由主义和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49]而弗格森在谨慎地拥抱这两种观点时，不情愿放弃公民人文主义的诊断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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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凝聚力和规模问题：“失范”、帝国主义和官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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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萎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小规模共同体成长为非个人的、笨拙的城市和帝国。实际上，弗格森猜想，在所有趋向专制的路径中，过度扩张是最确定不移的。[50]［168］这可能是军事帝国主义的有意行动的结果，也可能更为自然地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经济增长刺激了人口规模的扩大并导致城市发展。这两个进程都会导致过度官僚化、过度集权化、社会迷失以及我们现在所称的“失范”情况。当这些条件与以契约为基础的市场社会和利润动机相结合，破坏性的潜力将进一步加剧。弗格森警告，这些因素的结合是专制，最终社会和经济全面崩溃的前奏。文明不只是根据文化、技术和经济上的发展的定义，也是根据共同体的情感来定义的。然而这恰恰是当文明国家走向衰落时所失去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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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弗格森所阐述的过度扩张的影响肯定预见到了19世纪社会学的某些关注，需要注意的是，弗格森公开的灵感来源于廊下主义对同情同感（sympathia）和社会亲密原则的关注，其后，他将其运用于“当代的”条件，以产生更现代的效果。为个体社会的出现所困扰，他怀旧地想起小的部落社群的黄金时代，在那些部落中“人们友善的交往，即使处在最为粗粝的状况，也充满了感情和快乐”。[52]他偶尔（或许并非故意）带有尚古主义色彩，就如他颂扬亲密的社会，如修昔底德笔下的古代雅典、塔西佗记录的德国以及当时的人类学家对“野蛮”社会的记录。在上述所有的这些社会中，公民享受基于自发的感情而非基于职责或期待回报的关系。[53]与未开化和野蛮时代的公共精神相比，支配文明和市场社会的精神是个人主义、竞争和法治主义，在这里，社会关系为契约和对利润的追求所界定和限制。相对于斯密对进步的相对乐观，弗格森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心理和社会成本比较悲观。他为马克思的商业化对“社会本质”的影响的观点做了铺垫，他提出，在文明的国家中，“我们有时会发现人类是一种孤立的、寂寞的生灵”，“他已经找到了一个与他人竞争的目标，并且为了它们所带来的好处，不惜像对待牲口、对待土地一样地对待他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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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对逝去的乡村生活的哀悼，一如他对通向大规模社会组织的不可逆转的发展所抱有的强烈担忧。城市的出现拉开了大量社会和道德问题的序幕。弗格森将“人民”列在“财富和税收”之前作为最重要的“国家资源”。但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限制，即单纯的人口规模无法反映其价值。这种关键的国家资源的价值［169］要与人民对“联合和品格”的感觉的比例关系来定性地衡量。遗憾的是，有时他们的数量直接导致大众变得“分裂和堕落并丧失公共感情”，特别是当这些人都聚集在一起时。[55]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弗格森个人相信只有在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城邦国家，人民才有最好的机会过上“好的生活”，即作为公民动物。[56]那些最少地受到商业主义的影响，最多地“保持内心平静”的人才能在大地上生存下来。[57]城市对人的道德和身体健康的影响是19世纪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恩格斯的著作中，但弗格森是18世纪少数关注此问题的思想家之一。[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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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军事帝国主义才是过度扩张的最快和最具破坏性的途径，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罗马在自己“内部的腐坏”上加上了最后一根稻草。[59]弗格森认为，繁荣的国家通过不断扩张领土而增加其财富是其本性。这个观点的先驱是修昔底德，他将征服的欲望归因于傲慢这个恶习，它是富裕国家独有的特征，驱使他们超过需要和理性而扩张。傲慢缘起于因过往的成功而获得的过度自信，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也就大的和繁荣的）国家更容易走向衰退。[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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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所引发的过度扩张的最恶劣的影响是政治活力和正直的丧失。弗格森注意到，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庞大，领土越来越广阔，人民相应地在身体和心理上越来越疏于政府事务。此外，政府本身也越来越集权和官僚化，因而也越来越缺乏“民主”。古代中国是最典型的病态的皇权官僚制。在那里，统治的艺术被定义为最高程度地满足那些“粗鄙的心智”，对他们而言，国家的“繁荣和伟大”等同于迅猛地走向专业化、区隔化、职业化、原子化、去分化、规程化、去人格化以及统治和权威的合理化。注意，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是规训和监管的越来越专制的形式，而非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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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做的事是我们易于赞赏的事。他们使国家事务管理落到最低劣的能力的水平。他们把国家事务区分开来，分摊给不同的部门负责。他们赋予每道程序冠冕堂皇的仪式，［170］庄重威严的形式。在对形式的敬畏无法平息动乱的地方，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会动用一支雷厉风行的警察部队，还配有形形色色的体罚刑具。……国家的每个部门都是由不同专业的人来干的。每个候选官员都必须受过正规教育。正如从大学毕业，要想获得学位就得靠自己的熟练程度和名次一样。不仅文学，而且国务、战争和税收方面的审理都是由研究不同学科的毕业生主持的。虽然学识是通向晋升的阳关大道，但是，最终人们只要会读会写就行了。政府的伟大目标在于种植和消费地球的果实。尽管该国拥有所有这些资源以及为利用这些资源所作的知识准备，该国事实上还是弱小的。它不断为我们提供了我们试图解释的例子，在研究战争和政治的学者以及分出来研究军事专业的千千万万人当中，我们找不到一个人会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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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表明，“人性”在规模适度的国家中能繁荣和优秀，而在“过度生长的国家，一般会逐渐衰落和退化”。[62]共同体是美德的苗圃并且在那些保持“独立”和“较小规模”的地方更能发挥这种哺育作用。[63]一个国家的领土需要足够小，以便能够普遍地参与，从而培养共同的感情。但当人们居住于“广袤的土地上时，他们被分离开，并且忽略了他们的共同体”。统治落到少数人那里，他们“从大多数人手中接掌了每一项需要公共热情或者共同从事的事情”。大多数人必然陷入“倦怠和阴暗的状态”，公民的政治效能得不到发挥，人民开始使自己遭受“任意的统治”。[64]哪里公民没有参与国家事务，哪里就没有公民美德。没有公民美德和主观的政治效能意识的地方，专制主义就可能不受通常的公共监督和问责的限制而抬头。过度扩张和过度官僚化导致了政体和连接共同体的看不见的线索的瓦解。一个具有健康的骚动和合作的强固的宪制逐渐停摆。矛盾的是，过度的扩张并非扩展反而缩小了“国家事务”的“范围”。统治的过程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冷漠和沉重，因为“多数人开始认为他们自己是主权者的臣民，而不是政治团体的成员”。现在，“参与立法或其他政府事务”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弗格森的观点与孟德斯鸠一致，都认为专制主义在大的帝国不可避免，因为帝国不灵便的规模需要集权的政府，而以迅速的决断和无情的权宜之计补偿距离问题成为必要。[65]过度扩张的代价是［171］公民美德、社会亲密、“民族的”凝聚力、主体的外部和内部的政治效能[66]以及政府的代表性和宽和性的消逝。[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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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修昔底德一样，弗格森相信，即便“征服”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它最终“对发动者的好处还不如对征服者的好处。”“按照丰裕的程度”或者“领土的范围”为一个国家庆贺是愚蠢的，特别是在这些事物只是被看成目的本身的时候。不仅奢侈自身会“导致罪恶的激情”而且在这种奢侈是通过不义的手段获得的地方，罪恶更是会加倍。征服而保有的财富代表的是一种“悲惨而非幸福的症状”，因为它不能不沦为“挥霍、放肆和野蛮的荒淫的产物”。这就是罗马可悲的命运，“在这一万国的财富被收缴集中的中心，财富在荒淫无度或权力的残忍与虚幻中消耗殆尽”。[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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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并未完全放弃帝国主义，他实际上假设只有在追求国家安全或者展现他虑的激情时候，它才是真正可辩护的。虚荣心、自我扩张以及对财富和生存空间的欲望并非充分的动机，也无法证成它所必然会造成的痛苦。[69]不幸的是，自卫往往不是扩张主义的动机。它往往源自“野心”，这里是在这个词早期的贬斥的含义上使用，即对财富的狂妄欲望。[70]弗格森显然相信典型的或自然的社会形式与使这些类型结合在一起的手段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家庭因感情而结合；团体因社交的欲望而结合；国家因安全的欲望而结合”。但“帝国”因“强力”而结合。[71]弗格森似乎认为，除了后者，其他的都是自然的结合，因为为内在的驱动力所支持。帝国是不自然的，因为它们是被对更大的领土和财富的人为的“需要”所驱动的。[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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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弗格森也反对帝国主义，理由是它必然包括对自由的不正当的限制。被征服的国家［172］如修昔底德早已指出的，往往屈从于强力，这些强力，本质上是军事的，往往残暴不仁。弗格森偶尔也进入国际关系领域，他认为每个个体的自由依赖于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甚至享受显著自由的国家的公民，当国家屈从于其他国家的时候，也遭受了一种实际的奴役。“从人类历史来看，征服或被征服，事实上似乎都是一样的。”[73]因而，使用强力扩张领土要付出高昂的安全代价，因为当一个国家奴役另一个国家时，侵略者需要保守这种奴役，要为不断地守护掠夺的领土和征服的民众付出庞大的费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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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具有很多其他的缺陷。首先，它必然导致流血。弗格森记录了在一次地方起义中，两万人被屠杀，他赞赏地评论土著人“使自己的国家”永远摆脱“他们专横和贪得无厌的客人”的努力，后者总是蛮横地“将所有反抗他们的不公正以及篡夺的行为污蔑为变节和叛乱”。[75]帝国主义往往伴随着不公正和不便利。对殖民地的分心导致了对国内事务的忽略；省份一方面受到士兵的掠夺，一方面受国家的高税收，同时帝国的统治者易于引发民众恐惧。[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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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所罗列的帝国主义所诱发的苦难和修昔底德在其对雅典帝国主义的批判中所列举的差不多，并且和后者一样，他确信，运用强力统治将会最终促成如此做的国家的崩溃。[77]帝国主义被视为对自生自发秩序的干扰；特定国家自然演化的“精神”（反映在其特殊的制度和习惯上）服从于强加的因而也是人为的法律和习俗。弗格森追随孟德斯鸠，他认为期望将不同的民族联合在中央化的法律和政治安排下，而完全忽视文化差异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有机和演化是不明智的。[78]因而，通过军事扩张的发展往往是灾难性的。帝国瓦解是因为它们往往被统治它们的独裁者所毁灭。[79]在这一点上，弗格森对反对［173］任何形式的激进革命提出了一个罕见的例外；“革命”现在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为了“保持（社会）先前的进步状态”，革命是“必需”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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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劳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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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对于专业化的性质、发展和后果的阐述值得注意，部分是因为这在后来为他赢得名誉作出了一些小的贡献。一般认为，他的著作以对异化后果的探查和阶级剥削理论为基础，代表了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的首次经得起考验的批判。实际上，盖伊曾写道：“弗格森有关劳动分工的著述是18世纪社会学的小小胜利”。[81]弗格森对专业化的经济后果的兴趣没有斯密那么浓厚，而是关注它的社会后果。就这一点而言，《文明社会史论》开辟了新天地，或许构成了对专业化的后果的第一个充分发展的社会学解释。[82]正如莱曼所指出的，弗格森对于专业化问题的处理“做出了显著的推进……显然预示（如果不是按次序直接影响）了圣西门、孔德、斯宾塞和涂尔干”。[83]马克思也赞许地引用了弗格森的著作，这表明他也受到了弗格森关于劳动分工损毁人性的影响的分析的启发。[84]悖谬的是，劳动分工既是进步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同时，它也是衰退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就对治国理政，军事和政治安排以及防御能力的影响而言，这个事实使弗格森深受打击。[85]他并非毫无热情地写到，专业化具有很大的优势：正如我们所见，财富的日积月累，人口的迅猛增长，工艺技术的无限改进。但一般来说，他所持的观点似乎是，现代商业社会尽管提供了很多便利，然而它依然是现代学者所标注为“异化”的场景，而这一点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分工对社会和工作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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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异化？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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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对于专业化损毁人性的后果的概述在下述程度上似乎预示了马克思对相同主题的阐述，它暗示了碎片化，生产异化和人类异化的后果。［174］[86]有时，随着观念的发展被充分地意识到，与马克思的相似处变得显著。[87]实际上，正是弗格森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马克思在相同的主题上的激烈声调。[88]然而，基于现在将要给出的理由，马克思和弗格森的区别似乎不应被过于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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