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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概述了高度专业化的恶劣后果，[89]弗格森提供了其社会后果的更多细节并对其益处有更多保留。虽然斯密认为专业化产生了一种有机的团结，[90]弗格森认为它具有相反的后果。他描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劳动分工的产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开始被毁损。当劳动变得不需动脑和机械化，专业化的工人开始毫不关注他/她的狭隘的工作范围外的事情。专业化“缩减和限制了心智的视野”，使工人无法承担公共责任。[91]很快，那些工厂中的工人便成为了愚蠢的机器人，成为大机器上的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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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机械技艺……根本不需要能力；在情感和理智完全受到压制时，机械技艺会取得最大成效……人们最少用脑的地方制造业最繁荣昌盛……在这里车间可以被看成是一台由人做零件的发动机。[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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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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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纳曾指出，弗格森远没有马克思担忧专业化对心灵的影响，他更担忧专业化对社会的影响。[93]当然，弗格森在阐述其下述观念时展现了很强的原创性：工作的分化导致社会迷失方向，或者被社会学家描述为失范、疏离的状况，或者更晚近一些描述为，较低水平的社会和道德资本所导致的状况。人类天生（并且唯一的）具有合作性，能够“出于一些共同目的将自己的劳动联合起来，并且按照某些本能和理性的规则分摊共同体的负担”[94]［175］工作的专业化破坏了这种能力。当专业化似乎“允诺了”国家财富和“技艺的改进”时，实际上，它侵蚀了那些最宝贵的东西，公民的热情，社会和道德共同体。即弗格森所说的，“职业的分化……割断了社会的纽带”。[95]当劳动分工变得更为复杂和普遍，共同体失去了活力、亲密感和团结。专业化激起政治的冷漠，并抑制人活泼的本性和“独创性”。随着人们进入商业和制造业的私人与个人化的领域，对公共事务的关注越来越少。工作的专业化使人们“退出心灵和头脑的情感能够在其中最为愉快地施展的共同职业场景”，其结果是，最终，“社会分成了许多部分，但是没有一个部分是为社会本身的精神所驱动的。”专业化最有害的形式是军事功能的职业化。[96]政治和军事的退场必然导致德性的丧失以及坠入普遍的公民无能境地；当这些情况与过度扩张引发的失范后果以及懒惰和奢侈引发的衰弱无力相结合，国家的实力就遭受了危险。简单或“野蛮”的国家从未面对这些困难，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公共事务是友谊的纽结”，为共通的危险感觉所约束。[97]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每个公民都承担了部分防护领土的责任，这形成了界定和维持共同体的关键纽带。但在文明社会中，“商业精神”取代了重要的公民精神。军事上的英勇气概消逝了，因为“对财富的羡慕和欲望”倾向于带来“对危险的厌恶”。[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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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的论述虽然清楚地预见了马克思主义，但并不应像有学者所称的那样被解释成基本上是雏形马克思主义的。弗格森指出了专业化的缺陷但从未推荐它的倒返（devolvement），并且与马克思（他或许夸大了自己和弗格森的密切关系）[99]不同，他将专业化视为一种源自我们本性的多样性和创造与进步能力的完全自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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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欣然承认，对工人在经济上的剥削加剧了贫富不均，他赞同斯密的观点，认为等级区分和阶级不平等因专业化而更为严重。[100]他对不幸的劳动“阶级”也表达了极大的同情。[101]例如，旨在保护他们的法律可能实际上维护了财产的不平等。[102]他们工作的条件［176］并不理想，工作本身无趣和令人麻木。弗格森指出，“主人的才能……得到培育，而下等工匠的才能却被浪费了。”[103]他也承认，在商业环境中，“少数人的发达”倾向于“抑制多数人”，[104]而且其中的一些“职业”甚至“比奴隶更卑贱”。[105]但弗格森并没有发起对阶级剥削的攻击，他非常支持等级区分制度。阶级区分源于自然的不平等，这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弗格森指责“那种在人类的品格不再相似之后，仍然想拥有同等影响和重要性的荒谬主张。”[106]等级区分不仅对社会和“统治目的”的达成是必要的，而且内在于“自然所确立的秩序”之中。人们“适合不同的位置”，因而当他们被相应地“划分”时，“他们在自然权利方面并未遭受不公正”。[107]因此，弗格森对专业化的批判性阐释并不包含纲领性的变革要求。和斯密一样，弗格森也认为专业化的问题在目前的社会和政治安排中可以解决。[108]虽然他对商业化的陷阱的诊断具有清晰的马克思主义含义，对弗格森而言，至少规范性含义是非常不同的。不像马克思，他认为经济的剥削是商业国家必然的特征，[109]并遗憾地提到商业生活中不令人愉快的事实，但并不总是带有持续的革命性义愤或者谴责的感觉。劳动分工有缺陷但也有益处。正如弗格森哲学式地语重心长，“人的命运从来不是免于不便，所以他所遭受的不便也绝不会没有任何补偿。”。[110]而且，相较于异化的后果，他更关注专业化对美德的损害。此外，他在此最为担忧的是专业化对精英和“政治家”而非工人的公民美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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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军事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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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弗格森的早期雏形的马克思主义式的解读，容易忽视的一个方面是，弗格森将劳动分工描述为一种遍及社会各阶层的总体进程。［177］并且，和马克思不同，弗格森认为统治阶级、政治家和军事领袖才承受了专业化最坏的后果，并且也正是在这一层次上，最致命的社会后果发生了。[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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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功能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对弗格森，而且对苏格兰社会整体都是如此。在历史上，苏格兰认同和社会结构与其对军事上勇猛的要求密切相关。罗伯森认为，这一认同是诸多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事件的结果。在12和13世纪封建“骑士效忠”（knight service）这一传统体系的引入叠加在之前存在时间更长的所谓“苏格兰效忠”（Scottish service）的军事组织体系之上。在这个体系下，爵士们从“下级”阶层征兵。但随着封建制度的衰退，苏格兰人为了防止军事活力的衰减和社会亲密的弱化，采用了一种“在贵族及其追随者之间自愿地结合的劳役（manrent）体系——这种结合本身一般建立在更为持久的亲缘关系之上。”尽管军事性的社会结构在欧洲非常普遍，苏格兰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将这种社会结构与强大的尚武伦理和文化认同相结合。这种特性在1663年受到了冲击，苏格兰等级大会（the Scottish Estates）通过了一项国民军法案，该法案“承认陛下以王室的特权和无可争议的权利享有动员、武装和命令其臣民的排他性权力。”[112]当弗格森随黑色守卫团服役于弗兰德斯，最后一击降临了。在国内，卡洛登之战彻底清除了作为军事力量存在的高地部落。[113]正如罗伯森所述，这对苏格兰高地社会和苏格兰民族认同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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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6年，当在卡洛登遭遇英格兰的职业士兵时，高地军队溃败了。在被彻底镇压，解除立法权并且废除世代相传的司法权之后，他们的社会和事业被如此有效地彻底摧毁，以至于，在十一年中，高地人连同新发明的苏格兰裙都能被英格兰军队安全吸收。[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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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弗格森似乎在政治上顺应所有的这些发展，但他对它们道德和文化上的影响的却并不满意。[115]失去了苏格兰国民军意味着要更加依赖职业化的常备军，这是弗格森强烈反对的趋势。他采用并扩展了波利比乌斯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罗马的军事和市民阶层的合一是其首要的力量。[116]［178］弗格森认为，最危险的功能分化发生在士兵和政治家之间；而这两个角色应该“自然地”结合。弗格森将这种分离视为在人类精神中造成了一种分裂。“将制定政策和进行战争的艺术区别开来，无异于试图分解人类品格”。[117]而且，一个“不懂战争”的政治家对于国家防卫的用处就像“一个不熟悉多变的风暴”的“水兵”一样。[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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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军问题是苏格兰政治话语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弗莱彻的行动中最为明显）。弗格森在《文明社会史论》以及两篇未发表的文章中（《论政治家和战士》和《论社会中技艺进步导致的部门、专业和工作的分化》）最为充分地发展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其中，他重点关注的是公共美德的公民人文主义主题以及公民人格和德性的重要性。因为在18世纪后半叶，国民军问题特别具有争议性，所以弗格森的两本赞成国民军制度的小册子是匿名发表的。[119]《国民军建立前的思考》（1756）以及《玛格丽特（通常称为佩格，约翰牛先生唯一合法的妹妹）案件始末》（1761）主张，苏格兰享有组建自己的国民军的权利。写作它们是在法国入侵威胁的背景下，应对和回应皮特1757年提交的国民军法案特意地将苏格兰排除在外，以及《苏格兰国民军法案》（1760）的失败。[120]像《苏格兰国民军法案》一样，皮特所提出的法案反映了英格兰对詹姆斯二世党人进一步起义的担忧。[121]弗格森的两本小册子都引起了很大关注，并且在1762年，他作为创始成员建立了“拨火棍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积极争取建立苏格兰国民军。[122]其他成员包括霍姆和卡莱尔。[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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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并不是弗格森关注的唯一问题。依赖职业化的军队与不断发展的市场文化一起导致了美德的总体衰落。在《国民军建立前的思考》中，弗格森提出，苏格兰已经成为“一个制造者的民族，在其中每个人限于特定的分支并且染上了他的行当的习惯和怪癖”。一方面，这种发展的积极后果是“我们提供了出色的作品”，但另一方面，存在一种［179］“教育出粗野，卑鄙，缺乏情感和礼貌，可能会遭受他们国家的敌人之掠夺、侮辱和压榨的人们”的趋势。[124]当市民性格和军事特征相分离时，国家的精神“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害”。[125]在弗格森看来，设立常备军并不比已经灭绝了的雇佣军好多少，后者的忠诚度一直是个问题。“最著名的斗士还是公民”，[126]地米斯托克利、阿里斯蒂德（Aristides）、伯里克利被认为是综合性的公民人格的典范，弗格森对此非常怀念。弗格森热情地将古典纪录中的战士—政治家理想化，并以极大的热情表达了自己对这一主题的观点。他对麦克弗森的《奥西恩》的支持也反映了他对与前商业主体密切相关的重要的军事美德的钦佩。有时，这种钦佩几乎就是一种尚古主义，而给定弗格森对现代性以及物质和道德进步的重要信念，这种尚古主义是他显然希望避免的。斯密也对专业化导致的人类品格的分裂感到遗憾，但他似乎更加关注劳动分工对智识而非军事或政治美德的影响。[127]斯密和弗格森似乎在国民军问题上似乎有很大分歧；实际上，谢尔认为弗格森的观点就是为了直接回应斯密。[128]虽然弗格森可能高估了他们之间的区别，[129]然而，斯密在国家防御问题上的观点还是与弗格森有区别，因为前者那里“没有财富与力量冲突的困境”。[130]斯密认为，职业军队［180］更能干和高效，比国民军更能保护自由，[131]当他在《国富论》中概述了这个观点之后，弗格森给他写了下面这封信。在这封信中，他指出，尽管他赞同斯密的大部分观点，在涉及常备军的问题上，他持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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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您激怒教会、大学和商人了，在这一点上我愿意支持您反对他们；但您还激怒了国民军，对此我必须反对您。这个国家的绅士和农民不需要哲学家的权威，使得他们闲置和漠视那些他们自己就能拥有的每一种资源。[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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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和平时期，职业化的常备军是可以接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能干的人民就“应该放弃使用武力”。[133]在弗格森看来，现代的职业军人有缺陷，因为他们在道德、技术和精神上都存在分裂。在专业化的过程中，人民的技艺和行为举止都得到改进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当同样的专业化导致一个腐败的国家时，这一代价是不值得的。一般的“交易者”会发现，当“他的”行为举止因现代性而显著增强时，“他”遭受了所有重要的军事美德上的损失。这个交易是个零和博弈，因为通过专业化变得富裕的商人“具有所有的美德，除了捍卫其获取物的力量”。对弗格森而言，“财富或美德”之间的替代非常复杂，因为离开了真正的美德，财富便无法持久保有，但物质财富往往以美德为代价。还需注意的是，弗格森提到的新获得的美德仅仅是冷静的、次要的、事业上的美德，守时和商业诚信等，而为了获得它们所丧失的美德是核心的公民美德，他认为这不是划算的交易。[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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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弗格森有关国民军问题的论述能够为他在黑卫士兵团的岁月所说明，[135]但古典和新古典的来源如马基雅维利和波利比乌斯的影响也确实存在。两者都支持国民军，因为技术和战术上的优势不能弥补勇气的匮乏。既然国民军往往“为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孩子而战斗，他们在战争中的愤怒就不会衰减”。[136]弗格森谴责雇佣军，因为他们靠不住，缺乏活力。众所周知，他们难于管控，他们的声誉无法维持。［181］他们容易背信弃义、不服从命令和叛乱，并且因为传播唯利是图而威胁普罗大众的公民精神。除了提供对抗侵略者的一点可怜的安全之外，职业军队是内部不稳定的潜在来源，因为相比于国民军，他们更会可能篡夺权力或推举野心勃勃的暴君。[137]（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对雇佣军进行了几乎同样冗长的控诉）。[138]与常备军相比，国民军具有三个主要优势：他们对所防护的领土有个人的利害关系；他们人数上往往比敌人多并且他们更为便宜。[139]弗格森不赞同常备军具有更高能力水平的观点，相反，他有几分乐观地认为，在危急时刻，国民军虽然“起初处于劣势”，但往往积极性更高，能迅速地激发到职业化军队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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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愁闷地预测，古罗马是不可能复现的，当类似于大不列颠这样“文明和智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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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战争艺术存在于一些生搬硬套的形式中；平民和士兵的区别会和男女之别一样显著；公民拥有财产，但他没有能力或无须捍卫财产；士兵的职责在于为他人捍卫他也被教导着去渴望，而且能够为自己获取的东西。简而言之，一些人在保持社会制度中利益攸关，但却没有能力；另一些人有捍卫社会制度的能力，但是却没有捍卫它的倾向或者利益。[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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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认为，为了保护国家免受内部和外部的威胁，兵役应该是附属的责任；是所有人义不容辞的义务。[141]士兵对雇主的忠诚和对祖国的忠诚是截然不同的，这使得一旦雇主（通常是一位将军）决定发展“他”自己的事业，士兵就容易沦为国民的敌人。同时，武装的国民往往预备和能够保护其权利免受野心勃勃的暴君的侵害，相反，那些习惯于依赖职业军人来保护他们的民众非常无用、胆小和“女人气”。[142] 为了迎合这种工作专业化的“致命的改进”而被“缴了械”的民族，只能是愚蠢地“将自己的安全寄托于在野心和强力的法庭上做出理性和正义的呼吁”。[143]在英格兰的例子中，弗格森很可能心中所想的是克伦威尔传达的惩罚性教训，他动员一支职业化的军队成功地发起和维持了一场革命。[144]在此问题上弗格森所提议的改革［182］是他唯一一次对自生自发秩序的自然进程的坚定信念的重要背离。在所有其他的方面，他基本上是保守的。[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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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友情和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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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弗格森而言，另一个堕落的来源是商业文化对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影响。新的社会契约会导致疏远、孤立和情感的贫乏。市场社会的契约关系“将交易的精神引入感情上的交流”。文明时代中的联系变得如此恶劣，“朋友间的义务都需要以规则来所求”。在“对利益的敏感性不断增长”和市场的支配性伦理的情况下，我们将“友爱本身视为一项任务”。[146]“与（前商业社会的）人们对其朋友或同伴的热情相比”，在商业社会中友情的 “纽带”变得“非常脆弱”。而野蛮时代的人总是不顾危险怀着“热烈的情感”“跟随”其朋友，当后者“处于危险之中”更是如此。在“最简朴的条件下”生活的那些人，联合起来并不是为了最大化利益，相反“友谊的热情……在人们胸中燃起了火焰，这是对私人利益或者安全的考虑所不能抑制的。”前商业时代的人们也不会伪装出文明社会的那种一视同仁的友谊，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假装他们没有实际上感受到的情感”。[147]我们可以将这些观察与一个半世纪之后的之后韦伯作出的观察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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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市场被允许遵循其自身的自发趋势，它的参与者便只会关注商品而不会关注彼此的人格；兄弟间的义务或尊敬不复存在，为私人纽带所维系的那种自发的人际关系也不复存在。这些私人纽带恰恰会阻碍赤裸裸的市场关系的自由发展，而其特殊的利益反过来又削弱了这些阻碍所依赖的情感。市场行为受到对利益的理性和有意追求的影响。[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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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和弗格森的同辈卢梭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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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貌要求这样，礼仪要求那样，仪式有其形式，流行有其法则，这是我们必须总是遵循的，处处都要讲究礼貌，举止要循规蹈矩，做事要合乎习惯，而不能按自己的天性行事，谁也不敢表现真实的自己。在这种永恒的桎梏下，构成这个称为社会的一群人，如果没有强大的动机使他们脱离这种状态，他们就会永远处于那个环境中，永远做着那些事，而我们也永远搞不清楚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怎样一个人，必须要等到重大的关头来临之时，才能看出他是不是真正的朋友，也就是说，必须要等到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再等了，才能看清他的本来面目。因为，只有在重大的关头，对朋友的认识才最透彻。人心难测，怎能不随之而产生一系列坏事呢！真诚的友谊没有了，对人的真心的敬爱没有了，深厚的信任感没有了。［183］在那千篇一律的虚伪礼仪的面纱掩盖下，在我们夸赞为我们这个世纪的文明所产生的谦谦君子风度的面纱掩盖下，人与人之间却彼此猜疑，互存戒心，冷漠，互相仇恨和背信弃义。[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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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和休谟与弗格森的看法相反，他们都认为，商业并非是疏远的现象，而是通过促进个人关系和相互依赖创造了社会性的高级形式。[150]两者都拒绝弗格森所赞扬的简单的社会形式，而支持较大规模的、受无偏的正义调控的、非特殊性的共同体。弗格森欣喜地将前商业社会描绘成由仁爱和共同的利益所联系起来的亲密的“友谊的纽结”，休谟并不认可，他认为野蛮时期处于一种沉闷的“孤独”的状态，每个人都被迫以“冷漠的方式”与其同伴相处。前商业社会生活无趣，感情贫瘠，与商业社会的活力和社交相比黯然失色，在商业社会中人们“涌向城市并乐于接受和传播知识”。[151]商业生活促成了新型的市民社会，它以正直、开放、友好，以及社团和学会的蓬勃发展为特征，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贵族特权和其他排他性社会范畴的瓦解。同时，斯密认为，商业社会因同情、正义原则以及功利（而非仁慈这一首要美德）而最好地联系在一起。[152]弗格森认为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忽略了这个“事实”，即在物质条件困难和苛刻的团体中“社会纽带”实际上是最为牢固的。[153]（尽管仔细的读者会发现这个“事实”实际上是支持而非反驳了功利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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